毛泽东和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在一起。前排右七为毛泽东，左五为周恩来，后排右一为习仲勋。（中红网-习仲勋纪念馆网）

毛泽东同意习仲勋关于老区土改各项意见给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的电报。（中红网-习仲勋纪念馆网）

1958年5月，习仲勋和周恩来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与劳动者一起吃午饭。（中红网-习仲勋纪念馆网）

习仲勋和叶剑英（左二）、许世友（右二）、杨尚昆（右一）在一起。（中红网-习仲勋纪念馆网）

1978年，习仲勋与习近平在海南。（中红网-习仲勋纪念馆网）

    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习仲勋

    引子

    写下这个题目，引用两位伟人的语录，我心中的崇敬之情再次油然而生。毛泽东同志和习仲勋同志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由于革命工作的分工和领导职务的不同、经历阅历的差异，毛泽东同志与习仲勋同志成为上下级关系。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两位领袖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非常深厚、非常真挚的革命情谊。

    我对毛泽东同志和习仲勋同志的革命情谊有三个“非常”的认知、认同、认识，是有真实史料做为充分依据的，是经过深入研究的结论。2006年春夏之交，受习仲勋同志家人的委托，我们中红网创建了《习仲勋纪念馆网》。当时，全国还没有建立任何纪念习仲勋同志的场馆设施以及网上纪念馆，所以我们中红网是中国第一个建立纪念习仲勋同志的“网馆”平台。从那时起，我们一边加强网站维护和软件建设，一边积极主动到各地采访和收集习仲勋同志的史料。我们持续开展习仲勋同志研究，先后举办了纪念习老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习老与党的群众路线专题座谈会、习老与党的改革开放专题座谈会、习老与中华传统文化专题座谈会等多次研讨活动。岁月匆匆，收获多多。正是通过这12年来的史料挖掘、广泛了解、深度研讨，让我找到了、看到了、听到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同志与习仲勋同志，在领导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相互无比信任和倾心支持的感人故事，以及建立的让人赞赏和感慨的深厚情谊。

    历史发展进入新的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党的建设，特别强调党的干部要讲党性、讲原则、讲大局、讲正气。因此，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同志和习仲勋同志在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表现出的高风亮节、高洁品德，学习他们的高尚情操和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一
    南有瑞金苏维埃政府毛主席
    北有照金苏维埃政府习主席

    毛泽东同志和习仲勋同志的革命友谊，是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正是这个非常特殊和特别艰难的历史时期，使两位伟大人物的相遇及其后来的革命生涯具有传奇般的色彩。

    上个世纪30年代，毛泽东和朱德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久又开创了中央苏区。

    1927年8月7日，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革命道理，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论断。会后，毛泽东到湖南、江西边界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接着，又率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从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1930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从1930年底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被当选为主席。

    此时，在远离党中央的大西北，也活跃着一支由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和一块“红色割据”——这就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习仲勋于1930年开展兵运工作，1933年3月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参与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南梁革命根据地。1934年2月，习仲勋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才20岁，被人们称为“娃娃主席”。他向毛泽东学习，参与领导了陕甘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武装，反击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

    就这样，两位苏维埃主席，一个在瑞金，一个在照金，一南一北，互相呼应，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阵线的一道亮丽风景。

    二
    毛泽东“停止捕人”的指示救了习仲勋
    习仲勋严正指出“是中央救了陕北”

    1935年9月，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遭到了来自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打击和摧残。在那些充满危险的日子里，中央代表一到陕北，立即大搞“肃反”运动。他们怀疑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的正确路线，把刘志丹、习仲勋为了加快发展革命力量、分化敌人而采取的“争取敌军上层起义，争取中间力量支持红军”等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歪曲成“右倾投降”，定性为“反革命”，并据此认定陕北红军中特别是高级领导人中有许多“反革命分子”。

    在这场腥风血雨中，刘志丹、习仲勋首当其冲被这些极左分子当做“反革命”关押起来。他们把习仲勋等人关在小黑屋里，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逼迫他承认陕北党和红军领导人执行的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习仲勋与他们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拒不认罪。对这段历史，习仲勋这样回忆：“我被关押了，起初在王家坪，后来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一起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在吴起镇好几处村落的墙壁和大树上，看到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布告，布告上署着“主席习仲勋”的落款。从此，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毛泽东听说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被抓的消息后，立即派李维汉、贾拓夫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证实西北苏区正在肃反。毛泽东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必须停止捕人。”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个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经过艰苦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了坚固可靠的“落脚点”，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决策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为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线，提供了坚固可靠的“出发点”。

