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周恩来、陈毅等人，为国际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祝寿。席间，说到“大跃进”期间的一句口号——“人人都是诗人”。周恩来说：“这句话不对，我就不是诗人，我作了一首诗，送给陈老总批评，他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就退了回来：没法批评，你写的根本不是诗。”言毕，两人相与大笑，举座皆欢。

    平心而论，周恩来于诗还是颇有功底的，早年写的《春日偶成》、《别李愚如并示述弟》、《生别死离》、《送蓬仙兄返里有感》、《千古奇冤》等，都称得上是佳作，特别是《大江歌罢掉头东》，更是传颂一时。当上国家总理后，他日理万机，无暇旁顾，荒疏诗文多年，偶尔动笔，自然就不无生涩，有失水准。于是，就有了陈毅的快人快语，直言相告。周总理的雅量高致，从谏如流，诗虽告废，留下美谈。

    “诗无达诂”，加之写诗者多自恋，无不觉得“诗是自己的好”，因而，诗歌批评历来被视为难事。说轻了，如同隔靴搔痒；说重了，又会得罪人。话无遮拦的陈老总，也就是碰上豁达大度的周总理，加上两人是无话不谈的多年老友，如果换个人，弄不好就会因此结下“梁子”。

    宋代诗人黄庭坚，读王观复的诗，不大顺口，就批评说：“诗生硬，不谐律吕，此病自是读书未精博耳。”因言辞过于犀利，不留面子，闹得很不愉快，两人心生嫌隙，很久没有来往。他的朋友苏东坡就比较圆滑，据《齐东野语》记载：“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曰：此诗有分数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诗七分读耳。’”那个诗人叫郭公甫，因东坡与之较熟，就以玩笑形式批评，令人忍俊不禁。这种东方朔式的批评，也叫“软批评”，别具一格，聊胜于无。

    不过，也有些疾恶如仇的文人，见不得诗文有毛病，即便是明知得罪人，也要进行批评，似更见风骨。胡乔木是党内“一支笔”，他也喜欢诗词，时常练笔，因身居高位，想听到批评的声音很难，他就想到了“国学泰斗”钱锺书，把自己写的一首得意之作，拿去请钱“斧正”。钱锺书先生学富五车，精通诗文，且文人脾气浓郁，只认诗不认人，不仅在胡原诗稿上多处删改涂抹，而且毫不客气地回信说：“尊诗情挚意深，且有警句；惟意有未达，字有未稳。君于修辞最讲究，故以君之道律君之作。”

    如今，虽说早已不是诗歌时代，但诗人仍旧不少，创作也还丰盛，只是敢直言的批评家越来越罕见了，有的轻描淡写，小打小闹；有的王顾左右而言他；有的甚至从批评家变成“表扬家”，这可不是诗坛福音。须知，诗歌批评是诗坛里的“清道夫”，是诗歌百花园的园丁，是诗歌草原上与诗人共舞的“野狼”。要想诗歌繁荣，多出精品，诗歌批评就不可或缺。

    一名好诗人，需要有“与狼共舞”的勇气，因为，批评家之“狼”，只会淘汰那些水平低劣、没发展前途的诗人，而会促使优秀诗人变得更强大、更完美。虽然，鲁迅先生说过：“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但文学批评始终是存在与必要的，诗人若害怕批评，干脆就别在诗坛呆了。

    倘若有一天，“你写的根本不是诗”之类尖锐批评多了起来，中国诗坛的振兴，也就大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