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祖国》在全国唱响后，我曾想，这首歌如果当初不改变词作者就不可能唱响了。在极左形势下，词作者鲍昌是摘帽右派，再好的词也不会让见世面的……

　　“这些年来，有关这首歌的创作和王莘同志的创作，天津市的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我对王莘同志的歌曲创作成就是很敬佩的。可是，有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谈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时王莘同志说，他当时在从北京回天津的火车上，如何如何激动，遂产生了这首歌的歌词云云。我看到此处，不免产生了种种想法，对王莘同志的作为感到十分遗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界生态的一个特殊标本

　　对于我们这一代文化人来说，王莘先生和鲍昌先生都是有大成就的艺术家和作家，一篇作品的署名决不影响他们的创作成就。斯人已逝，作品归属“个人”还是“集体”恐也绝难有个清晰厘定。我的兴趣还是从中窥见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界的某种生态。

　　鲍昌小王莘12岁，据他自己的记述，他是1949年年初从张家口华北联大文学院赶往平津战役前线的。因为排队报数时是“双数”，所以分到了接管天津的文化界，“单数”的去了北京。1950年1月，天津市音乐工作团成立，王莘任团长，这时候的鲍昌不过是音工团办公室秘书一类的角色，所以他陪团长到北京买趟乐器在道理上是成立的。

　　亚方手稿中说“这首歌如果当初不改变词作者就不可能唱响了”，如果鲍昌参与了《歌唱祖国》的歌词创作，而又半个世纪并未声张，这很可能是他的真实考虑。《天津文化艺术志大事纪略》记载：“1957年6月下旬，按照中共天津市委的部署，天津市文艺界开始了反''右派’政治运动。运动期间，对天津人艺话剧团酝酿组建''野百合’、''夜海河’剧团的问题，歌舞剧院''请愿’的问题，戏剧曲艺作家何迟及《新港》文艺月刊主编鲍昌等的著作与言行，进行批判，并将何迟、鲍昌等划为右派分子。”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于创作者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上有染，其作品也被打入冷宫，如果某音乐作品影响太大，面临的就是“改词”。上世纪70年代，我们就唱过若干首被改过歌词的老歌。

　　作为一首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歌唱祖国》的歌词也曾有过较大改动。1968年9月，当时天津市负责人之一的王曼恬通知王莘到钧鱼台国宾馆见江青，当时江正在排样板戏，休息时，江青对王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聂耳、田汉创作的，田汉是叛徒、坏人，我想改国歌，你有意见没有？”王答：“要改先得有词，才能配曲。”江青说：“你的《歌唱祖国》有缺点。”“第一，没有写文化大革命；第二，没有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尽管王莘不愿意，但是江青一声令下，他也奈何不得。

　　有报道说，1968年以后，红卫兵把王莘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记者翟翊写道，此后，“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王莘迅速逃到乡下藏起来。他在乡下躲躲藏藏一晃就是3年。”

　　再以后，大约是1973年，在筹备四届人大会议之前，各单位曾被通知征求对《国歌》修改的意见，其中，改过词的《歌唱祖国》就作为替代《义勇军进行曲》的选择之一。

　　2007年10月15日，作为天津市音协名誉主席、中国音协“金钟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89岁的王莘先生辞世。他生命的最后25年是在和疾病作斗争中度过的。1994年，他拿出全部存款设立了“王莘歌曲创作奖励基金会”，抗击“非典”期间他还创作了歌曲《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鲍昌先生“右派”摘帽后调至天津市文学研究所，1974年调天津师范学院，1980年任该院中文系主任。1982年被选为中国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1984年任中国作协常务书记。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协会承上启下的领导人之一，有独幕剧集、短篇小说集、评论集问世，并有长篇历史小说《庚子风云》，他同时从事文艺理论、美学研究和文艺批评。尽管曾对身边亲友说起过一些《歌唱祖国》歌词创作的缘起，但他从未主张过这首歌歌词创作的权益。鲍先生于1989年2月20日去世，享年59岁。

　　有记载说，《歌唱祖国》的乐曲“首弹”为当时音乐工作团14岁的钢琴手靳凯华，“首唱”为当时19岁的男高音演员王巍。

　　（作者系财讯传媒集团常务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