    1935年9月，王明“左”倾路线影响波及根据地，大举肃反，把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陷入严重危机。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进抵甘肃南部，他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等的消息后，对中央红军指战员说：“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毛泽东还指出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走过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

    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对刘志丹、习仲勋等被关押的事件十分重视。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工作。当他们汇报到“肃反”问题时，毛泽东讲：“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以立刻释放。” 并立刻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旋即，毛泽东指派刚刚担任国家保卫局长的王首道，前往省委所在地瓦窑堡进行调查。临行前，毛泽东还专门与王首道谈话，叮嘱他“杀人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出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记住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接着，毛泽东还交代王首道，一定要向他们（指极左分子）讲明白，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为了使王首道的这次行动更有力量，毛泽东在征得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后，组成临时中央工作组，指定王首道为工作组组长。王首道记住了毛泽东的话，他真正理解了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杀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用心良苦。王首道受命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瓦窑堡，立即向那些极左分子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要求立即放人。在这样的高压情势下，极左分子不得不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人。

    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达到陕北、立足陕北后，又有一些人别有用心地散布政治是非，说“是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在不同场合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1978年12月20日，习仲勋在《人民日报》发表《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的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文中写道：“千里雷声万里闪。在十分危急的关头，毛主席来了，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西北苏区又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三
    第一次见到习仲勋，毛泽东十分惊讶：“原来你这么年轻”
    第一次听毛主席作报告，习仲勋感到：“我心里高兴极了”

    毛泽东一回到瓦窑堡，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刘志丹。毛泽东问：“其他同志都好吧！习仲勋呢？”刘志丹说：“都好都好，习仲勋已住进了党校。我已奉中央的命令正在组建红二十八军。”1935年12月27日，习仲勋在瓦窑堡中央党校，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恩来。

    在中央党校，毛泽东来给大家讲课。他走进教室，向全场扫视了一下，问：“谁是习仲勋？”习仲勋站起来说：“我是！”毛泽东走到习仲勋跟前打量一番，笑着说：“我长征途中，在布告上看到你的大名，原来你才是个娃娃。多大了？”习仲勋说：“今年22岁！”毛泽东又问：“当主席几年了？”旁边一同志插话：“4年了！”

    毛泽东十分惊讶：“原来你这么年轻！”对习仲勋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这声感慨发自内心，因为他是在长征到达吴起镇后，先从“布告”上看见习仲勋的名字，再通过听会议汇报了解了习仲勋。此刻见到了活生生的习仲勋，毛泽东更加坚信自己“刀下留人”的决定没有错。习仲勋听到毛泽东的大名，如雷贯耳，精神十分振奋。毛泽东与习仲勋交谈了许多话，从家世、经历，一直谈到当前的工作。通过交流，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忠诚、赤诚、真诚，对习仲勋的才干、能力、水平，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习仲勋对“自己要永远跟着毛泽东干革命到底”的敬仰、信赖之情，也油然而生。

    在生死关头，习仲勋坚持真理，敢于斗争，毫不屈服，深受毛泽东的赏识。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解救”的习仲勋，重新回到陕北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习仲勋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聆听了毛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和听到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大报告。毛泽东那政治家、军事家的高大形象和充满战略思想、宏观睿智的理论自信，在习仲勋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记忆。习仲勋在晚年撰写的《历史的回顾》一文中写道：“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习仲勋则不断委以重任：1936年6月，中央决定习仲勋参加西征，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9月，中央决定调回习仲勋，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习仲勋任关中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军分区政委、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委。1942年7月，中央调任习仲勋为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1943年2月，习仲勋改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委。1944年，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组建八路军南下支队；南下之前，毛泽东找习仲勋谈话，讲到“我们不能老困守在陕甘宁边区，为了全国的解放，我想建议你随王震一起南下”。过了几天，毛泽东又找习仲勋谈话：“我考虑再三，你还是应该留在陕北，让我们一起首先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当务之急。”1945年6月，习仲勋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7月，任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不久，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习仲勋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四
    毛泽东提名习仲勋当西北局书记
    33岁的习仲勋成为毛泽东的“肱股之臣”

