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朱德和随行人员到兰州五泉山考察，途中看到一座牌坊，牌坊上正书——“高处何如低处好”，后书——“下去还比上来难”。朱德感慨道：“古人把‘下去还比上来难’写在这里，也是寓意很深啊！要是同我们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看，的确是‘下去’更难些。所以，毛主席一再倡导各级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倡导干部下放锻炼，将军下连当兵，书记种试验田”。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同样，现实中，也是“下去还比上来难”。这里的“下去”和“上来”，不同时期所指的含义可能并一样，但都存在一个“下去还比上来难”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下去”，指的下基层、下放锻炼等，“上来”，指的是进城、在上面指挥等。当然，在朱德所处的那个浮夸成风的年代，“下去”的确很难，这不仅仅体现在难听到真话，还体现在了解到真情后所带来的风险。

　　尽管如此，曾指挥千军万马的朱总司令不顾年事已高，仍然坚持经常下去调研，体察民情民意，并冒着被批评、被排挤的危险，积极向中央建言献策，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也倡导和树立了主动“下去”了解基层真实情况、主动“下去”亲近民生的典范。

　　但是，当时有些进城的党员领导干部并不像朱德那样，重视调查研究，“下去”倾听民意，了解民情，而是想当然地凭借党的执政地位和群众对党的拥护，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领导干部和党的威信。对此，朱德曾严厉指出：我们某些党员干部的这种官僚主义作风，这种对革命工作和国家财产的漠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应该视为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行为。

　　其实，干部下基层，固然有很多客观方面的“难”，但是更多的是某些干部身上存在着主观方面的“不想”、“不愿”。少数党员干部，习惯了当官做老爷，成天呆在办公室里，靠拍脑袋指挥，凭主观臆断决策，即便对基层的情况不了解、不熟悉，也自以为是、装腔作势，时间久了，便会思想上滑坡、行动上懒惰，脱离群众，当起了庸官、昏官、混事官、糊涂官，乃至背离宗旨、背弃人民，发展成为贪官。当然，一些官员不下基层、不常下基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机制管理上存在漏洞。在一些地方、单位、部门，缺乏要求、逼迫干部下基层的严的制度、铁的纪律，有的即便有诸如驻村蹲点等方面的制度，但是也是原则性的多、空泛的多，操作起来有难度，也就失去了约束力。还有一些地方，下基层搞一阵风、一哄下，靠行政命令压，没有形成一种长效机制，即便搞了，也成了某种应景、应差、应付，成了新版、翻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党的执政基础在基层，党的力量之源也在基层。因此，党员领导干部只有也必须坚持多下基层、常下基层，倾听民声、体察民情、关注民生、解决民忧、化解民怨，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甘做小学生、勤做小学生，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社会实践学习，从而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增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和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理解、支持和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