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这是一首传唱了半个世纪的祖国颂歌。1993年，这首题为《歌唱祖国》的歌曲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2008年8月8日，在第29届奥运会上，林妙可小朋友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演唱令无数炎黄子孙热泪盈眶！

　　关于《歌唱祖国》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历来的署名都是音乐家王莘。2007年10月17日，新华社播发的有关王先生去世的消息，题目就是“《歌唱祖国》作者王莘与世长辞”。然而，在天津音乐界的“老人”中间一直流传一个说法，即这首歌的作者署名另有隐衷。2008年第9期的《中华魂》杂志上刊登了王莘生前好友、天津音乐界“老人”张学新的一篇署名文章，掀开了这段隐衷的一个角落。

　　“这首歌不是我写的，应该说是集体创造”

　　张学新在这篇文章中说：“王莘经常说，这首歌不是我写的，应该说是集体创造。这话有一定道理。据我所知，1950年作家鲍昌也在天津音工团工作，国庆节前，写了两首歌词，一首《祖国之歌》，由肖云翔作曲，并制成唱片。另一首《歌唱祖国》，王莘由北京回来，拿去做参考。王莘写完《歌唱祖国》，关于词作者如何署名，征求鲍昌意见时，鲍昌看了歌词说：''你全改了，已经不是我的歌词，不要给我署名。’（据王莘后来跟我说，歌词中只使用了鲍昌的形容词''亲爱的’）。于是，王莘送给《天津日报》的歌篇中，只好署''王莘作’。王莘希望国庆节刊出，那时《天津日报》版面紧张，未能发表，将排版校样退还王莘，天津音协负责人孟波与张恒看了《歌唱祖国》校样，认为写得很好，决定在他们编辑的《大众歌选》第三集头条发表，经《大众歌选》正式发表，在全国发行，又经天津音工团演唱、广播，《歌唱祖国》在许多地方传唱起来。

　　“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要求除国歌外，全国人民要普遍学唱《歌唱祖国》与《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在国庆节时，整齐地热烈地唱出来’。报纸用半版篇幅刊登了这两首歌曲。”

　　“这年10月号《人民文学》当做诗歌还发表了王莘的《歌唱祖国》的歌词，字句与《人民日报》发表的歌曲完全一样。文化部通知中特别说明，《歌唱祖国》''歌词有几处修改’。……那么，是谁修改的呢？据说是大诗人艾青所改。”“1954年王莘就写道：''这首歌不是我写的，而是群众自己的创作，因为我只是用音符把人民的情感记录下来。’”

　　这个大段的叙述很有些特殊。首先，作者张学新是王莘的老战友、老朋友，作为天津音乐界的老同志，张学新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此外，作者深知此文所涉及细节的敏感。他在文章发表后特意发传真给另一位天津文化界老同志的后人，并附注：“看后可转交鲍昌的儿子，意见告知。”

    “正因为王莘孜孜不倦的探索，灵感终于来了！

　　“1950年9月的一天上午，王莘为天津音乐工作团去北京采购铜管乐器，准备为庆祝新中国的第二个国庆搞一个气势恢弘的音乐会。他从战友文工团的临时住处走出后，路过天安门广场，只见这里已充满节日气氛，蓝天白云之下的天安门已装饰一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工作人员正忙着悬挂毛主席巨幅画像，此时，正好有一队少先队员走来，他们吹着小号，打着鼓，齐声喊着毛主席万岁，显然是为迎接国庆节游行而在排练。这一幅美好的情景让王莘怦然心动，他眼前仿佛出现了庆祝国庆节检阅的场面：红旗如海，游行队伍热烈地向天安门高呼''毛主席万岁’。此情此景使王莘心中突然产生了创作灵感，''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歌声脱口而出。

　　“迎着夕阳，王莘边走边哼唱着上了回天津的火车，人们还以为上来个疯子。王莘挤了个座，在火车轮子有规律的隆叫声中，哼唱着、写着新歌的词曲。到夜里4点多钟下车时，这支颇有进行曲韵味的新歌已基本成形。

