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前的王超奎。 (武隆县档案局提供)

革命烈士证明书。 (武隆县档案局提供)

王超奎诀别信。 记者 魏中元 翻拍

    “男是抱定宗旨,以身殉国,战死疆场为荣!请祖慈母保护身体为要,阖家庭人等不必思念我”

    1941年,第三次长沙会战,王超奎营500官兵陷入日寇增援部队的包围之中,王超奎带领全营官兵与日寇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直到壮烈牺牲,王超奎年仅34岁

    两个四角已磨得生了毛边的牛皮纸信封,几张书本大小、颜色泛黄的纸片,被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包在最外面的是一层报纸,中间是一层白纸,最里面的则是一方手帕。

    这是什么宝贝?要让主人家如此珍藏?

    “难道,这就是被誉为‘断头将军’的王超奎的诀别书?”简单翻阅之后,武隆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邓文光禁不住失声叫了起来。

    这是发生在7月中旬的一幕。珍藏这些书信的,是一位叫王孝桂的85岁老人。他,就是抗日英烈王超奎的儿子。

    这些书信中,除了王超奎给家人的诀别信,还有他的家书,以及他战死后,下属寄给其家人的书信。

    “战至最后一弹,最后一人”的王超奎

    王超奎是谁?为何见到他的诀别信让邓文光这么惊喜?

    故事还得从1941年说起。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当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英军驻新加坡与香港地区的将领纷纷投降,美军在菲律宾等地节节败退。危急时刻,在中国的湖南战场上,中国军队13个军在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下,与日寇5个师团进行殊死血战。

    1941年12月,日寇第三次疯狂地向长沙大举进攻,20军133师398团在岳阳县傅家桥、下高桥、相公岭一带与日军交火,展开了激烈的狙击战。营长王超奎率队在傅家桥坚守阵地,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12月24日,新墙河北岸的日寇增至万人,分别从埂口、白家岭强渡南犯。25日,王超奎率领全营官兵与其他部队一起奋勇抵抗,打退了日军三、六两个师团的数次进攻,毙敌500余人。

    然而,不久,王超奎营500官兵陷入日寇增援部队的包围之中,王超奎带领全营官兵与日寇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直到壮烈牺牲,王超奎年仅34岁。

    史料证实,杨森的二十七集团军由于得到王超奎营的拼死掩护,顺利完成了在长沙附近的战略反攻部署,致使日寇在汨罗河以南、捞刀河以北遭受重大失败,被迫撤离。中国军队赢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的胜利。

    也因为此,国共两党高层都对王超奎的壮举给予了高度评价。据报,宋庆龄、周恩来都曾在其殉国纪念册上题词,宋美龄也在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发表广播讲话,并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明确提到了“战至最后一弹,最后一人”的王超奎。

    1942年初,当时的涪陵县政府在中山公园(现涪陵体委灯光球场)竖立了一块纪念碑,碑身为长方体,正面镌刻:王营长超奎殉国纪念碑,其余三面则刻有他的生平事迹。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王超奎为“革命烈士”。

    诀别信首次完整露面

    1937年,也就是在奔赴淞沪会战战场前夕,王超奎往家乡寄了一封诀别信。这封信,以前曾部分曝光,但完整的内容面世这还是第一次。

    在这封诀别信中,王超奎视自己为已死之人,以身许国之志跃然纸上。信中,他写道:

    慈祖、母吁:

    我从在贵州出发北上后,心中是很爽快的,并且身体很强健,精神很好。不觉一月半就达到上海了。经过贵州、湖南、乘火车由粤汉铁路到武汉。由汉口乘火车经过平汉铁路达到河南郑州。开奉(封)。再到徐州转陇海铁路。到安徽蚌埠。转津浦铁路到江苏的浦口南京。转京沪铁路到镇江、无锡、苏州、崑山、以(已)到上海。在这经过当中的事,所看见的,所遇着的,真是难言。在武汉,我看着日本的飞机将武汉的人民炸死数百,房屋毁坏一百多家。在河南、徐州轰炸,徐州的车房被炸毁。我部队还好无损坏。又在安徽蚌埠亦遇日机轰炸,部队亦无损失。将到南京时,日机来京夜间轰炸部队与都市均无损失。在无锡日机轰炸,以至于三天之久还未夕(息)火,在苏州以(已)被日机轰炸数次。沿途一带,真是耳不忍闻,目不忍视。我部队驻距上海十里处南翔乡间,十二、三日被日机轰炸,日夜不止,但防空装备得很完善,终无损失。昨日我部队以(已)加入火线。希望祖慈母二安人不以男为念。男是抱定宗旨,以身殉国,战死疆场为荣!请祖慈母保贵(护)身体为要,阁(阖)家庭人等不必思念我。好了我是你们无望的一个人了。今夜时间也不待了,请了!敬祝

    祖、母玉体均安!阁(阖)家庭人等亦好!

