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写给刘建勋（时任广西省委书记）、韦国清（时任广西省长）的信，在全国省委高层领导和省报编辑部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当时，浙江日报编辑部立即掀起学习贯彻这封信的精神的热潮。

　　信的原文如下：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毛主席在信中向广西省委领导推荐的报纸中，其中就包括浙江日报。

　　浙江日报受到毛主席的赞许和推荐，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可没有多久，报社领导就提出了向兄弟省报学习的要求。

　　当时，压力很大，山西日报等兄弟省报闻风而动，陆续率团访问，要学习浙江日报的办报经验。除了评论工作之外，兄弟报对浙江日报突出典型报道，精心设计版面和《必要的一课》的专题讨论、如何对待落后的专题讨论等方面都比较关注。

　　但在另一方面，省委对当时的浙江日报的宣传却又不满意。3月25日，总编辑于冠西在编委扩大会上传达省委领导李丰平、林乎加对报纸的批评意见：“报纸没有及时反映省委领导意图：一是对地、市委书记没有及时发消息；二是对下面大检查的活动反映不够，报纸气氛不够热烈。”同时提出“浙江日报要向兄弟省报纸学习”。在这样形势逼人的氛围下，紧迫的心情远远超过高兴的心情。

　　报社领导决定：主动出击，转守为攻，变被动为主动。首先，凡是兄弟省报来访，要主动安排时间，请他们介绍经验，一定要把送上门的经验学到手。事实上，各报都有各自的特色，都有各自的强项和弱项。如何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兄弟省报来访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良机。

　　与此同时，报社主要领导分别率团访问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和大众日报。尤其是山西日报对党的中心任务的宣传十分突出，不论是宣传的广度、力度，还是在宣传的深度上，都高出一筹。当时，浙江日报提出的口号和目标是：学“人民”，赶“山西”，苦战一年，赶上全国先进省报水平。

　　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分管报纸的陈冰同志，对报社学习贯彻毛主席给刘、韦两同志的信的情况十分关注。他在报社谈到报纸工作时说：“报纸办得好坏，主要看能不能抓住读者；要办好报纸，关键在于编辑部。”他提出要建设一个政治强、业务精的编辑部，一个有积极性、有创造性的编辑部，一个随时能够敏捷地完成党的重要宣传任务的编辑部。

　　学习贯彻毛主席的信的精神以来，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省委对报纸的领导方式出现了新的转变。由偏重于一般号召转为重视具体指导，做到了一般布置和具体指导相结合。

　　首先从总体上加强对报纸宣传工作的领导。

　　1959年初，省委发出《关于大抓先进，运用报纸推动工业的通知》，要求各级党报必须着眼于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报纸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和推动的作用，来改进自己的宣传方式，造成强大的声势。不久，又发出《关于当前工农业生产宣传工作的通知》。不到一个月，接连两次就报纸宣传问题发出通知，是前所末有的。不仅如此，省委宣传部为扩大报纸发行发出通知，浙江日报遵照通知精神，在期发7万份的基础上，年底扩大到15万份，争取达到20万份。不到三个月，报纸发行量达到12万份，翻了近一番。

　　在这段时间，省委从第一书记江华到其他书记、常委，对报纸的具体指导意见接连不断，有指示、有要求、有提醒，有对编辑部的批评意见。

　　1958年3月19日，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书记林乎加强调抓两头，最重要是抓先进，抓住了先进，就有了带动中间、督促和帮助落后的武器。1959年初，江华在嵊县对报纸宣传指示：今年要继续苦战，继续鼓干劲。报纸已经开始鼓干劲，但是鼓得还不够足。林乎加、李丰平强调：报纸声势是有的，但这个声势不逼人。报纸宣传要提倡说干就干，一竿子到底，抓住不放，要有坚决克服困难的勇猛精神。抓住好典型，利用言论等形式，狠批那种只说不干、说得多做得少、在困难面前犹疑不决的作风（同于冠西谈农业报道）。陈冰在浙江日报农村组谈报道意见时，对编辑部的工作作风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手脚要快一点，省委的意图一两天内就要在报纸上反映出来，二是工作要严格一些，特别是关键问题，要有切实的保证。

　　1958年8月，江华指示浙江日报要实事求是，心要热，头脑要冷静（省委常委周荣鑫向文教组传达）。1959年1月，江华对报纸工作指示：“我们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盲目的促进派。”要求结合贯彻中央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对报纸宣传作一次检查，看看有没有不冷静的地方，不成熟的东西。同时指出报纸在审稿、定稿时要冷静，要独立思考。陈伟达对工业报道指示说：要提倡调查研究，提倡和群众商量办事。

　　报纸要严格遵守宣传纪律，也是省委领导经常强调的话题。陈冰在省级机关党员座谈会上谈到报纸工作时强调，“党报一定要听党的话，要贯彻党委的意图”。“应当宣传的要大胆宣传，不应当宣传的也要大胆不宣传”。“报纸应该是纪律最严格的，如同部队一样，出一点纰漏都不行”（在莫干山对时任浙江日报副总编于光讲）。

　　李丰平和陈冰12月13日指示：凡是理论性问题和党的方针政策性问题，在党中央没有最后确定以前，报纸不要发表意见，不要因为抢快而把尚在讨论中的意见发表出去。

　　省委领导还对报纸文风提出尖锐的批评。 1959年6月12日，江华在省委宣传部召开的部分县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谈到“两点论”时，批评了报纸宣传工作，他说，“我对有些报道就有意见，讲今天好的，非要把过去讲坏不可，这是违反唯物史观。有些报道把过去讲得坏得不得了，把现在讲得好得不得了。这样一写势必写得很长，很多报道写得不精彩，看了累得很，浪费人的时间。一个版两条消息就完了，谁对你有兴趣呢？我们的报纸非得整这风不可”。6月16日江华在绍兴批评浙江日报当天发表的一篇报道《全部早稻披上绿衣衫》写得“又臭又长”。

　　江华的两次批评，引起编辑部关于改进新闻写作的热烈讨论。从6月中旬至7月上旬，编委会和报道组，回顾了从去年以来省委对报纸宣传工作提出的批评和意见，认真进行了检查，并提出改进意见。

　　毛主席在信中指出，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评论工作比较活跃，被认为是当时浙江日报的一个特色。浙江日报有的社论受到毛主席的赞许，有的社论由毛主席亲手作过修改，有的社论被人民日报转载或新华社播发。学习贯彻毛主席的信的精神以后，从省委领导到报社编辑部更加提高了精心写作社论的积极性。浙江日报编辑部根据报纸宣传的需要，提出每月发表18篇评论员文章、10篇短评、15篇社论的指标，尽量做到每天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