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政府，仍照常在自己的辖区内开展工作，安然无恙。
再次，是所谓群众蒙受了重大牺牲。实际情况是：只部份地区有些损失，这主要是在宁冈。原宁冈伪县长张开阳之妻，为报杀夫之仇，领着国民党军一个团，由新城往柏露、茅坪、龙市骚扰了一圈。在蔡亚、李亚村烧房47间，在坝上村烧房二三百间，沿途共杀人十数名。除此以外，宁冈县群众和其它各县群众别无明显损失。
有的论著认为，1928年二三月间，遂川群众遭到肖家壁、罗普权等地主武装的残酷蹂躏，也是“三月失败”的表现之一。[4]事实上，肖、罗诸匪二三月间对遂川群众的的暴行，是为了报复1月间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广泛进行的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2月间工农革命军撤上井冈山，这一报复就开始了，到3月间己趋于平静。遂川群众在这次反动报复中蒙受的牺牲，基本不是工农革命军开往湘南造成的。
如上所述，“三月失败”说确有夸大史实之嫌。
有的论著对“三月失败” 的表述就更为牵强：“三月上旬，追随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湘南代表周鲁来到宁冈，……强令工农革命军调往湘南，造成‘三月湘南失败’，使边界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5]这段话含有两层意思；1、湘南暴动失败包含在“三月失败”之内，而且是“失败”的主体部份；2、“三月湘南失败”是“左”倾盲动主义者强把工农革命军调往湘南造成的。
这种说法当然不对。如前所述，朱德、陈毅等和湘南特委领导的湘南暴动，与同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是我党在不同地区领导的两个并行的革命斗争，相互虽有联系，但彼此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即使“三月失败”说能够成立，也只是指边界方面的一次失败，并不包括湘南暴动失败。至于三月底湘南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绝对优势敌军的大举进攻，而不在毛泽东部被强行调往湘南。这是众所周知的。
由这种说法，笔者联想到一个问题。目前，几乎所有相关论著都认定，工农革命军被调往湘南，是造成边界“三月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一次错误的行动。这就使人不禁要问：如果边界的工农革命军按兵不动，对湘南暴动不予支援，是否就正确呢？湘南暴动尽管前期发展顺利，但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敌强我弱的总形势看，种种不测都可能发生。暴动后期的情况也正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邻近湘南的边界工农革命军给以支援和配合，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义不容辞。即使边界工作因此蒙受若干损失，也是值得的、无可非议的。事实证明，如果不是边界和湘南互通信息，边界部队能及时掩护，湘南暴动部队转移中的困难必定更大更多。所以，无论“三月失败”说能否成立，问题的症结都不在边界的工农革命军往湘南的行动上，而在湘南特委对边界斗争的思想认识上。是他们不顾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视在湘赣边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毫无必要，仅仅热衷于搞一大块湘南割据区域，并且盲目地把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武装全部集中湘南，甚至准备与敌人硬拼。
三
不少论著在分析“三月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毛泽东在率部往湘南之前，已经有了“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思想，只是迫于沉重的组织压力，才消极地率部前进。[6]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仍然是缺少根据的。
在这些论著涉及的史料以及笔者接触的史料中，尚未发现毛泽东在1928年 3月以前已有“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思想的确凿根据。1927年11月30日《江西省委致中央信》谈到的“赣西南准备于最近造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的设想，是基于万安、泰和、莲花等地的农民斗争情况提出的，此时江西省委还不知道毛泽东部已经到了井冈山。由江西省委 1928年 5月 19日转给中央的毛泽东5月2日的信提到；“去年12月前委会即有建议组织边界特委”，联系这句话的上下文看。其意仅限于“建议组织边界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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