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茅盾致红军信”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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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茅盾致红军信”的探讨

2007-09-25 01:07:01

来源：文汇报

作者：倪墨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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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茅盾致红军信”（以下简称“鲁茅联名信”）的历史真相怎样？是党史研究和鲁迅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一、最初扑朔迷离的说法

    共和国建立之初，最早谈到这封信的是冯雪峰同志。他在1951年发表的《党给鲁迅以力量》一文中说：“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和茅盾先生共同转转折折地送去过一个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祝胜利的电报。”他在1952年出版的《回忆鲁迅》中还说：“我在一九三六年四月间从陕北瓦窑堡，通过封锁线辗转到上海；记得到达上海是四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共同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贺长征胜利的电报，也正在我动身的前几天才转到瓦窑堡的。”

    在1956年《文艺报》第19期上，樊宇先生的一篇短文介绍，在1947年7月太行版《新华日报》连载的《大事记》中说：“一九三六、二、二十：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鲁迅先生曾写信庆贺红军，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冯雪峰和《大事记》的说法虽然都很简要，却多处互相矛盾：1、到底是电报还是信？2、收信人是红军还是毛主席朱总司令？3、内容是庆贺长征胜利还是庆贺红军东渡黄河胜利？4、是鲁迅茅盾共同打电报还是鲁迅一个人写信？这些问题使得冯雪峰和《大事记》的说法扑朔迷离，但“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这句话，却像经典似地传播开来。

    二、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

    人们希望能发现此电报或信的原件，但经长期战争年代，此愿恐很难实现。人们就又期待能发现它的最初发表件。不少研究者为此作出了艰辛的努力。

    1995年末，西北大学阎愈新教授在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中共西北中央局油印机关报《斗争》上，发现了《中国文化界领袖XXXX来信》（以下简称《来信》），使大家终于见到鲁迅茅盾联名信的“庐山真面目”。1996年《鲁迅研究月刊》7月号，以及《新文学史料》等报刊，先后重新刊出《来信》和阎教授发现经过的说明，轰动一时。《来信》全文如下：

    中国文化界领袖XXXX来信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

    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XX XX 一九三六、三、廿九

    与这封《来信》在《斗争》同时发表的，还有：《全国XXX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来信》、《全国民族武装XXX来信》、《上海XX抗日救国联盟来信》、《满洲三千万同胞的代表来信》。这些信似乎都是从上海来的。

    三、不可能由鲁迅执笔或过目

    此信的发现给大家带来了惊喜。但惊喜之余，客观地冷静地琢磨，发现此信不可能由鲁迅执笔：

    1、从这封信的文风、文体、风格、用词习惯看，它不可能出诸鲁迅手笔。把“中国苏维埃政府”简称“中苏”，会出现在鲁迅笔下，简直不可思议！信尾呼上几句“万岁”，鲁迅决无这种文体习惯。

    2、当时，鲁迅已和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在他周围还有一个中共中央特科的吴奚如，但吴奚如也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中共江苏省委被破坏后，还没有重新建立。鲁迅从哪里能看到信中所说的这么多党的文件？不少人油然想到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在法租界的信箱，能免受国民党特务的检查，可收到法国寄来的中共在巴黎办的《救国报》。中共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就曾刊载在《救国报》上。据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他“大约在十月下旬”，在史沫特莱那里的一张1935年10月1日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才读到《八一宣言》，没有读到其他文件。而且，据夏衍说：史沫特莱是实行“内外有别”的，她那里即使有某些党内文件，也不给平时关系密切的茅盾看，因茅盾那时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鲁迅也是党外的，她当然也不会向鲁迅供应党内文件。何况，那时她自己也得不到中共的文件。信中所举的文件，笔者在厚厚16开两大册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中央党校编的三大册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978年重新整理版，以及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都只能找到《八一宣言》，而无其他文件。鲁迅在白色恐怖下，在没有任何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怎能读到周扬、夏衍都读不到的文件？特别是那个“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是指的什么文件，笔者请教了几位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专家教授，都说不知道。鲁迅倒知道，而且还“读了”，这可能吗？从信中提到的三个文件，也可证明此信不可能是鲁迅执笔的。

