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任弼时住的房子很挤，又靠近大街，不适宜养病。组织上给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后，任弼时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我一个人怎能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给他另找了一所房子，准备花钱修理。任弼时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在恢复发展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就这样，一直到任弼时逝世，他始终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拒不搬家”表现的是“不搞特殊”，“不搞特殊”体现的是领导干部艰苦朴素的硬气、刚正不阿的正气、光明磊落的大气。相比之下，现今有些干部不搞特殊没面子，不搞特殊不痛快，着实应该自惭形秽。权力是人民给的，地位是组织给的，“特殊”却是自己给自己箍上的，官员应该去“特殊化”，只有拆掉“特殊”的门，才能真正走进群众，服务群众。

    不搞特殊，体现了一个人高度的品性修养。做官需先学会做人，一个素质差、能力低、品德不高的人，一个情感不忠诚、意志不坚定、欲望重重的人，一个生活只求享乐、工作挑三拣四、不问付出只管索取的人，也绝不会成为称职的官员。领导干部要有竹子一样的高风亮节，首先就应从最基本的做人做起，守住做人的底线，抬高做官的水平线，让人品护住官品。

    不搞特殊，体现了党的干部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要“特殊”要的是非同一般的待遇，要的是欲壑难填的贪婪，要的是与众不同的虚荣，要的是睥睨众生的高傲，这是一种扭曲的人生观、利益观、权力观、执政观在作祟，这与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背道而驰。廉洁自律、大公无私向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现代更应该经受住各种“糖衣炮弹”的轰击，把党的优良作风传承和发扬。

    不搞特殊，体现了以民为本的公仆之心。真正以民为本、爱民如父，“执政不移公仆之心”，把自己当做人民群众的儿子，领导干部就不会心安理得地时时处处要“特殊”、享“特殊”。领导干部要敢于放下架子，端平视线，正确看待自己手中的权力和现在所处的位置，不在弄权上搞特殊，不在物质享受上搞特殊，而是在如何当好人民公仆的思想上求“特殊”，在为人民服务的方式上求“特殊”，在为人民谋福祉的途径上求“特殊”。你为人民搞特殊，人民自然就会对你另眼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