    党中央、毛泽东不断调整习仲勋的工作岗位，是有目的培养和锻炼习仲勋。习仲勋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期望，在血与火、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考验中，不断进步，健康成长为一名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有丰富经验的、合格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进步看在眼里，在多种场合给予很高评价，还一再在中央最高决策层中提议安排习仲勋更重要的领导职务，给习仲勋压更重的担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根据革命斗争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调整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班子。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习仲勋刚刚33岁。就这样，1945年10月，年轻的习仲勋于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独当一面的“肱股之臣”。

    习仲勋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岗位上，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特别是在后来展开的解放战争并取得伟大胜利，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做出了重大贡献。

    习仲勋同志胜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一职，除了政治上完全合格，在指挥军事方面也有很强的才能。红军时期，习仲勋在担任陕北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职务时，就协助刘志丹开展陕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多次直接参与谋划军事方略。毛泽东在推荐和决定习仲勋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时，对习仲勋军事才能这一点非常看重。解放战争开始不久，为了让习仲勋熟悉对大兵团作战的指挥，毛泽东提议让习仲勋担任野战军大兵团的领导职务。中央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断对习仲勋委以军事方面的重任。从1947年起，习仲勋历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

    习仲勋不负党中央和毛泽东所望。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习仲勋协助彭德怀指挥在西北野战兵团，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创造出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三战三捷”的战争奇迹。接着，习仲勋又参与指挥了陇东和三边战役。在此过程中，习仲勋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和发挥。彭德怀对习仲勋的军事才能评价也很高。毛泽东也看到了习仲勋的军事才干，决定在军事上让他得到更多的锻炼。1947年7月，中央决定，习仲勋再次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一起，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1949年2月起，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委。

    五
    毛泽东评价习仲勋已“炉火纯青”
    习仲勋函电毛泽东提出反对“左”倾情绪

    习仲勋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为党内领导同志所公认。特别是对“左”倾现象的察觉、防范和抵制、反对，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1947年冬季，各个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运动中，有些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战时期的半老区，发生了与新区土地改革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为。习仲勋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即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的一个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要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发去3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要反对和纠正“左”倾问题——

    在1月4日给中央的信中，习仲勋指出：“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情绪。”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发生的违犯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村，边区文化协会的胡采领导的工作团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烤，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

    毛泽东收到这份报告后，即于1月9日作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

    1月19日，习仲勋就“义合会议”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

    1947年冬，西北局在陕北绥德义合镇召开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三查会议。由于在这个会上刮起的一股极“左”旋风，直接波及到土地改革运动，有些地方在所谓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的状况。更有甚者，有人提出 “志丹四大家族”问题，将陕甘宁苏区创建者、群众领袖刘志丹和他的战友马锡五、王子宜、曹力如等的家属，列入土改对象；部队司令员张达志的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有的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有的劳动英雄因有余粮被当成斗争对象。

    习仲勋在电文中严正指出：“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他又说：“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一切破坏得精光。”同时，习仲勋在电文中对老区的阶级状况，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科学分析：“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份下降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烟浪荡致贫的。”“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在报告最后，习仲勋科学作出论断：“真正的基本好的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毛泽东收阅这份十分重要的文件后，于1月29日作出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 ’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不久，党中央向各个解放区发出了《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 》文件。周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在起草这个文件时，充分吸收和采纳了习仲勋的真知灼见。在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习仲勋同志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这不仅在当时的土地改革，而且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中，都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习仲勋同志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工作成就，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赞赏和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习仲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此时的习仲勋，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全面主持西北地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1952年初的一天，毛泽东收到并批阅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报告——《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这个报告包括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等，内容丰富，论述精辟，为中央领导对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复杂的大西北做好政治改革等各项工作提供出一个蓝本。毛泽东阅读后，对习仲勋的报告十分赞赏，内心也十分高兴。这时，正好薄一波同志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毛泽东便朝薄一波说：“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薄一波脱口而出：“年轻有为。”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亲耳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仲勋。但此时薄一波并不只是说好话，而是实事求是从内心佩服习仲勋。听了薄一波的回答，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他如今已经“炉火纯青”了。