    3、鲁迅虽然天天看报，但也不过一二份报，怎么可能像信中所写那样了解各地民众运动的情况和红军动向？鲁、茅都是文化人，怎么信中一字不涉及全国文化界的动向，特别是上海文化界的动向？这也使人疑虑：此信怎么会出自鲁迅之手？

    那么，会不会是别人代笔、鲁迅过目呢？也不可能。笔者以为根本不应考虑“别人代笔”的设想：第一、1936年3月，鲁迅没有卧床生病，茅盾没有离沪去外地，何以要请别人代笔？第二、这是极机密的事，在白色恐怖下，走漏消息会遭杀身之祸，因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为什么鲁、茅不写要找人代笔？第三、万一出于某种需要（如时间紧急），必须别人代笔，鲁迅过目，鲁迅一定也会要茅盾过目，至少事后也得把内容告诉茅盾，而且他们又是经常见面的，但茅盾坚持说从无这样的事。

    四、茅盾谈到此事坚持两条底线

    茅盾是这封信的两位署名者之一。那么他是怎样谈这封信的呢？

   茅盾在《我和鲁迅的接触》（1976年《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中说：“关于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的胜利，国民党是封锁消息的，上海一般人直到很晚才知道。一天我到鲁迅那里谈别的事，临告别时，鲁迅说史沫特莱昨来告知，红军长征胜利，并建议拍一个电报到陕北祝贺。我当时说这很好，却因为还有约会，只问电报如何发出。鲁迅说，我交给史沫特莱，让她去办就是了；又说电文只要短短几句话。当时我实未见电文原稿，因为鲁迅还没起草，以后因事忙，把此事忘了，没有再问过鲁迅，也没有问过史沫特莱。不知史沫特莱如何把这个电报拍出去的，现在相传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这只是猜想而已。”

    茅盾在1984年出版的《我走过的道路（中）》中说：“一九三六年春节后的某一天，我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也到了鲁迅家中。告辞时，鲁迅送我下楼。走到楼梯中央，鲁迅忽然站住对我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我也停住脚步道：‘好呀！’鲁迅继续往下走，又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了。’我点着头，转念又问道：‘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说：‘交由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这时我们已走到楼下，见厨房里有人，就没有继续谈。我因为还要到别人家去‘拜年’，就告辞了。后来因为别的事，见到鲁迅也没有再问起这件事，以后也就忘了。直到四月底冯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才告诉我：‘你们那份电报，党中央已经收到了，在我离开的前几天才收到的。’由此猜想，史沫特莱一定是把电报寄往巴黎，再转莫斯科，才发电报到陕北的，所以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茅盾在一些文章、书信、谈话中，也涉及到这封信，内容大致和上面所引的两段文字相似。茅盾并不否认有过此事，但情节大都根据冯雪峰所言和《大事记》所载编成，而和已发现的这封信的情况出入很大：1、冯雪峰说是电报，茅盾也一直说是电报，现在明摆着是一封信；2、冯雪峰说是“庆贺长征胜利”，茅盾就借鲁迅之口说是“庆贺长征胜利”，而此信却明明写的是“红军在山西的胜利”；3、《大事记》中所记祝词只一句话，这句话传之久远，茅盾就借鲁迅之口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不料却是一封不长不短的信；4、因为冯雪峰说过“是史沫特莱搞的”，茅盾就说成是史沫特莱策划和拍发电报；由于冯雪峰说电报是“转转折折地送去”的，茅盾就想象电报“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但还赶紧加上一句“这是猜想的”；5、由于《大事记》中把鲁迅祝贺信列在“一九三六、二、二十”的项下，不少人误记把日期理解为祝贺电报发出的日期，因而茅盾把鲁迅和他商量此事定在“春节后的某一天”，现在看到此信所署日期是“三、廿九”，都快清明节了，怎么还“拜年”呢？从以上几点看来，茅盾的这两段回忆文不是出诸他原始的记忆，而是参照冯雪峰和《大事记》的说法虚构的。那么，茅盾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要是鲁迅、史沫特莱确曾发过这么一个电报，只是忘记告诉他了吧，他怎么能毫无根据地就否认此事呢？第二、新中国成立后，他是这封信的唯一存世的当事人，为了顾全大局，他也不能对此事“一问三不知”。他认为顺着权威的冯雪峰的说法和权威的《大事记》的记载去说，总不会错的，也就这么说了。

