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英雄刘旭东“一门九英烈”

    刘旭东（1899-1941），名晓亭，字旭东。青州市高柳镇南段村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牺牲。在长达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从事过教师、医生，历任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七区区委书记、中共益寿县委组织部长等职。

    1.接受进步思想教育，宣传抗日救国道理

    1899年, 刘旭东出生于名门之后，一个中医家庭。刘家的老祖宗，是第五代衡王定王朱翊镬的姑爷，而今他们家的“钉子门”保存尚为完好。刘旭东的父亲刘裕祥，是中医，精通针灸，自己兼坐堂医生，他有文化，有手艺，是益北地区的知名人士。在古大道西侧开有“聚祥堂”药铺，欲祥生意做得很火红。

    刘旭东，自幼好学，聪慧伶俐，性格活泼，遇事乐观，风姿潇洒，仪容修整，长于演说论辩，先天组织才能。6岁的时候就被望子成龙的父母送进了私塾，进行启蒙教育。聪明伶俐的他，7岁就读完了《论语》《孟子》，8、9岁就能把刚学习的《大学》《中庸》，倒背如流，10岁的时候花了近一年时间融会贯通了《孝经》，11岁的时候，已经能很流利的把《春秋左氏传》，默写出来了。他非常喜欢书里的历史故事，一遇到不懂的就去找先生求教，每次先生的答案都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先生只好推脱说，等你长大了再细细的研究探讨《春秋左氏传》这本书，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因此，他以勤而好学，聪明睿智，深得塾师赏识。

    后考入益都师范讲习所，在校学习期间，由于受以《新青年》杂志为号角，以陈独秀为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他生出了“中国不自救，便将亡于外人之手”的想法。面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土沦陷，生灵涂炭的现实，他满腔激愤，希望有一天可以参加救国的行动，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为“光复汉业”做些有益的事情。因此，他一面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一面在同学中进行革命宣传，带领同学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先进的知识分子一道打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并以磅礴的气势向封建主义传统思想冲击，唤醒了广大师生的民主主义觉悟。

    于1916年益都师范讲习所毕业后，他一边在朱良高级小学任教，一边跟父亲习医。他在教授《论语》等古籍的同时，还把孙中山先生的事迹编成小故事，在课堂上讲给学生听，鼓励学生要善于思考，勇敢面对现实，摆脱束缚，走革命的道路，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承担起拯救民族的重任。 

    1919年5月4日，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青州人民奋起响应。他受党组织委派，曾给革命青年讲过政治理论，教育青年要把革命理论记在脑子里，落实在革命行动上。同时，组织数百名学生纷纷上街举行以集会、游行示威、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为主要形式的群众爱国运动，声援北平学生，历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累累罪行，慷慨激昂地痛斥北京政府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的卖国行经，反帝爱国热情进一步迸发出来。

    教学7年后，刘旭东效仿孙中山先生，以行医为名，宣传救国，置个人生死与不顾，拯救民族于危难之时的做法。子承父业，弃教从医，在暗中从事革命活动。贫苦农民一旦有病，他主动登门施治，不收取医疗费用，在附近村中享有盛誉。

    旭东是一个热血男儿，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他曾加入过国民党，积极宣传北伐，从事救国活动；国共分裂后，他不满于国民党的作为，自动脱离了国民党组织；抗日战争一爆发，他便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号召，成为自发的抗日宣传员，对他的弟子和族属们大讲抗日救国道理，鼓励他们投笔从戎，报效祖国。

    2.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建立段村第一个党支部

    1937年10月，山东省党组织派遣在我党多方努力下营救获释出狱的共产党员胡维鲁、彭瑞林、李云鹤等先后到青州活动，宣传抗日主张，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寻找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恢复和建立党的地方组织。11月底的一天深夜，潜居于东朱鹿村领导益北人民抗日的胡维鲁因得急性绞肠痧，陈诚一陪伴他来到一河之隔的南段村，求旭东医治。一来二去，两个人混熟了，从此结为好友。在胡维鲁的启发、引导下,他阶级觉悟逐步提高。不久，旭东就在段村一带组织起了抗日救亡团。带领村民与官府和豪绅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8年1月8日日军侵占益都县城，并不断到乡村进行骚扰。日本鬼子到处奸淫烧杀，大肆掳掠，无恶不作，特别是火烧郭集村，血洗金家、大田庄村的残忍行径．激起了热血青年刘旭东的满胸怒火。 他多次对家人说：“一个小日本，占我们大半个中国，我能坐当亡国奴吗?” 对日寇的暴行，他忍无可忍，决心亲自动手，为民报仇，为国杀敌。是年，胡维鲁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东朱鹿村党支部建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从此走上了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同时，也点燃了段村抗日救亡运动的星星之火。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抗日经费和购置枪支弹药费用，积极发动组建并参加抗日武装工作,他不惜卖掉一个自家药铺。同时,他积极建立农村基层组织——儿童团、妇救会、农民协会等,在本村抗日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段村第一个党支部,并担任段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教师与医生，是农村中最受人们敬仰的两类人物。刘旭东既是教师，也是医生，自然被当地人视作圣人。在旭东的影响下，他的兄弟刘观亭、刘芝亭，儿子刘汉鼐、儿媳王秀英，侄子刘汉玉、刘汉鼎、刘汉儒，侄女刘兰英，以及段村的一大批村民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成了益北抗日力量中的一批生力军。

