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主要刊登现实理论问题,像这样专门的问题不好刊登。另外,这直接牵涉到《毛选》注释问题,由这里登也不一定合适。我考虑,您直接送交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文献和研究》或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党史资料通讯》可能更合适些。不知您的意见如何?”郭德宏的答复和建议是妥当而合理的。
1982年12月6日,我将文稿又投给了《文献和研究》编辑部,附了一信说:“希望能在贵刊上发表,我认为,提请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必要的,有益的。”
1982年12月22日,《文献和研究》编辑组给我复函说:“大作《对毛选中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疑问》已拜读。这类问题比较复杂,牵涉较广,本刊目前不准备刊用,故特退还。谢谢你对本刊的关心支持。”对这个答复处理我虽然心中略感遗憾,但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也只有理解了罢!于是我又转向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杂志。
这一次,我一改以往信投的方式,而是持稿登门拜访。见到了编辑组长夏燕月及郭雄、李俊臣等几位编辑。我向他们细谈西路军史中的问题和《毛选》及其注释中的问题,加之交谈中不断地答疑解惑,大力推介我的和朱玉的两篇文稿《西路军疑》及《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结果他们将这三篇文稿一起刊登在该刊物的1983年第9期上(总第74期),并加了引人注目的按语,以示郑重推介。
此刊此期在全国反响很大。上海《解放日报》于10月4日在其《报刊文摘》上发专稿,标题是《西路军问题研究获可喜成果》,正文说:“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研究资料》今年九期发表‘西路军’问题专辑,并加编者按语说,这个党史、军史上的重大的问题的研究已获可喜成果。”
没想到,此刊却受到了高层某领导人的干涉指责。《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被指令“全部收回”,博物馆编辑组被迫发了回收通知,并等候查处。
但是,一道收回令却起了提醒作用。有的人还没来得及注意细看,得知此令后急找来看和争抢着看,对收回规定,多数人置之不理。收回的期刊寥寥无几。
上面又强令《党史研究资料》编辑部以别的内容另编发一期,使用原来序号作为取代,掩盖真相。
一方面是中央重视,小平同志支持研究并对先念同志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表态给予肯定支持,史学界的人们也极关注西路军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另一方面是受到再三阻拦、压制、严加控制,以致又严重干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上卷的写作和出版。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
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万万没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有关同志作出检讨。已经印刷的书籍多少万册拆了重印、重装。
电视片《李先念》不久前公开播出,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又播放了专题电视片《碧血黄沙——70年前的西路军魂》,通过其欧洲台、美洲台、东南亚台传向世界,将西路军问题真相向国人乃至世界华人作出了真实公正的交待说明。至此,人们已经可以向早已不在世几十年的当年西路军将士们的英灵说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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