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的忧患意识看他的廉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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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的忧患意识看他的廉政思想

2014-12-07 00:11:23

来源：求是网

作者：石仲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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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党的忧患意识，按照常理，一般都是从党执政以后出现问题而提起。我觉得，对毛泽东这样一些老革命家而言，他们自学生时代始，就有了忧患意识。因为他们出生在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内有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他们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的生活疾苦担忧。这就是初始的忧患意识。就毛泽东来说，在还未走出乡关韶山时，他喜爱读的郑观应《盛世危言》，成为培育其忧患意识的启蒙读物。在到省城长沙读师范时，他喜欢作社会考察，当“游学先生”，写了很多笔记。同学们赞誉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对人民的疾苦，对社会的腐败，充满了忧虑。这表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有了较为明显的忧患意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驱动，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改变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的苦难，他才投身革命，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后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前途命运的思想武器，在实践中摸索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法宝，从而开辟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的廉政思想，主要是他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廉政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尽管过去历代封建统治者不能完全做到廉政，但作为主流文化是要求廉政的。毛泽东深受优秀传统文化薰陶，姑且不去追溯建党和大革命时期，就仅从井冈山创建新的革命政权始，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和革命事业的成功，他的忧患意识在某些方面就内化为他的廉政思想了。他始终要求革命工作人员为老百姓服好务，与各种不好的思想作斗争，守纪廉政。就他个人言，他的一生是廉洁的一生。随着历史的发展，他的廉政思想也愈益丰富，到晚年还具有某种复杂性。这里不作系统、完整地概括，主要从历史经纬角度对其廉政思想作点概略式梳理。
    一、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思想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开辟的。毛泽东的忧患意识在这个时期内化为廉政思想也显出不同的特点，并逐渐丰富起来。
    先看井冈山斗争时期。1927年秋到1929年初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领导革命的草创时期，他的廉政思想处于萌芽阶段。尽管如此，他对于那时新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机关，就要求接受群众监督，对出现的贪污腐化分子进行清理和严惩不贷。党组织大发展后，成分不纯，在1928年就“厉行洗党”。经过整党后，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那时的廉政初始要求。同时还要求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反对各种错误倾向。这集中地反映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在这个决议中还第一次提出了“新份子入党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6、不吃鸦片，不赌博。这6条很朴实，是根据当时红四军党内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就前5条言，目前入党的条件要求会比这些表述的更规范，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就此而言，它并未过时。至于第6条，是因为四军成分复杂，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旧军队改编过来的，吃鸦片、赌博的坏习气带到红军中和党内来了。为了杜绝此等恶习，不能不将此作为入党条件之一严肃提出。这6条入党条件，也可视为对新党员的廉政要求。古田会议决议所提出的这些要求，虽然是在下井冈山之后，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却始自于井冈山斗争时期。因而，上述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可归于井冈山斗争时期。
    再看中央苏区时期。中央苏区从1929年1月下山转战闽西赣南始开辟，到1934年10月长征而离开，前后将近6年。在这近6年间，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开始绽放。1931年11月7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他的廉政思想不仅贯穿在建政过程中，也贯穿在整个中央苏区的活动始终。其主要廉政思想有以下四点：
    （一）毛泽东廉政思想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这个思想集中荟萃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话中。他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并且指出，“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正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解决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广大群众才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积极参军支前，从而使中央红军打破国民党军的一次又一次“围剿”，使中央苏区存在了近6年之久。
    （二）毛泽东廉政思想的主要指向是“两个反对”。一是反对贪污和浪费。他在二苏大报告中讲了我们非常熟悉的那段精典语录：“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二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两个主义与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和核心相背离，颠倒了公仆与主人的关系。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两个主义有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这两个主义脱离群众，是苏维埃政府中绝对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两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局部执政，应当说是始于中央苏区。在这里，有了党中央和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从毛泽东的“两个反对”可以看出，党从执政之始就明确要求廉政、勤政。
    （三）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两个强调”。一是强调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队伍的素质。1929年4月，红四军转战赣南在兴国举办干部训练班时，他强调共产党的干部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此后，苏区相继创办了党校、红军学校、苏维埃学校和其他干部学校，为教育广大干部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强调检查监督，积极推进制度建设。1933年12月，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行为的训令，宣布：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同时均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1932年至1934年在瑞金就处决了至少9名贪污腐败分子。那时，审计制度已成为一项重要制度。中央审计委员会在1934年9月发布的《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总结报告》，对中央各机关的勤俭节省情况作了认真审计，指出：“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就总体而言，苏区党政机关是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机关，党政军群工作人员是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官员。这说明党在中央苏区的执政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