    3.走上领导岗位，带头扩大发展益北抗日组织

    1939年，组织上调刘旭东任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七区区委书记, 期间，他亲自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到各镇区和村庄，大搞群众组织发动工作。利用召开各界民众大会、走村串户个别启发教育等各种形势，宣传党的路线和革命理论，通过发动反奸除霸等群众斗争，激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然后在群众觉悟不断提高、抗日激情越来越高涨的基础上，在七区各镇、村都陆续建立了抗日救国自卫团、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

    1940年4月，为了加强领导，扩大发展益北（胶济铁路北益都县各区）抗日根据地，中共清河地委决定撤销四边县委、行政办事处，建立中共益寿县委、益北行署，辖胶济铁路北益都县各区及寿光五区。韩洪甫任书记，刘旭东任组织部长，张鲁泉任宣传部长，李明村任民运部长。县委建立后，在刘旭东的努力下，益北党组织发展很快。到冬天，段村周围已有18个村建立党支部，并建立了四边县抗日武装“六大队”，成为益北地区发展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为开辟、巩固和发展益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4.英勇就义，群英齐荣，光耀古州

    1941年1月4日上午，益寿县委，在寿五区八户村开会。得到敌人要来扫荡寿五区洋河一带根据地的情报，当时正在益寿县视察工作的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由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和宣传部长张鲁泉陪同，由县委秘书陈诚一同志带领，傍晚顺着洋河两岸，秘密潜入了东朱鹿村隐蔽起来。

    1月5日拂晓，伪军徐振中带领朱良据点的日寇熊谷曹长、汉奸杨荆山（外号杨勾鼻）等300多人，包围了抗日堡垒村——东朱鹿村，制造了当年在山东清河区抗日根据地轰动一时的东朱鹿惨案。因那天是农历腊月初八,故又称“腊八惨案”。当时，李寿岭、刘旭东、张鲁泉等藏在陈凤春家的地窝内，由于叛徒陈劝三出卖，敌人逼着陈凤春下地窝抓人，陈宁死不屈，被活活烧死。汉奸杨勾鼻又命其警卫下地窝，被刘旭东开枪打死。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在洞口点上柴草和辣椒，用扇车往地窝内煽风。在这紧急关头，刘旭东、李连臣为了掩护同志和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上来，一出洞就被敌人捆绑毒打，威逼追问洞里的情况。他俩坚定地说：“洞里没有别人了。”狡猾的日寇熊谷曹长不相信，命令继续向洞里吹烟。中午，日本鬼子和汉奸，把抓捕的抗日革命同志和群众，统统押送到该村的十字路口。被打得鲜血淋漓的刘旭东同志，昂首挺胸的被押在队伍的前面。汉奸徐振中曾是刘旭东的学生，他向日寇熊谷曹长密语了几句后，走到刘旭东面前，假惺惺地叫了声老师，想在刘旭东面前施展什么伎俩。当即，刘旭东同志破口大骂道：“安（徐振中的乳名），你这个狗汉奸，民族的败类，谁是你的老师？我早晚要看到你们这些畜生的灭亡！”徐振中立即露出了凶残的嘴脸，命令汉奸将刘旭东同志绑在路边的老槐树上，残忍地挖掉了他的双眼，但刘旭东始终骂声不绝，敌人又割去了他的舌头，然后将其活活砍死。

    张鲁泉在地窝内用自己的身体堵住进火口保护其他同志，腰部左侧被烧烂，因伤势过重，医疗条件极差抢救无效而牺牲，这次惨案有12名同志牺牲，另有6名群众受伤。

    恶有恶报！1948年，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中，杀害共产党干部群众的罪大恶极的国民党投降派、汉奸徐振中，被我军活捉。在益寿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在当年益寿县抗日根据地阳河村召开了万人公审控诉大会，将血债累累的汉奸徐振中执行了枪决。

    5.刘旭东影响刘家族属们先后有八人为国壮烈捐躯，被誉为“一门九英烈”

    刘旭东牺牲后，受其影响，刘家族属们相继走上革命道路，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洪流之中，为赢得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先后有八人为国壮烈捐躯，被誉为“一门九英烈”。

    刘芝亭，刘旭东之三弟，1901年生，中共党员。1940年参加八路军，后任清河军区直属团司务长。1940年9月，在寿光牛头镇一次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刘观亭，刘旭东之四弟，1905年生，中共党员。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生前任清河军区直属团营长，1942年10月，在小清河以北地区发生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于广饶县陈家寨。

    刘汉玉，刘旭东之堂侄， 1938年投身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八路军，不久任某部政通队指导员。1942年，任中共寿五区区委书记，在护送运粮队向小清河北根据地转移时，被日伪军包围，最后在广饶县码头村光荣献身。

