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有胜利也有失败。

    胜利的历史是高耸天云的丰碑。它光耀千秋，为人民所瞻仰、称颂。

    失败的历史则是深埋地下的基石。它默默地承载着人民共和国的大厦，却不为人所见。

    然而，没有基石便没有丰碑。基石所蕴含的品质和精神，往往更坚硬，更丰富，更加耐腐蚀，更有承载力，因而也更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和发扬。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悲壮历史，就是这样一块共和国的基石。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就是这块基石所蕴含的宝贵品质和丰富的革命精神内涵。

    恩格斯指出：“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致尼.佛.丹尼尔逊》见《马恩全集》第39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意义，我在同题文章中曾作过论述和概括，得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认可，并推荐给中央政治局及中央相关领导参阅（见《党史研究参考》第14期，2007年4月20日出版。）。拙作曾对西路军革命精神作了六点概括，其中四点与胡锦涛同志阐述的红军长征精神一脉相承；另有两点是西路军所独有的，是对红军长征精神的丰富和发展。遗憾的是，因篇幅所限，全都展开不够，深度亦尚需开掘。本文拟在上述六种精神的基础上，再补充两点，并作些具体深入的开掘和阐释。

    一、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及坚信正义的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讲）西路军奉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西进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完全是为了武装红军，进行抗日。这不但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苏联、共产国际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根本利益。至今还有人问：日本在东，为何西路军却西进河西走廊？拙作《西路军与抗日》《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曾对此作过有理有据的回答。面对德、日法西斯的严重威胁，苏联当局早在1934年就调查确定了援助中共抗日的两条道路：一条经外蒙到绥远或宁夏；一条经新疆到哈密或安西。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确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同时，肯定了上述方案，派遣张浩（林育英）回国传达会议精神及斯大林的意见。1936年初，中央率陕北红军东征山西，就有从绥远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只因蒋介石派重兵阻挠，中央率红军中途西返陕北。此后的西征，除扩大陕甘宁边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两个目标外，第三个目标，就是从宁夏方向打通国际路线，接取在外蒙南部边境准备好的6-700吨武器弹药。后因共产国际担心遭日机轰炸，于11月3日电示中共中央，改由从新疆援助约1000吨物资，让中共派红军到哈密接取，毛、周在征求了多方意见之后，决定让已经西渡黄河的红5、9、30军组成西路军，担负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这就是西路军形成和西进的大背景，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别是中共和红军抗日的必然要求，是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甚至连蒋介石也看得很明白。他1934年就意识到，一旦日本全面侵华，海上运输线必将遭封锁，必须尽快打通“国际交通线”（苏联）。他双管齐下，一方面全力在国内“剿灭”心腹之患红军，防范红军打通国际路线；另一方面，多次与苏联进行外交斡旋，签订条约，打通国际交通线。结果，抗战初期（1937-1941），他的军队从苏联得到了近5亿美元至关重要的军援，光飞机就1800多架，而且价格极低，每架3万美元，另有大批弹药、机枪、大炮、车辆等。美国的军援无论是时间还是数量都在其后。

    正因为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西路军广大将士才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及坚信正义的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这种精神，在顶风冒雪英勇西进的21800名西路军将士身上，特别在失败后历尽艰险曲折奔赴返回革命阵营的约5千名西路军将士身上，在1千3百多名西路军女战士身上，在董振堂、陈海松、郑义斋、孙玉清、杨克明等数千名英勇献身的西路军将士身上，都有集中突出的体现。董振堂、杨克明等近3千名红5军将士所以与高台共存亡，就是因为他们坚信董振堂军长动员时所说的：“革命一定会胜利，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会到来！”供给部长郑义斋所以用自己的生命护送总部疏散所需经费，是为了革命最终胜利，也相信革命最终一定胜利。9军政委陈海松在梨园口身先士卒，为顽强阻击马家军的疯狂进攻身中数弹英勇牺牲；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拒绝投降而被杀害；不幸被俘后，刘瑞龙、魏传统等在张掖狱中组成地下党支部与敌斗争；刘德胜、王定国等组成张掖地下党支部营救西路军散失的干部战士；方强、卜胜光等组成拱星墩集中营地下党支部，积极准备逃返革命阵营；秦基伟等在平凉东四十里铺逃返援西军；西路军部分电台人员拒绝马家军的优厚待遇，选择回归陕北——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坚信，他们所拥护和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最终是不可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