    （四）毛泽东廉政思想贯彻的重要途径是“两个深入”。一是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他强调：“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中央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二是深入群众，解决民生疾苦。他称赞兴国等县乡的基层干部，指出：他们用尽一切努力“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因而“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他表彰兴国等县、乡苏干部做的是第一等的工作，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这“两个深入”为我们党树立了一个好的传统作风，至今仍然需要全党大力弘扬。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思想，虽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但上述思想为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也为党的廉政思想理论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毛泽东在延安和西柏坡时期的廉政思想
    1935年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党中央到延安后，经过抗日战争，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也进入一个新阶段。他不仅忧怎样夺取抗战的胜利，更开始忧怎样夺取全中国革命的胜利。从忧患意识引发的廉政思想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内容异常丰富。作为这一时期廉政思想的标志，可以三个“对谈”和“两个务必”为代表。
    三个“对谈”，首先是与郭沫若的“甲申对”。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的毛泽东赞赏郭文，要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是年11月，毛泽东再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可称之为“甲申对”。它将毛泽东为夺取中国革命的忧患意识展现无余。
    其次，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这是大家更为熟悉的。1945年七大闭幕后，黄炎培等一行访问延安，毛、黄两人对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毛泽东明确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两次对谈，实际上是一个主题，即如何防治腐败，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300多年前的甲申年，先是封建大明王朝，被李自成农民军灭亡。接着，造反打天下18年的大顺农民王朝，刚坐天下仅42天，就昙花一现。这是非常典型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表现。为什么李自成农民军亡忽得这样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他的大多数将领贪图享乐，奢靡成风，无心打仗。吴三桂带着清军进关，当年威风凛凛的闯王大军溃不成军。“窑洞对”将这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现象，上升为“周期率”。
    “窑洞对”通过对“周期率”问题的思考，初步找到破解这一问题的答案。这是毛泽东忧患意识的一次升华，为将来共产党执政后坚持廉政思想获得了根本之道。
    再次，与周恩来的“赶考对”。共产党会不会重蹈覆辙，成为李自成呢？“甲申对”和“窑洞对”时，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窑洞对”后，虽然有了初步答案，毛泽东和党中央仍在深入思考这个问题。1948年12月，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刘少奇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说：得了天下要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他还指出：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尖锐，说明党中央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
    怎样才能防治腐败，不被推翻？毛泽东的前两次对谈实际上给出了答案。一条是兢兢业业、永不骄傲；一条是民主新路、民督政府。这两条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育自律和制度他律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两个思想的发展就是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强调的“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即两个“务必”思想。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党中央拟将即出生的新中国定都北京。在由西柏坡迁往北京的那天清晨，毛泽东与周恩来有段对话，即人们称为的“赶考对”。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显然，“两个务必”与三个“对谈”密不可分，可谓姊妹篇。从思想缘由看，“甲申对”、“窑洞对”孕育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因子。两个“务必”，是这两次对谈内容的提升。“赶考对”既是“两个务必”思想的延伸，也启动了践行“两个务必”思想的平台。毛泽东看到了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后有可能重蹈李自成覆辙的危险，所以提出“进京赶考”、“不做李自成”的警告，其廉政思想掀开了新的一页。
    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忧患意识和廉政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在继续发展。1957年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朝“左”的方向倾斜，毛泽东晚年的廉政思想也有“左”的错误。历史发展错综复杂，需要对建国后的毛泽东廉政思想作具体分析，引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建国初期坚持“两个务必”，成为党和政府清廉反腐的利剑。那时开展的整风整党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都是为了廉政。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就是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坚持“两个务必”思想，决不当李自成，因而严肃处理了号称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的刘青山、张子善，开创了新中国清廉反腐的伟大形象，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好的廉政时期。
    （二）党的八大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开启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廉政建设的艰辛探索。他在八大提出的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的执政党廉政建设任务。八大强调执政党建设要坚持群众路线，对党员提出了更高要求，是加强廉政建设的良好开端。1957年整风运动的初衷，就是根据国内外新形势需要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要求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克服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三风”缺点。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为了建设一个廉政国家，避免重犯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错误。但是，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对政治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造成严重扩大化后果，背离了整风运动进行正确廉政建设的初衷。
    （三）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有两个侧面，正确的比较正确的和错误的思想并行发展，交错主导。这就形成了“文革”前10年我国历史发展的曲折和挫折。“文革”10年则以“左”的指导思想在总体上居于主导地位。他发动和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从初衷来说，还是希望共产党保持它的先进性、纯洁性，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不要蜕化变质，不要沾染不好的风气，也可以说希望建设一个廉政的党、政府和国家。因此，他提出要反对特权阶层、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等等。这些，都是他的廉政思想的体现。但是，他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后，通过不断开展政治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端运动来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则事与愿为，走向反面，造成了对党和国家破坏的严重后果。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四、历史启示
    无论毛泽东正确的廉政思想和实践，还是晚年错误的思想和实践，都是历史之镜，值得借鉴和警惕。其历史启示，至少有这样四点：
    （一）对贪腐现象零容忍，以大道理管小道理、正道理祛歪道理。刘青山、张子善利用权力，盗用公款、非法经营、贪污等所得折合新币近200万元。此事被揭露后，也有人为他们“说情”。毛泽东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该案起到极大威慑效应。这是建国初期的党和政府有很好的清廉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30多年来，历届的党和政府都坚持反对贪腐，也取得某些阶段性成果，但在一个时期，没能像毛泽东那样坚持零容忍，某些小道理、歪道理盛行，潜规则泛滥，成为贪腐现象高发势头得不到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一个应当反省的异常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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