　　“回到家中的王莘十分兴奋，叫醒了正在睡觉的王惠芬，说我终于写出来了，边说边给王惠芬哼唱，已近临产的王惠芬也顾不得腹内疼痛和疲乏，跟着王莘一起唱起来，越唱声音越高，越唱越高兴，并连夜一气呵成了歌曲的第二、三段歌词。他们觉得，这首歌唱祖国的歌表达了他们对新中国的全部热爱之情。

　　“天亮了，被王莘命名为《歌唱祖国》的歌曲也问世了。第二天便拿到天津音乐工作团总部，把词曲交给钢琴手靳凯华和男高音王巍弹唱。天津音乐工作团的同志们听后，都反映这首歌唱着带劲，演奏起来也很有气势。尤其这一作品还借鉴了许多西洋音乐的手法，是王莘音乐上的一大突破。”

　　显然，在这个关于创作过程的通行版本中，《歌唱祖国》完全是个人创作，丝毫也找不到“群众集体创作”的影子，更没有他人的介入。那么，作为王莘的老战友、老同事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王莘歌曲创作的合作者，而且是王莘创作经历的重要解说者，张学新先生这番“群众集体创作”的强调，就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了，何况他还特意要求将这篇文章“转交鲍昌的儿子”！

　　“这首歌如果当初不改变词作者就不可能唱响了”

　　那么，鲍昌究竟在这首歌词的创作中起过什么作用呢？

　　鲍昌先生生前最后职务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在1949年，19岁的他不过是刚刚入党两年的天津音乐工作团的办公室秘书。

　　网上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当年鲍昌与王莘等人到北京办事（一说是买乐器），在列车上，鲍昌心有所感，就将一个没有香烟的烟盒拆开，反过来，很快地写下了歌唱祖国的第一段歌词：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他写完给王莘看，王莘很满意，就决定谱写成曲。可是在谱曲时觉得仅仅一段很单薄，他就补写了两段，并加上了副歌歌词。”

　　天津作家吴若增先生在《中国作家》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闲话鲍昌》的报告文学，生动详细地描述了鲍昌一生的经历。在这篇显然采访过本人、按规矩一定会给本人看后再发表的文章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1949年4月，《天津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文学处女作《我的母亲》，那是他用母亲来比喻党的一首民歌体诗。紧接着，他写诗，写歌词，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一发不可收拾。他写过一首歌词，开头的句子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这篇文章在1986年初夏发表，《中国作家》是作协的机关刊物，鲍昌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因此他是不会看不到此文的，更不可能允许作者在这样为人熟悉的作品中杜撰。因此，我认为，这段叙述只有一个来源，就是鲍昌本人！但文章的委婉与分寸说明，鲍也确实并不想张扬此事。

　　鉴于对这一史实的兴趣，我辗转读到了鲍昌先生遗孀亚方女士的一份手稿。关于创作过程，手稿是这样叙述的：“在我的记忆里，《歌唱祖国》这首歌的歌词原作者是鲍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立。鲍昌热血沸腾写了不少歌唱新中国的诗词和歌词。其中就有《歌唱祖国》这一首，曾在某报刊发表过。当时鲍昌和王莘同在天津音工团工作，王莘看到歌词后，很快谱出曲子，以''《歌唱祖国》鲍昌词，王莘曲’的名义发表。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王莘将歌词的主段部分，主要是第二、第三段，作了较多修改。王莘向鲍昌说明所作改动，当时鲍昌可能对改动有想法，可能又不好拂老同志的意，就说这词就用你个人名义吧。这样，这首歌就成了王莘一人的词曲了。曾在音工团工作过的阎家鸣同志说，他曾有过一盘录音带，一面是他妻子王癩唱的《祖国之歌》，是肖云翔的词曲。另一面是《歌唱祖国》，注明是''鲍昌词，王莘曲’。这盘录音带上的《歌唱祖国》一歌是转录自肖云翔的一张78转唱盘。肖云翔的这张唱盘上的《歌唱祖国》注明是''鲍昌词，王莘曲’。我也曾听说过，''文革’初期，在批判王莘的一次会上，当时任天津文联办公室主任的史如北发言说，《歌唱祖国》的歌词是鲍昌的，你王莘给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