    刘汉鼐，刘旭东之独子， 1919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受组织派遣，到鲁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年病逝，1947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刘兰英，刘旭东之堂侄女，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当选为益寿临广四边县寿五区妇救会主任。1941年，受组织派遣，到清河区干校学习，结业后在垦利县妇救会工作期间遇害于广饶县八大组。

    王秀英，刘旭东之儿媳，刘汉鼐之妻，1918年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段村妇救会、任我党地下交通员，1942年，由于汉奸告密，被敌人杀害于北段村。

    刘汉儒，刘旭东之堂侄。1912年生，中共党员， 1939年参加革命。1941年春，调任清河军区通讯科科员，1943年在参加六区区委会时被日伪军包围，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

    刘汉鼎，刘旭东之堂侄。1939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被调入渤海军区新组建的胶济大队，任普通武工队指导员。1946年9月，被混入武工队内部的特务分子杀害于临淄县境内的毛家庄子。

    抗战胜利后，1945年益寿县人民政府赠给刘旭东的后人一面“群英齐荣”的锦旗（现珍藏于青州市博物馆）。

    抗日英雄刘旭东“一门九英烈”的事迹光照日月、名垂青史，将世世代代为人民所敬仰。值得提出的是，刘旭东一家在长达一个世纪中所形成的“爱国、气节、团结、奋斗、奉献”的光荣家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历史条件下，仍然有重大价值，需要继承和发扬。

    抗日英雄刘旭东“一门九英烈”英雄人物的革命事迹，讲述了在黑暗统治的腥风血雨中，先烈们表现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弘扬的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他们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和不屈意志，正是我们始终要树立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为了民族解放事业，顶住各种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正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革命遗志和远大理想。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用先烈的精神激励自己，鞭策自己，努力提高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一切从我做起，从本职做起，脚踏实地，勤奋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二）抗日英雄冯毅之“一门忠烈”

    冯毅之(1908-2002)，字仙洲，原名冯仙舟，笔名峰毅、鲁风。1908年生于山东益都县（青州市）长秋村（地处山东省青州市庙子镇，背山临水，占据着鲁山的北大门，地理位置非常险要，被称为抗战时期的“小延安”，是坚强的“抗日堡垒”。），中共党员，高中毕业，历任北平左联组织部长、中共益都县整理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中共益都县委组织部长、八路军四支队新一营营长、益都县县大队队长、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鲁中区文艺协会主任、青州市长、中共山东省委文艺处处长、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山东省文化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山东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山东艺术学院院长等职。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集《日月星》，诗集《萤火诗集》、《淄流》、《六十年作品选》等;2002年去世。

    1.求学和逃亡路上，追求革命真理

    1908年，冯毅之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家境不甚富有,却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从小入私熟，诵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13岁入益都高等小学读书，他自幼聪慧、好学，深得老师赏识。此时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新的思想给予他极大极深的熏陶影响。高小毕业后,考入省立第十中学（益都），此时更热衷于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这对于他的人生观的积淀起了奠定作用。1928年省立十中毕业，考入山东省立高中（济南一中）。由于他思想活跃、主持正义，受到同学们欢迎，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当年，胡也频、楚图南在省立高中任教，胡也频还是冯毅之的班主任和国文老师，冯毅之接受了他们进步思想的熏陶，以进步教师和学生为骨干，组成一个几百人参加的文学研究会，进行普罗文学的研究和宣传，并公开出版文学月刊。1930年，在省城纪念“五七”国耻日（1915年初，日本趁欧战方殷，提出灭亡中国的苛刻条约。当时的我中华民国袁政府，与日本多次会谈交涉。1915年5月7日，日本向我中华民国提出最后通牒，限于5月9日晚答复同意，否则武力进攻。不得已，我中方于5月9日下午被迫接受日方大部分条款。故，5月7日被定为当时的“国耻日”。学界和很多地方则以5月9日为“国耻日”）的大会上，冯毅之代表学生会讲话，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以示勿忘国耻，警惕帝国主义瓜分我中国的野心。胡也频发表了更为激烈地即兴演讲，引起国民党省党部的注意，旋下令逮捕他们。冯毅之闻讯随胡也频、丁玲经青岛逃亡至上海，参加“左联”举办的暑期学习班，有幸聆听“左联”领导人冯雪峰、鲁迅、茅盾、潘汉年等人的教诲，阶级觉悟不断提高。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我们所需要的作品不是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全部的真实生活。”这些话成为冯毅之毕生遵循的文学创作思想。

    2.投身革命，宣传抗日主张

    1930年10月，冯毅之从上海经山东去北平，参与创办北平“左联”，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北平“左联”的三人小组中任组织部长，开始了文学创作，写了《洋车夫日记》、短篇小说《日月星》《母与子》《西瓜》及诗集《寒夜行》等作品，从此奠定了他从事革命和文学事业的基础。