    离别你的儿子,超奎敬禀

    外批,我们部队现在编为陆军第二十军,一百三十三师,三百九十九旅,七百九十八团,三营九连。

    (请勿回音)

    看了来自前线的信,母亲哭得差点昏死过去

    “这是父亲剩下为数不多的纪念,以前,四川省博物馆和一些媒体记者找到我,想要看这些书信,我都舍不得给。现在我老了,应该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让更多人了解我父亲,了解那一辈人。”说到这里,年逾8旬的王孝桂眼睛都红了。

    父亲的身影,以及一个个有关的片段,如电影一幕幕闪现在他眼前。

    王孝桂依稀记得,在他两三岁大的一天,父亲王超奎抱起他,亲了又亲,然后依依不舍将他放下,和家人一一道别。母亲挺了个大肚子追出门外,不一会儿,又哭着跑了回来。父亲参了军,几个月后,妹妹王孝梅出生。

    “从那以后,每当收到父亲的来信,就是全家最快乐的时候。父亲的来信都是寄给大伯,再转交给母亲的,有时信里还附有照片。每次母亲接过父亲的信件和照片,都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在一个专门的匣子里,等没人的时候,再拿出来细细翻看。父亲在信里曾说过要回家来看我们,但终究再也没有回来过。”王孝桂难过地说。

    “有一天,大伯泪痕满面地将一封信交到母亲手里,告诉她,父亲已经战死沙场。母亲抱着信,放声恸哭,差点昏死过去。那年我14岁,也嚎啕大哭起来,我知道,父亲再也回不来了!”

    很快,家里又收到一封来自前线的信,寄信者是王超奎部下、副营长杨羲臣。在信中,这位下属用诚恳的语言,讲述了营长英勇牺牲的经过。

    信中说:“此次湘北会战,超奎兄与侄同守新墙,去岁十二月下旬敌开始攻击,全军伤亡惨重,超奎兄平素忠勇,不愧为革命军人。二十五日十时,率所部出击,不幸,身中敌机弹阵亡。尸运至岳阳所属向家洞埋葬。此次会战大捷,超奎兄须殉难而大捷成功,全奈(赖)超奎抱必死之信念。以一营兵力遅(迟)止敌一日,掩护我军部署方得大捷。现师长已报请抚恤委员会,请特抚恤以慰伯母及超奎在天之灵。伯母,人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超奎之死保护全国民生存,领土完整,死有重于泰山……”

    王孝桂将杨羲臣的信与父亲的诀别书一起,保存至今。

    殉国纪念册被付之一炬,诀别信藏在影集里逃过一劫

    那么,有宋庆龄、周恩来题词的殉国纪念册呢?

    “的确有这样一本纪念册,上面有国共两党要人给父亲的题词。”王孝桂缓缓地说,“可惜的是,它早在文革时就被毁了!”

    据曾当过小学教师的王孝桂回忆,纪念册上要人的题词有长长的一串,从教室的黑板前,可以拉到最后一排的墙壁处。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宋庆龄在父亲的殉国纪念册上的题词是“碧血丹心”,周恩来是“气贯长虹”,冯玉祥是“马革裹尸”,于右任是“血洒疆场”。此外,林森、蒋中正、孙科、李宗仁、薛岳、杨森等数十人也有题词。全部题词经装裱折叠成册,盛装于特制的高等木盒内,盒面外刻着“王营长超奎殉国纪念册”十个正楷字。

    这个木盒被王家当作宝贝一样珍藏下来,直到文革。

    文革时期,王孝桂的妹夫因担心被扣上“反属”的帽子,在屋里点了一盆火,将殉国纪念册连同“荣哀状”、“抚恤证书”,以及许多相片付之一炬。因纪念册十分精致,妹夫怕烧不干净,还用火钳夹住册页,足足烧了十来分钟。

    那么诀别信等又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

    “这几封书信,都是我堂客提前藏起来才保存下来的。”原来,王孝桂的妻子汪世荣当年嫁给王孝桂时,得知王超奎的英雄事迹后,敬佩不已。文革一开始,她将王超奎的部分信件和相片用手帕和纸包起来,夹在影集里,压在卧室大衣柜的最底层。几封书信才得以保存至今。

    他是宋美龄向全世界推荐的英雄

    8月3日,正在武隆调研的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红岩春秋》杂志编委会副主任周勇听说了王超奎诀别信再现的消息,欣喜万分,赶紧联系大陆、台湾地区和美国三地学者对王超奎的事迹进行考证和研究。

    8月12日,三方消息汇总到周勇手里。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周昌文和其在美国的同学,联手查阅美国的历史报刊资料,在1942年4月19日的《纽约时报》上找到了一篇蒋宋美龄的全英文文章,标题是《第一夫人纵论东西》。他们翻译后传给了本报记者。文章这样写道:

    过去三个月来,使中国人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西洋军队面对日本的处处逼近不战而退,并将退缩的理由归因于敌人强大的实力。更让我们难以理解的是,西方各国毫无战备之意,甘愿忍受法西斯势力的不断挑衅。

    ……

    开战5年以来,没有任何中国军队投降,却有大量的中国官兵在没有任何补给和生还的可能性下战斗至最后一刻。中国军人鄙视投降者,好几位中国指挥官在战败难以避免唯有投降才能保全一命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以身殉国。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其表现的实例多得不可胜数。有一位王超奎少校率领部队在湖南省新墙河作战,敌人在数量方面占着压倒的优势。当他被敌军重重包围的时候,他与他的部下都战至牺牲生命为止。这样战至最后一弹,最后一人,在中国士兵看来是极其寻常的,算不得稀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