    六
    毛泽东称赞习仲勋“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稳慎进行”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共有2350万多人。同时，那里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在全面主持西北地区工作时，确立了一个完全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符合实际的工作思路——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在解决当时新疆地区民族矛盾问题上，习仲勋又适时提出 “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 的基本方针。

    1952年7月，习仲勋受毛泽东之命，亲赴新疆，最终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叛乱”首领项谦的归顺，妥善地解决了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使各民族重归于好，和睦如初。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这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的一个”代表作”——

    项谦是西北地区一个拥有武装力量和政治、宗教势力的上层代表人物。争取项谦的“归顺”，是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并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重要方面。1949年底，项谦与马步芳100师师长谭呈祥、骑兵14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2军，发动叛乱。

    为了尽快平息这场叛乱和稳定局势，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他高瞻远瞩，多次指示青海省委领导，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决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于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于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说：“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

    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0年8月，项谦“归顺”，来到西宁，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后，却又背信食言。1951年9月，对项谦第8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在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提议，坚决要求政府出兵昂拉进剿。

    习仲勋收到这份电报后，当即复电劝阻：“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

    鉴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习仲勋报经中央请示同意，于1952年5月1日至5月3日发起平叛战斗，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此时，有些人认为再争取项谦的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必须坚决消灭。习仲勋即电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归顺政府，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1952年7月11日下午，项谦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感召下，终于心悦诚服地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8月11日，“归顺”政府的项谦负疚抱悔来到兰州，握着习仲勋的手躬身认罪，向习仲勋献上洁白的哈达，喜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

    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身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在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的斗争中，他们的工作自始至终得到了习仲勋的指示，收到了卓著的成效。

    在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做好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时，习仲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分析研究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本民族本地区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社会影响等的形成与存在；十分注重他们在各种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活动、政治态度；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及宗教信仰对他们思想意识和精神品德的教化效应。习仲勋以共产党人的远大眼光，坦荡襟怀，博大爱心，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以心相交，以诚相待，合作共事，使他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他们本民族的真正拯救者、本民族利益的坚定保护者。

    甘肃南部藏族首领黄正清，就是习仲勋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成为“至交挚友”的典范——

    1953年春，甘肃临夏原国民党县参议长马良，在台湾国民党的指挥和援助下，纠集国民党军残部和流氓惯匪，在甘(甘肃)川(四川)边界藏族地区，继续与人民为敌，气焰十分嚣张。同时，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用封官许愿、物质引诱的手段，“策反”已担任我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黄正清脱离政府，为马良在甘南地区立足作乱提供基地和条件。

    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指示，坚决彻底剿灭马良反革命武装力量，由人民解放军第11师和几个骑兵团前往进剿；任命黄正清为剿匪总指挥部副司令员。在离开西安前往剿匪前线时，习仲勋约黄正清话别，将自己携带多年的博克手枪馈赠给黄正清，说：“带上它，好护身。”

    黄正清接过手枪，顿时热泪横流，百感交集：自己身陷台湾国民党施行的“策反”诡计而遭到军内外议论之际，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习仲勋却信任不疑、赋予重任！黄正清就座后，习仲勋语重心长地说：“组织相信你能完成这次剿匪任务。这次去要大胆地工作，发挥你的影响。我们共事几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今后有事可随时打招呼。不管外面有人说什么，你都不要顾虑。”同时，习仲勋将有关方面获得的情报坦诚地通报了他：台湾国民党正在到处找他，并已派飞机窜入甘南上空，给他空投了一封任命状、一个关防、一部电台，现都在马良手里。当黄正清听说了这些情况，面露难色时，习仲勋宽慰黄正清：“你到甘南后，如果有人将那些任命状、关防、电台给你送去，你不要怕，收下后，向上反映就行了。”

    到达甘南夏河的第三天，黄正清果然收到马良派人送来的一张由蒋中正签署的“守备司令”任命状和一枚关防印。黄正清当即将它转交至西北军政委员会。在整个剿匪战斗中，黄正清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来，黄正清长期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工作，成为至交挚友。习仲勋晚年患病期间，黄正清千里迢迢赶来探望；倆位老战友的手紧紧握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