    1931年夏，冯毅之自北平回到济南，通过刘玉轩（临朐人，中共早期党员，解放后在山师艺术系任教）向山东省委汇报工作。此时，中共山东省委派段亦民赴益都整理党团组织，段亦民同冯毅之一起来到益都，冯毅之在东关高等小学当小学教员做掩护,参加党团组织的整理工作。段亦民来益都不久，便建立了中共益都特别支部，1932年5月，中共益都县委成立，段亦民任书记。1932年8月，因益都暴动失败，党组织遭到破坏，段亦民被捕牺牲。

    3.投笔从戎，武装抗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山东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冯毅之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号召，投笔从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山东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在中共益都县整理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全县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冯毅之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号召，投笔从戎。

    是年冬，冯毅之受中共益都县整理工作委员会派遣，以中共益都县整理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身份回到家乡青州西南山区，搜集枪支,举办抗日民众训练班,积极投入组织抗日武装的准备工作。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跑遍了四区的金岭镇、披甲乡、毛托乡、湖田乡、张赵乡、炳墟乡、大庙乡、蓼坞乡、南仇镇、王寨乡等10个乡镇和三区的部分村庄,组织了百十人的游击队伍,为组建抗日武装培养了骨干,打下了基础。为尽快提高游击队的战斗力，对游击队伍进行集中了冬季整训,整训一开始, 冯毅之就打开自家的粮仓,腾出自家的房子,让队员们食宿。他说:“先吃完我家的,然后再吃大伙的。”他全家老小整天磨面、做饭,全力为部队服务,被队员们亲切地誉为“游击队的后勤部”。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支持儿子的革命行动，帮助冯毅之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发动20多名进步青年武装抗日，组建“抗日自卫团”，公开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帜。为鼓动参军,他率先垂范,带领祖孙三代一起参军。在他的带动下,全县掀起了参军的高潮。

    12月，按照中共鲁东工委的指示，在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的指导下，冯毅之、孙同山、孙萌南、白金、宋岳、刁愈之等共产党员和在西南山区活动的国民党翟汝鉴、李思亮部共同组成了一支千余人的游击队。翟汝鉴任司令，李思亮任副司令，冯毅之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3月，为了贯彻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廖容标、政委姚仲明亲赴太河镇，与国民党委任秦启荣指挥的吴鼎章、翟汝鉴、王葆团、刘兴堂、周宗鼎等八个游击队谈判与协商，最后成立了“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 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县联合办事处。冯毅之任办事处主任，每个部队派一名代表驻办事处，统一作战行动和筹措军费供给等事宜。是年夏，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多次调集兵力，制造摩擦，国共关系恶化，抗日联军办事处名存实亡。

    7月，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国民党翟汝鉴部的李思亮副司令已秘密投靠张店侵华日军金井队长。冯毅之充分利用翟汝鉴、李思亮之间的矛盾，想尽快铲除李思亮，把部队拉出来，组成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装。

    8月，经领导批准，冯毅之将李思亮击毙，拉出该部一个大队，脱离了翟汝鉴部，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新编第一营（简称新一营）。冯毅之任营长，孙同山任副营长，白金任副指导员，陈圣溪任供给处主任。营下辖二个连，王文训任一连长，王洪义任副连长，宋岳任指导员，冯保庆任二连长，白金兼任指导员。这个营装备很强，绝大部分是钢枪，有两门迫击炮和两挺机枪。新一营建立后，他们招募了博山师范学校一批有觉悟的青年学生为骨干，队伍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屡立战功，成为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多次受到四支队廖容标司令员、姚仲明政委的表扬。至今，淄河一带仍盛传“冯司令的抗日传奇故事”，称他是“青州李向阳”。冯毅之在家乡打游击，让日寇闻风丧胆，鬼子几次扫荡他的老家长秋村，始终未抓到这个“冯铁头”。

    1939年3月，新编第一营接到情报，侵华日军为了迫使国民党投降，在张店、淄川、博山集结兵力，前往沂水，进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冯毅之营长带领一连连长王文训的一个班，带上一挺机枪，西渡淄河，发现日伪顽大队向土湾村开来，这个村东有三个岔路口，向东是朱崖村，向南是西崖头村，发现敌人千余人向朱崖村进犯，王文训连长带领队伍从正面扑向敌人，冯毅之从侧面发起冲锋，敌人腹背受敌，伤亡过半。这次奇袭，共打死敌人20余人，缴获机枪1挺、手炮1门、三八式步枪6支、背包10余个。取得部队组建以来第一次对日作战的伟大胜利。首战告捷,军威大振,群情沸腾。

    8月，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在莱芜制造了“雪村事件”之后，紧接着，又调集4000余人以太河为中心，围攻我第四支队新一营及三支队后方机关和部队，制造了“淄河事件”，持续达十余日。他们首先袭击了驻马鹿、下册村的三支队十团二营，然后派王葆团的翟超、翟汝鉴等部四面包围我四支队新一营。新一营主动出击，孤军奋战10余日，8月下旬，山东纵队调集一、三、四支队主力，在郭洪涛、张经武、王建安指挥下，反击秦启荣部，新一营积极配合，经5天激战，击溃翟超、翟汝鉴部，打垮了王葆团旅，击毙、伤、俘敌600余人，收复峨庄、朱崖、太河等地区, 新一营声名鹊起。