    然而，在盛传鲁迅、茅盾打电报或写信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情况下，每当他谈起此事时，他都坚持两条底线：一、电报是鲁迅起草的。他把这份光荣，这份功劳，归之于鲁迅，决不往自己身上拉；二、他没有过目，“我实在未见过电文原稿”，也从未有人告诉过他电报的内容。直到他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仍坚持这两条底线。

    五、许广平的说法是重要旁证

    许广平说过：鲁迅从事的涉及机密的事，她注意纪律，从不过问。但实际上，她是鲁迅的助手和伴侣，鲁迅所参与的每一件机密大事，她都知情，如会见成仿吾、会见陈赓等等。只有鲁、茅联名信的事，她却全然不知。在《鲁迅回忆录》中，她这样写及此事：“正当日寇步步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幸亏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立即兴师抗日讨敌，因此使鲁迅如释重负，以无限感激的心情，与朋友一起向延安的党中央拍去电报表示祝贺，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打电报祝贺红军胜利是一件大事，许广平竟只写了这么简单的几句。而这简单的几句，还是参考冯雪峰的说法和《大事记》的口径写成的。除了把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错写成“延安”和那句“电文”的文字略有变动外，可说没有她自己的东西，是人云亦云。如果真有史沫特莱的策划，如果真有鲁、茅的“楼梯中央”商讨，如果真有什么“别人代写鲁迅过目”，她总会有所见有所闻而能提供一些线索吧？如果策划、商讨、过目都在外面进行，鲁迅回家总要和她谈起吧？像和苏区来的成仿吾在咖啡店相见，不就一回家即告诉许广平了吗？然而从许广平所写的关于联名信的这段文字看，她真的全然不知此事，好像此事根本没进过鲁迅家门，根本没碰到鲁迅身上。

    六、冯雪峰还有补充回忆

    在看到《斗争》上发表的《中国文化界领袖XXXX来信》的全文后，可以肯定地说，冯雪峰和《大事记》编者都没有见到过《来信》，他们都是根据传闻而写而编的，所以才会相互矛盾，以致扑朔迷离。而曾经被经典似地传播了大半个世纪的那句“电文”，现在也已查明，是《斗争》上同期发表的另一封信中的句子，是被张冠李戴而来的。

    冯雪峰对人说过：党中央派他到上海来，和“鲁茅联名信”有关。冯雪峰还在文章中写道，张闻天对他说：“派你先去上海，就因为同鲁迅等熟悉。”他到上海后，先在鲁迅家里“住了二个多星期”，以后住在以周建人名义租来的房子里，仍经常和鲁迅见面。按照常情，冯雪峰必然会问到“联名信”的来龙去脉：谁组织此事的？谁执笔的？是电报还是信？是怎么发往陕北的？但我估计鲁迅完全不知此事，因而所有细节无可奉告。冯雪峰同样无法从茅盾那里了解到关于此信的任何细节。我为什么这样估计呢？因为，如果能从鲁、茅那里了解到关于此信的一些细节，冯雪峰在日后写《党给鲁迅以力量》、《回忆鲁迅》时，就不会只有“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送过一个庆祝长征胜利的电报”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了。而这句话是根据他在陕北时听到的传闻写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冯雪峰不免设想：此信很可能是史沫特莱搞的。当时史沫特莱在上海，但冯雪峰无法去询问她这件事。她是直属第三国际的党员，并非中共党员，冯雪峰虽是中共中央派到上海的特派员，也不能去询问她所做的事。这不但是地下工作的纪律，也是党的纪律。直到“文革”中，他才说出了埋在心里几十年的想法：“红军长征胜利，史沫特莱搞了个东西”，“由史带到华北，再交给交通送去的。电报是信的形式”。

