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决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若端庄,但是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勾划,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近一个月过去了,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
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如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即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
色彩以红色为主,似红霞满天。红色表达热烈的感情,像征革命;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
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曾联松的设计也颇具特色。他自己曾总结出这样几点:
简与繁――五星的构图注意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如果把许多特征一一罗列出来,未免流于纤细,或者失之繁复,反而难以显示庄严简洁。
小与大――五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有祖国疆土之意,画面虽有限,但联想是广阔的。所谓“物小蕴大,意趣无穷”。
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当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宾主关系,但具有顾盼呼应之情,协调和谐之趣。
静与动――五星的安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静止呆滞,缺乏生动姿态;置于左上角,则昂然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而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使视野开阔,“咫尺之内,觉千里之遥”。
长与宽――这是指比例关系。《条例》中规定,“形式为长方型,长宽三与二之比”。按此构图,旗面能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体呈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展,取势协调。椭圆形作为一个整体,还给人团聚完整和饱满的感受。
椭圆形中,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安定庄重,稳如泰山。而四颗小星因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中央,则显得错落多变,生动活泼。大星外接半径和小星外接圆半径的比例是三比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大星和小星之间有一定间距,显得虚实结合,山安泉注。
椭圆形结体仅占旗面1/4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
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相互结合,比例较为协调,构图比较紧凑,在整体中富于变化而又能取得统一。
红与黄――色彩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应。红色为暖色或热色,赤日、红光能表达庄严热烈,如革命的积极斗争行为。此外,红色也会引起希望、活跃和喜爱。黄色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而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我们看到黄色的五星,便有金光闪闪的联想感受。――这就是曾联松当年设计构思的基本情况。
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将设计好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备会。8月中旬,政协筹备委员会在北京饭店的413号会客室,设立了国旗图案临时选阅室,将所有应征的设计稿集中陈列,请评选委员会成员和专家们选阅。参加选阅的同志,提出评选国旗应注意三点:一是要有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二是要有政权特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三是要以庄严简洁为主。经过初选,应征稿件的设计构思符合上述三点要求的,大约有四类:镰锤交叉并加五角星;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以二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组成旗面,于左上角或中央置镰锤或五角星或嘉禾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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