    1939年11月，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冯毅之当选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冯旭臣当选为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长。冯毅之兄长冯登奎任八路军修械所所长，妹妹冯文秀1938年入党，任长秋村、蓼河区妇救会会长，弟弟冯登恺也随军战斗，妻子孙玉兰也是中共党员。他们一家，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家庭。这样的家庭，自然成了这地区日伪军的心头大患，被敌人恨之入骨。长秋村多次遭受洗劫，冯家也被烧掠一空，只能栖身山林，饱尝艰辛，家中刚刚出生的小孩子也不得不跟着大人东躲西藏。期间，在和鬼子激烈的战斗中，冯毅之以刻骨铭心的悲痛与仇恨，用自己的泪水和家人、战友的鲜血写下了大量的纪实诗文。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更加艰苦的岁月。以张店为大本营的侵华日军，对清河鲁中抗日根据地扫荡、蚕食频繁，据点碉堡林立。青州西南山区淄河流域打着各种旗号的“抗日”游击队近万人，大部已公开投敌，伪军骤增。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部一再制造反共摩擦，人民抗战更加困难。胶济铁路以南，青州的6个行政区，一区、十区变成敌占区，二、四、五区变成了游击区，抗日根据地只剩下三区，在三区又只剩下仁河流域五、六十华里的狭长地带。

    此时，刚刚建立不久的中共益都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就驻在仁河上游的桃行村一带。

    为了加强武装力量，保卫新生的抗日民主政府，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准备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2月，中共益都县委决定，在1939年底，八路军四支队新一营奉命升级为八路军四支队特务团三营后，留守地方的人民武装二、三、五区区中队队员60余人的基础上组建益都县大队（简称县大队），冯毅之任大队长。

    接下来，孤悬敌后的中共益都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大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采取游击战术，顽强地战斗在益（都）临（朐）淄（川）博（山）抗日根据地，战胜了日伪顽三面袭击，取得了一连串胜利：2月,采用布袋战术伏击伪军唐应三部；6月，虎口夺粮土制地雷显威力；7月16日，击落敌机活捉日军飞行员金井；7月下旬，阳明山北岭设伏兵击毙鬼子小队长小林；21日晨,县大队和长秋村民兵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以弱胜强。

    期间，冯毅之家乡长秋村这个不到百十户人家的村庄，先后有119人参加八路军及我党地方武装，有39人牺牲在战场上，还有63人死于日军监狱或被抓劳役，摧残致死。敌人视长秋村为眼中钉肉中刺，对长秋村扫荡达十几次，村内房屋被烧18次之多，到1942年，全村无一间完好的房屋。面对敌人的残暴行径，长秋村村民毫不畏惧，擦干眼泪，拿起枪杆子同敌人顽强斗争。

    1941年7月，隶属中共鲁中区党委，辖益都、临朐、淄川、博山、昌乐、安丘、潍县等县党组织的中共益临工委在孙家岭建立。益临工委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果实，新成立的中共益临工委加强了地方公安、武装队伍建设，成立县大队，逐渐发展到100多队员，冯毅之任大队长。中共益临工委一成立，就成了敌人集中进攻的目标。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刻，在侵华日军推行第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 已暗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部队积极配合日军,对我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包围。根据地百姓扶老携幼，纷纷离村。面临山河破碎、百姓遭殃的悲惨局面。面对400多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的包围及进攻, 在益临工委带领下，我少量地方武装和群众顽强保卫“中共益临工委驻地——孙家岭”一个多月,并取得最后胜利,创造了青州地区坚守根据地的范例，受到中共鲁中区党委的表扬。

    4月28日上午,国民党新四师300余人，马鹿据点的伪军80余人以及朱崖据点的伪军五六十人，分三路包围中共益临工委驻地——卸石山上的一个小村庄孙家岭。400多个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既不列阵，也不布防，一路嬉笑打闹，如入无人之境，骄横至极。敌人连续用迫击炮、大炮轰击，但由于卸石山岩势奇崛，群峰如海，山深林密，寨墙高大坚固，敌人炮击受阻。大敌当前, 益临工委决定坚守“孙家岭”。在危急关头，县大队迅速组织民兵控制孙家岭四面山头和各主要交通要塞，并派岗哨站在制高点监视敌人行踪。权衡地理条件，敌我双方力量，抓住有利时机，英勇抗击。队员们以分队为单位，分散独立作战，各自监视敌人，一旦敌人靠岸，就给以迎头痛击。各分队凭险要地形，与三面进攻之敌展开了运动战、地雷战、肉搏战，击退敌人多次冲击，打死敌人10余人。黄昏后，日伪军不敢夜战，停止进攻。中共益临工委敌工部长高奋根据敌情，命令县大队夜袭敌营。县大队立即组织了一个50余人的战斗队,悄悄地穿插进敌营，乘其不备，猛烈袭击，使敌措手不及，激战一个小时，只得夺路逃下卸石山，滚回了仁河流域。县大队终于取得了这场气壮山河的孙家岭保卫战的胜利。

