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浏览人民网，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生典故”、历史珍闻中，获悉两则让人感喟不已的故事。

　　一则是邓中夏退“委任状”：邓中夏(1894―1933)，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北京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后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代书记。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任红二军团政委。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邓中夏的父亲是清朝举人，辛亥革命后，当过省参议员、县长。他几经周折，在北洋军政府农商部给邓中夏找到一个待遇优厚的美差。“委任状”送来时，他非常高兴，但却被邓中夏退了回去。当他质问儿子为何要把“委任状”退回时，邓中夏说：“我不做官。做官的人，都是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当这个官有什么意思！”邓中夏还和乡亲们说：“我要做公仆，我要联合同志，做到人人有饭吃，个个过富裕生活。我的目的要为广大群众谋福利，绝不自私自利为个人单独谋财。”

　　另一则是许光达不受“镜匾”：许光达(1908—1969)，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69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1950年1月，许光达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故乡。乡亲们听说许将军回来了，都十分高兴。为了表示心意，大家凑钱买了一块长两米、宽一米的镜匾送给他。许光达对此坚持不受。他对倡议人说：“我是共产党员，毛主席教育培养的革命战士不是封建时代的军阀，不兴衣锦还乡，更不敢接受父老们的馈赠。分别20多年了，大家会会面，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激励斗志，搞好工作。我跟随毛主席打仗，贡献甚少，不要给我送匾。如果说有一点成绩，首先应当归功于党和毛主席，归功于人民。”

　　笔者之所以要把上面两则故事放在一起来说，那是因为这两则故事都共同映照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都可以作为激励我们牢记党的宗旨、始终服务人民的清醒剂、洗心镜。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邓中夏退“委任状”和许光达不受“镜匾”，都充分说明这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的政治清醒。邓中夏和许光达，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心中非常明白、清楚、知晓，要对党忠心、对人民忠诚，要始终把人民得解放、群众得福利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因此决“不做官”而要“做公仆”、做“共产党员”而不做“封建时代的军阀”，因此退了“委任状”、不受“功德匾”。但是，反观时下，回望过去，总是有些党员干部不能始终保持如此清醒的政治头脑。个别党员干部，喜欢当官不喜欢做公仆，不是真心诚意地为群众谋福利，而是死心塌地地为自己谋私利；不是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而是高高在上做官、随随便便敛财；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权不使，过期作废”。少数党员干部，不能保持戒骄戒躁的作风，而是有了成绩就邀功、有了进步就得意，在成绩面前沾沾自喜，在荣誉面前暗自陶醉，甚至从此骄傲起来、贪腐起来，而背离党和人民。

　　谦受益，满招损。邓中夏退“委任状”和许光达不受“镜匾”，都充分证明这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谦逊、谦卑的人格魅力。人生在世，谁不希望出人头地，谁不期盼光宗耀祖。但是，共产党人由于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历史责任，因此，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必须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始终保持一颗谦虚、谦逊、谦卑的进取心和责任感，要始终把“不做官要做公仆”作为自己的追求，始终把“是共产党员不是封建时代的军阀”作为自己的信仰，始终心系人民、情牵百姓，并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然而，在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中，有这样一种人，把升官发财作为人生信条，把邀功请赏作为拿手好戏。只要能坐上更高的位置、谋得更多的私利，不要说“委任状”，就是“黑党令”也敢接，也要戴。还有这样一类人，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方面，稍微取得一点成绩，便大张旗鼓地宣传造势，便跑上跑下地到领导面前去炫耀显摆，一点都不谦虚，一点都不脸红，好像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什么政绩都是其的。这种人、这类人，喜欢瞎折腾、乱折腾，不能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不能坚持改革开放道路不懈怠，而只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障碍、带来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