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索，陈叔通老认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光明与希望的所在。就在国民党当局无视全国人民饱受长期战争的苦难和渴望和平安定的强烈愿望，蓄意挑起全面内战的严重时刻，不甘“忍视神州随劫尽”的陈叔通，终于以古稀高龄挺身而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之中。

　　陈叔通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筹备工作，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经常在有关会议上发表精辟见解，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1947年5月，上海学生进行反内战的宣传示威，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大批学生。陈叔通立即联合张菊生、唐蔚芝、李拔可、叶揆初、张国淦、胡藻青、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等老人共同具名，分函吴国桢（上海市长）、宣铁吾（上海警备司令），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当时盛传的“十老上书”。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不得不将被捕学生释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迅速扩大到国统区六十多个城市。这年暑假，国民党当局强迫各校解聘了进步教授三十多人。陈叔通知道后，商请张菊生援助，由商务印书馆以资助文化团体的名义，拨出一笔经费，资助这些教授。

　　1947年夏，国民党政府发布所谓“勘乱总动员令”，加紧对国统区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镇压，10月，又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当时在上海的一部份民主人士被迫转入地下或撤离。与陈叔通有深厚交谊的马叙伦也离沪赴港。陈叔通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还经常把上海的反蒋斗争情况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写在秘密信函中，带往香港，与中共保持密切联系。

　　面对白色恐怖，陈叔通对个人安危处之泰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托人转告他说：“我已两次把你的大名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他一笑置之，请人转告陈布雷：“我也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面对经济崩溃、军事节节失利的局面，国民党当局为赢得喘息之机，于1948年夏发动和谈攻势，鼓动上海一些御用文人政客，策划“千人通电”，企图玩弄所谓国共谈判的把戏。有人要求陈叔通在“千人通电”上签名，他严辞拒绝。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指出：“此次是革命，且希望彻底革命”，“我们要与友方（指共产党）配合”，“无友方，即元今日之我们，亦无他日之我们”，表示了坚定不移的立场。由于各方面民主力量的共同抵制，所谓“千人通电”运动宣告破产。

　　陈叔通拥护中共中央在1948年提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的“五一”号召，积极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在中共的安排下，他于1949年1月潜离上海，经香港，于3月到达北平，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会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陈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从北平回到上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起成立工商界劳军分会，慰劳解放军。

　　1949年6月，他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推为副主任。9月，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接着出席了开国大典。古稀老人，欣逢盛世，他以无比喜悦的心情高歌言志：“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溯从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叔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还曾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

　　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从1951年10月开始，陈叔通主持工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