    从冯雪峰在“文革”中的补充回忆可见，对于“鲁茅联名信”，他除了在陕北听到一点传闻外，知之不详。这从侧面也反映了鲁迅茅盾并没有起草或过目此信，而且事先也并不知情。而冯的设想，也仅是设想而已。

    七、史沫特莱不知此事

    史沫特莱后来写了长篇回忆录《中国的战歌》及其他单篇回忆文，写到了和鲁迅的相见与交往，写到了鲁迅参加的民权保障同盟的一场又一场很具体的斗争，写到了1936年在鲁迅家里见到了冯雪峰并作了长谈。她写道：“一九三六年春季的一个夜晚，我在我的朋友鲁迅家里遇见一个以红军代表身份刚从西北来到上海的作家。他完成了富有史诗色彩的长征，经历了那次由整整一支大军跋涉一万二千英里平原、河流、山岭的艰苦旅程。有几个星期，我每天晚上都和他们坐在一起，记录他的谈话，尽管是平铺直叙的事实罗列，却充满了一幅幅难以置信的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生动画面。”但史沫特莱就是没有写到“鲁迅茅盾联名信”。在这部译成汉字达37万余字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很多事件的年月日，写下了不少数据，引用了不少文件和记载。可以想见，她这部回忆录不是拍脑袋写出来的，而是事前准备了很多史料的。她在回忆录中没有写到“鲁茅联名信”，就是她没有参与此事，也没有人告诉过她此事，决不是她“忘记”了，更不会是她“谦虚”才不写的。

    八、何人发起组织写五封信

    前面已经说过，在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上，与“鲁茅联名信”同时发表的，还有其他四封信。这五封信所署日期表明，它们写于1936年3月24日至29日五天内。有的专家估计：“这可能是党的地下组织提供中央文件给他们的。”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市委的组织被破坏了，党的基层组织党团、党支部、党小组还在，但是没有上一级的“地下组织”会“提供中央文件给他们”。这五封信所反映的党的文件和各地民众拥护中共抗日主张的信息，是从哪里得到的呢？这是一个找不到答案的疑问。

    还有一个问题：是谁发动、组织、领导写五封信这件事的？也找不到答案。即使是党员自发组织起来从事这项工作，要和五个方面联系，要集中在五天内写好这些信，要收集起来再找人送出去，这得花相当的人力；如果把五个方面的群众组织的工作人员、执笔写信的人员算在内，那人数就更多了。这件事离新中国成立不过十四五年，参与的人应该绝大部分都还健在。这是一件在党内军内有影响的事，是一件光荣的事，是一件值得纪念鲁迅的事，怎么会没有一个当事人或知情人出来谈谈这件事的实情呢？这能不使人疑虑：这五封信是否是在上海产生的呢？

    九、是谁把信送到陕北

    写于3月24日至29日之间的五封信，都发表在4月17日瓦窑堡油印报《斗争》上。除去信写好后找人送出、信收到后交编辑部编辑、刻钢板油印的时间，有人提出疑问：地下交通能在十天内从上海到陕北党中央所在地吗？有位党史研究专家说：“通过董健吾——刘鼎（或东北军方面的关系）这条线路带给党中央”，“有十天时间也就足够了”。他还举了两个例子：1936年3月初，“董健吾受宋庆龄委托，同张子华一起到瓦窑堡传递国民党方面欲与共产党方面谈判的信件”，很顺利地完成任务。但笔者认为这例子实在太特殊了。有国民党的临时委任状，国民党方面又必然事先关照沿途军警放行，这哪里还是“地下交通”，简直是堂而皇之的“专使送信”了。又一例子是：斯诺与马德海要进陕北苏区，董健吾把他们带到西安，但因等不到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斯、马只好折回。这例子倒反而说明“地下交通”之难。上海的五封信是哪个组织或个人搞的都还不清楚，他们能找到董健吾吗？董健吾就为这五封信跑一次陕北吗？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本主要根据董健吾回忆写成的《红色牧师董健吾》，笔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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