    日军在卸石山的惨败并没有迫使其放弃消灭或挤走中共益临工委的企图。5月30日黎明，卸石山上乌云密布，雾气笼罩，哨兵从朦胧中观察到山上有敌人向山上边移动，立即发出暗号，县大队当机立断，再次布置伏击战。果不其然，还真是新四师和朱崖据点的日伪军又联合向孙家岭——中共益临工委驻地进袭，他们毕竟吃过一次亏，一路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到了孙家岭村附近，他们更加小心翼翼，朝村里村外进行了反复的炮击。县大队指战员们隐蔽在灌木、草丛和石洞里，沉着镇定，不发一枪。但是，队员们都子弹上膛、手榴弹在握，严阵以待。凭借险要地形，紧紧盯着匍匐前行的敌人，摩拳擦掌地发誓：鬼子胆敢爬上来，就坚决把他们消灭在崖头阵地前面。待敌人往崖头阵地上爬，爬到一半时，日伪军进入伏击区，队员们的满腔怒火爆发了，各种武器一起发射，一梭梭仇恨的子弹喷射而出，刹那间，敌人乱作一团，像热锅上的蚂蚁，叽哩呱啦，到处乱窜。区中队闻讯后，乘机从敌后发起攻击，与日伪军进行白刃格斗，遭到前后夹击的日伪军，惊恐万状，不敢再战，夺路逃遁。队员们即用机枪进行猛烈扫射，使日伪军伤亡惨重，帐篷、油筒、武器丢了一地。这次战斗，县大队又毙伤日伪军10余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而我军则无一人伤亡，我抗日武装县大队再次获得胜利。

    此战，益都县大队孙家岭保卫战在一个月零三天内，在同一地点两次设伏均获胜利,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的“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彻底粉碎了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途奔袭中共益临工委计划。两次大捷，打掉了日伪军的威风，有力地鼓舞了整个青州地区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勇气。此后，青州地区的爱国青年和志士，踊跃参军、拥军……

    4.马鞍山战斗中冯毅之一家老小六口宁死不屈，跳崖牺牲，抗战胜利后，鲁中行署和参议会授予冯家“一门忠烈”金字匾额

    1942年秋，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寇、伪军疯狂地实行拉网式的“铁壁合围”，新一营处在日伪军的腋肘之下，成为被进攻的重点。这年11月9日，日伪军2000多人包围了淄河流域马鞍山，天刚亮，日伪军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的配合下，多次发起进攻，多次被击退，战斗坚持了两天两夜，歼敌100余人。面对蚂蚁般往山上涌来的敌人，守山指战员、伤病员和家属摔断枪支，从容走向悬崖纵身跳下，除两人(一名提前下山执行任务，一名跳崖时被树枝挂住)幸存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其中有副团长王凤麟、鲁中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仕、鲁中行署处长谭克平、益临工委的公安局股长董恒德和李绪臣等。冯毅之的父亲冯旭臣、妻子孙玉兰、妹妹冯文秀、三个女儿冯新年、冯卢桥、冯平洋，一家老小六口宁死不作日寇俘虏，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为了表彰冯毅之一家抗日爱国的高尚风格，1945年，抗战胜利后，鲁中行署和参议会授予冯家“一门忠烈”金字匾额（现珍藏于淄博市博物馆），并在马鞍山建立了纪念碑（馆）。如今，马鞍山已经成为风景秀美的红色生态旅游区，但高悬在烈士故土的匾额，屹立的烈士雕像，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后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 冯毅之家乡长秋村这个不到百十户人家的村庄，先后有119人参加八路军及我党地方武装，有39人牺牲在战场上，还有63人死于日军监狱或被抓劳役，摧残致死。敌人视长秋村为眼中钉肉中刺，对长秋村扫荡达十几次，村内房屋被烧18次之多，到1942年，全村无一间完好的房屋。面对敌人的残暴行径，长秋村村民毫不畏惧，擦干眼泪，拿起枪杆子同敌人顽强斗争。冯毅之率领的益都县大队、新一营与日伪军作战近100次,计毙伤俘日伪军1000多人,为全民族的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45年8月,青州市成立。冯毅之被选为青州市长。从此,他离开多年的戎马生活,开始做地方工作。2002年7月16日，冯毅之在济南逝世，享年94岁。

    抗日英雄冯毅之“一门忠烈”不朽的功绩,将永垂青史。

    这些伟大的革命先烈们，就义的时候还是那么的年轻，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能够义无反顾地英勇前行。在奉献自己的生命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而是恪守共产党人的气节，一心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鞠躬尽瘁。

