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毙就毙，让我跪下，不可能”

    中红网：听说你后来不幸被俘了，有这回事吗？

    王定烈：可不是。我们刚走到大路上，手电筒的光就刺得我们睁不开眼，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至近，敌人一阵风似的到了我们跟前，将我们五花大绑。他们先搜我们的身，看看有什么好东西，没有东西可拿，就扒了我们的衣服拿走。接着就要我们跪下，说要枪毙我。我的二杆子劲儿一下子上来了，心里打定主意，不管他们推我还是按我，我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梗着脖子说：“你要毙就毙，让我跪下，不可能！”正在这时，远处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见状大喊：“不要开枪，要活的。”于是那几个兵把刚上膛的子弹又退了出来，我就这样当了俘虏。

   我们被抓走以后，先被关在一个地窖里面。马家军每天给我们一人一钵稀糊糊，搬个梯子送下去。就这样关了三天，又把我们和另外百十个红军战俘集中起来送到甘州县城（今张掖市），关在那里的一个马圈里面。

    一天我正在一堆马草里头睡觉，忽然有个年轻的女护士看见了我，把我包伤口的纱布揭开，只见无数的小蛆都聚成了疙瘩，正在缓缓地蠕动呢，她见状就飞快地跑了。我以为她是被吓跑的，心里很是难受。不料过了一会儿，她就带着药和新的纱布走了过来，她慢慢地，很轻柔地给我敷上药，包上纱布。一滴滴的泪水，就掉在我的脸上。

    后来她又来过几次，帮我调养伤口。那时我还不到20岁，她也比我大不了多少，我们慢慢就熟了，也常常聊些话题。有一次，她怜爱地看着我的伤口，像我的亲姐姐一般关切地说：“小弟弟，你的伤好了以后，就到我们医院去，以后你学医学好吗？不要打仗了。”我苦笑着摇摇头，她又说，“要不你到我家去吧，当我的弟弟好吗？”说完，她很认真而又有所期盼地看着我的眼睛。她的眼神我永远也忘不了,我感谢她给予我的关爱，可我怎么也不能轻易放弃自己参军的理想，我还要为新中国的成立打天下呢！

    记者：她是当地医院的护士吗？

    王定烈：是的，那个医院叫红十字院，后来她告诉我，是地下党派她来的。

    中红网：当时，浑身创痛，等待死亡的你，实际上还只是一个孩子，可经历的却是战争与杀戮，血腥与死亡，心中充满仇恨的火焰。柔情似水的护士多么希望你能放下手中枪，像无数同龄人那样，回到社会过平凡的生活。但你已经回不去了，因为你的归属感决定红军就是他的家，理想与信念已经支撑着你从无数次血战中逃生，又何尝不能给你继续战斗下去的动力呢？

    后来，你又见到她了吗？

    王定烈：曾找过几次，但再也没有她的音信。

    离开甘州以后，我们就被送到武威修兰新公路，修公路的人都是被俘虏的红军伤病员，一共被编了12个连，一个连一百多号人。我们这一千五百多人就被称为‘补充团’。有一天我们补充团到一片空地集合，有个官员模样的人来给我们训话，一看那个人我浑身的血就往脑门上涌，这个家伙就是郭锡山，他投降了敌人成了参议，还想劝我们也投降。我心里骂他是个混蛋，骂着骂着，眼前一黑就仰面倒在地上了。这一倒倒得真好，把我卡在腰里面的子弹调了个头，那天一枪打过来时子弹是横着打进去的，结果因为猛的一受力，就由横变直了，这样我就又能挺起腰杆了。

    那个狗叛徒是河南人，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把他揪出来枪毙了。

    中红网：那么这颗子弹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你什么时候才彻底地告别了它？

    王定烈：那颗子弹打穿了我的肾，别在了腰眼上，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还算是个年轻人，平时也感觉不到什么，除非阴雨天才会感到腰痛，就这样一直到了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我从朝鲜回来，到广州做了手术才将它取了出来。我把这颗子弹用纱布包好，放在铁盒子里收藏。后来听说军事博物馆征集这些东西，我就把它送给了军博，还特地写了一段话：“仇恨的一颗子弹，在某年某月某战役打进我的身体……”

    中红网：你当时伤得这么重，在修公路的时候怎么吃得消？

    王定烈：当时我的腰实在是很痛，根本修不了公路，就在驻地里面给大家烧开水，烧好了送到工地上去，后来难友们见我连提开水都很吃力，就叫我把水烧开之后，喊他们自己来提。

    中红网：在劳动过程中你们想过逃跑去陕北吗？

    王定烈：当时我们这些人大多数是党员，青年团员，对党的忠诚也都基本一致，所以迅速就建立了党组织。我们当时开党小组会议，主要商讨两件事情，一是防止少数人被马家军笼络当叛徒；二是等大家身体恢复了以后，把仓库里的枪抢出来，组织一个暴动。结果我们正在研究如何组织暴动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对我们有利的意外。因为抗日战争开始了，蒋介石的军队在淞沪抵抗日本鬼子好几个月后，上海最终失守，参战部队伤亡非常大，于是蒋介石就要求全国各地的军政长官抽调人力补充部队。马步芳当然不想抽他自己的人了，就决定把我们这些人调出来应付蒋介石。于是补充团就出发了。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中红网：后来你是怎样逃离虎口，回到陕北延安的？

    王定烈：我们这次既然有机会出来，当然每个人都想早日回到党的怀抱。到兰州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这里有八路军办事处，可是负责运送我们的人却不知从哪里找到了很多辆大卡车，结果没有在兰州停留，马不停蹄地将我们运往西安。在兰州到西安的路上，我们有辆卡车在六盘山行路的途中掉了一个轮胎，有好几个战友摔伤了。

    走到西安时，运送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决定休息一天，第二天向武汉前线进发。正巧那天汽车停在了西安的革命公园，我们就走到公园里头喝水吃饭。这时我们忽然看到两个八路军模样的人，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同志，我们不顾一切，拉住了他们的手，他们也是惊喜不已，告诉我们办事处就在附近。于是我们就去办事处找主任吴玉章，要求回延安。办事处便用电台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跟蒋介石发电报，说有一批红军要回延安，经过一番周折，蒋介石最终批准我们回延安。听到这个消息，办事处同志赶紧跑到街上去买西安的各种小吃，送到我们连队里，大家都吃的非常开心，那时附近学校还没有开学，楼房都是空的，我们就住了进去，在里面整整逗留了七天后，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们意气风发地步行了大概五六天，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延安。到延安后我们在一个空地上被集合起来准备开会，会场很简单，只摆上几张桌子，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都接见我们，还讲了话。毛泽东的讲话大致意思就是欢迎同志们回来，西路军的同志们作战勇敢，是好样的等等。

    西路军的经历，给我的思想、毅力、斗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度生死、几游地狱，什么都领教了，什么也不可怕，腰间的子弹，头上、臂上的刀疤时时告诉我，要干什么，怎么干！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们昂起头来，毫不畏惧地去作党的斗士、人民的斗士，让革命者的碧血染红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