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遭马匪军杀害的红军战士。（中红网红色图库）

被马匪军俘虏的西路军男女战士。（中红网红色图库）

    “记得过了黄河以后，我们很是茫然”

    中红网：记得有一首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的“打骑兵”歌，曾为西路军战士所广泛传唱。歌词是这样的：“敌人的骑兵不须怕，沉着敏捷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字枪快放一声杀！我们瞄准他，我们消灭他，我们打垮他！”为什么你却觉得马家军的战斗力比红军强？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

    王定烈：渡河之后不久，我就第一次见到了马家军。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灰色军装，面相狰狞，作战也不怕死，我们骂他们“灰狗日儿”。交手几次以后，我就觉得跟他们打，我们攻也不是，守也不是，怎么打都吃亏。如果我们打我们擅长的运动战，主动攻击他的话，由于敌人大都是骑兵，机动性肯定要好过我们这些两条腿的，所以我们追不上他，更别说吃掉他了。如果他们攻我们守，那倒霉的也还是我们，因为我们实在缺乏打骑兵的经验，自然心里紧张没底。敌人骑马冲来时，又喊又叫，手举着明晃晃的大刀，眼看越冲越近，我们却打不倒他，可越打不到还越紧张，于是就乱打一气，有时还会打倒自己人。

    1936年10月、11月，战事并不激烈，但补给和气候这两个实际问题却着实难倒了我们。我们路过的地区人烟十分稀少，取得补给甚是困难，有时走几十里路还看不见个村庄，后来才知道只有有水的地方才可能有人住。最要命的是我们极端不适应甘肃的气候，河西走廊的冬天奇冷，白天气温都经常到达零下一二十度，我们既没有棉衣，也没有毛衣，甚至没有毛背心，都是单衣单裤怎么能受得了。我的不少战友因为没有帽子，耳朵冻僵后被火一烤就坏了，还有太多的人鼻子或腿冻坏了。

    中红网：西安事变爆发后，部队的形势是不是稍微好转了些？

    王定烈：开始大家觉得形势一定会朝有利红军的方向发展。那天部队正在宿营，董振堂军长兴冲冲地走到我们团部，告诉我们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大家听了都十分高兴，都说这下好了，可别让蒋光头这个狗日的跑了。可谁也没想到，正是西安事变，使部队开始走向一条不归路。

巍然耸立的永昌西路军烈士纪念碑，记载着一个个红色悲歌。（中红网红色图库）

    因为这样一来，中央取消了宁夏战役计划，已经到了河西的红军就被叫做西路军，而我们西路军新的任务就是打到新疆去，争取第三国际的援助。新疆军阀盛世才当时还是同情我们的，陈云同志在新疆可以直接同中央和莫斯科联络。他告诉我们，斯大林准备了二百门炮和数十万发子弹，等着我们过去接收。于是我们五军一直走在全军的先头，沿着长城西进。我们这个军无论是人数、还是子弹都少得可怜，号称两个师，实际只有四个团的兵力。军部带两个团到了高台，一口气打下县城，离高台东面四十华里有个叫临泽的县，剩下的两个团就在那里驻扎。我们的目的是守住这两个地方，等待跟进的主力前来接收。可是我们在前面走，敌人就跟在后面追，不久就把高台包围了。敌人日夜集中力量攻打高台，我们在临泽的部队无法支援，因为临泽也是很重要的据点，这里还有四方面军后勤部及物资，两个团的兵力连守城也不够。后面的九军在路上又遇到敌人阻击，也不能来增援了，结果我们守高台的所有指战员差不多都英勇牺牲了，其中就包括董振堂军长，还有我的四川老乡、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