    革命烈士的伟大事迹，令人感觉那些烈士就在你面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为了救国救民的信念，不得忍痛抛下父母妻儿、骨肉分离。特别能打动人，我们听了看了都快掉眼泪了。烈士们身上有很多正能量，信念、责任、廉洁、奉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工作中去学习，去发扬光大的。   

    （三）李有典：从事革命运动和抗日救亡工作的李家官庄村人

    李有典，青州市属经济开发区李家官庄村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益寿临广四边县抗日武装八支队十七中队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军分区六大队大队长、昌潍专卖公司经理等职，已病逝。

    他从小爱读书，性情温和，勤劳简朴，乐于助人。学生时期就接受了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同盟会等进步组织的熏陶，有浓厚的爱国思想，为他从事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抗日救亡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与其他聚集在青州的革命党人一起，在青州城里散发传单，在大街上张贴标语，号召“同胞速举义旗，帮助民军逐出满清”。

    11月，青岛震旦公学同盟会员赵魏、邓天乙、王长庆等联络益都革命党人尹学聪、宋传典、李有典等计划在青州城发动起义，光复青州。

    1912年1月16 日，赵魏、王永福率精兵从青岛赶赴青州，并约寿光、昌乐各县的民军数百人同时向青州城进发，青州尹学聪、李有典等积极内应。准备在19 日，里应外合，夺取两城（益都有南、北两城。北城即清朝的旗兵驻防城），宣布独立。不料，革命党人的行动计划被驻守青州的清军觉察，清军立即加强戒备，并组织暗杀团，专门捕杀革命党人。赵魏到达青州后，被青州驻防城侦探瑞曾发现，在夏庄为北城满营巡逻兵和暗杀团杀害。王永福、邓天乙、王长庆等人见形势逆转，便率部携武器奔往安丘，然后，转赴诸城，这次青州独立活动失败。

    青州独立计划遭到失败后，李有典等青州革命党人吸取教训，决心以武装斗争光复青州，夺取革命的真正胜利。

    1938年1月底，李有典、胡维鲁根据清河区党委和益都县委的指示，从东高、王母宫一带的村庄筹备十几支枪，说服国民党八区中队30余人参加抗日，后来发展到8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队长齐秀堂（原国民党八区区长），副队长王志平（原名王作林，中共党员），指导员王金奎，下设3个分队。

    同年年3月3日，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组织抗日武装的指示，李有典等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胶济铁路北李家官庄成立，共40余人，有40余支枪和1支连珠机枪。7日，队伍开到东朱鹿村附近的张家庄，后辗转到寿光胡营村，参加了马保三领导的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遵照八支队的命令，在副司令韩明柱的主持下，编为八支队十七中队，李有典任中队长，李孟勃任指导员。八支队建立不久，就奉命东进胶东地区，与胶东抗日武装并肩战斗。之后，又驰骋清河、鲁中，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八支队与日伪作战200余次，计毙伤日伪军10000多人。八支队奉命东进后，十二中队指导员崔梦坡、十七中队长李有典奉命留在本地，继续发展抗日武装。

    为了建立铁路北益北抗日根据地，1939年10月，中共清河地委决定撤销中共益都县委、县政府，中共广饶县委、县政府，建立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简称四边县）和四边行政办事处。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建立后，为坚持地方武装斗争，李有典领导的地方武装100多人，被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军分区统一编为六大队，李有典任大队长。是年冬，他带领六大队领导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拔除了河北杨村据点，击毙敌人10多人，其余全部俘虏。

    期间，他经常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去基层开展敌后工作，组织民兵，训练民兵，带领民兵与日寇作战。他的足迹走遍了整个益寿临广四边地区。

    1941年1月18日拂晓，来自青州、临淄、广饶、寿光等地的日伪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广二区的刘集村，六大队、广二区中队及主力三团的学员排100余人被包围在村中。六大队等兵力顽强地展开了自卫反击，伤亡惨重。刘集战斗之后，六大队只剩下27名同志。中共益都县委按上级指示，决定迅速充实六大队，从区中队抽调骨干50多名，充实到六大队。10月，六大队编到清东独立团。

    1940年4月，为了加强领导，扩大发展抗日根据地，中共清河地委决定撤销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和行政办事处，建立中共益寿县委、益北行署，辖铁路北益都县各区及寿光五区。中共益寿县委建立后，在史家庄召开各群众团体代表及各乡村村长会议，成立了益北抗日民主政府——益北行署，选举李有典任行署主任，为领导益北地区地下党组织开展敌占区的抗日斗争，扩大发展抗日根据地建设，保卫四边县的人民群众，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青州抗战人物——抗日民主政府益寿临广四边县长赵治安

    在青州地区抗战历史上，祖籍益都县（今青州市）赵家营村的共产党员 赵治安留有浓重的一笔。他是益寿临广(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的英勇事迹被青州地区人民广为传颂。

    赵治安（1907－1982），原名赵书荣，1907年生于益都县（今青州市）赵家营村。贫农出身。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2月，任益寿临广(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县长。1949年起，他调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厅工作。1950年初任文登专区副专员，后调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总参动员部工作。1961年转业到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行政司任副司长，1963年9月，任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1982年1月3日病逝。

     1.走上革命道路

    赵治安自幼性格刚烈，重义气、能吃苦，从小断续在本村小学读书，在校期间，他受进步思想影响，阅读了大量革命书刊，思想有了很大转变。

    1923年，因家遭不幸辍学，在家乡以做短工、卖豆腐、卖馍馍为生。当时北洋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农村经济凋敝。为保卫家乡，1925年参加本村“红枪会”，任分会长。1929年，领导红枪会抗击土匪窦宝章。1930年，先后打退土匪崔九、刘黑七等进犯。为保卫家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8年1月，日本人占领了益都县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赵治安义愤填膺，毫不犹豫地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在刘旭东的介绍下，他参加了“益都农民抗日救亡团” ，跟随共产党在益北地区坚持抗日救亡运动，并担任“益都农民抗日救亡团”负责人。他带领救亡团成员积极行动，成立宣传队，走村串户，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出板报，画漫画，宣传抗日，谴责国民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宣传群众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同年3月，经胡维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任寿光县五区区委书记。同年冬，日寇“扫荡”，张景月败出寿光城，插枪溃散。他会同左希贤、赵文卿等，动员进步青年收集50多支步枪，组织抗日武装，后编入清东独立团。他带领游击队员撬铁轨、剪电线、抓汉奸，伏击小股日伪军，在当地名不虚传。

    1939年，四边县抗日根据地初步打开局面。同年10月，他任四边县行政办事处第一科科长，负责组建抗日民主政权，首先要建立和建设根据地，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经过半年的努力，在四边县20多个村建成一个根据地，并在这些村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4月益北行署成立，他任寿光区区长，后任益北行署副主任，主要工作是集中人力物力筹办训练，以训练乡镇保甲长及失学之男女青年；组织物资调度委员会，以抢运沦陷区域之货物而救济难民；组织民众武装配合军队在益北地区开展抗敌游击战，共图收复失地。益北行署的成立，为益寿临广四边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从政治、思想、组织、人员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任益寿临广四边县县长

    1942年2月，为适应艰苦环境，坚持抗日斗争，中共清河区党委决定撤销益寿县，建立益寿临广四边县行政委员会，辖益都县胶济铁路以北六、七、八、九区及五区的部分村庄，寿光县五区及四区的部分村庄，广饶县的一、二、三区及四区的部分村庄，临淄县的二区及三区的部分村庄，隶属清东专署。8月，清东专署撤销后直属清河区行署领导。驻地下庄村、刘集村、赵家营村、彭家庄村一带。赵治安任县长。他用超乎常人的智慧和勇气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在青州地区益北抗日根据地树起了一座永不褪色的红色丰碑。

    当时的四边县正处在日寇烧杀抢掠的苦难时期，一批地主和资本家纷纷投靠日寇，当了汉奸，这批汉奸的头子就是驻守在胶济铁路以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徐振中、张景月等部。他们不但侵吞地产三百余亩，而且还在县域内开设当铺，靠着残酷的剥削手段，欺压普通百姓。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竟然联合地痞流氓，为日军搜刮粮草，刺探军情，充当向导，罪行累累，让老百姓恨之入骨。

    他上任后，以辅助部队作战以期巩固发展四边地区抗日根据地为第一要务。即采用民选办法委派了四边县各乡镇长建立战时基层政权，在此基础上，先后建立起了战委会、妇救会、青救会等抗日组织。他还扶持发展壮大了益寿临广四边县特务大队，特务大队队员数量达到了五六十人，不断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侵袭，使得日伪军苦不堪言，甚至夜不能寐。同时，积极争取各方面力量进行抗日，在四边县建立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并及时向军委会提出四边县抗战的上、中、下策建议书。接着动员组织群众出粮、出夫，保证抗日部队打游击；成立战时联合学校，收罗流亡失学青年入学；开办行政人员训练班，服务参军、参战；成立物资调运委员会，抢运沦陷区的布匹、百货等物资，组织调运盐队以济民困；将流氓地痞、抢窃犯逮捕归案，稳定抗日根据地；恢复停刊的《群众报》传播抗战消息；发动爱国人士刺探日军情报。他不畏艰难困苦，领导四边县人民，持续开展反对日寇、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那时，县政府在四边县抗日根据地游击区隐蔽办公，场所不固定，公职人员也是早出晚归。赵县长规定每人分发一个灰挎包，公文随身背在挎包中，白天到政府隐蔽驻地集体办公，晚上到各乡镇村宣传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和武装群众。他本人因战事紧张，经常夜以继日地办公。在他的影响下，县政府机关也跟军事机关一样，严肃紧张。此时，地方财政非常拮据，地方武装因扩充兵员军需负担压力很大，公职人员生活十分艰苦。赵治安为了坚持抗战，发出号召：不论官职大小一律每人每月5斗米，另有数量极少的菜金，县长也不例外，四边县军民要同甘共苦，一切为了抗日。赵县长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确实是大胆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