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了重要的讲话。”10月24日,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底,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城里过春节时,“毛泽东同志又向战士们提出了六项注意: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第三,说话和气;第四,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战争更加频繁,俘虏就更加多了,少数战士违犯政策,搜了俘虏的腰包。有的战士在村边的小河里洗澡,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毛泽东同志把六项注意又改成为八项注意,添上了‘不搜俘虏腰包’和‘洗澡避女人’两项。后来,因为情况不断变化,又作了一些修改,例如把‘筹款要归公’改成了‘一切缴获要归公’。把‘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又改成了‘不拿老百姓一个鸡蛋’。长征到陕北后,又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李立记得,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进到湖南桂东县的沙田村,毛泽东向战士们明确宣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如下内容:“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七,洗澡避女人;八,不搜俘虏腰包。”
李立的这些回忆资料是珍贵的,不足的是把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沙田圩“三十六担丘”田边的土台上,向工农革命军和地方赤卫队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误记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间也不准确。
“六项注意”是怎样变成“八项注意”的
对于六项注意怎样变成八项注意,陈士榘(1927年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说法是:“1929年初,工农红军第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开辟新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添两条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挖厕所。以后又改为:缸满院净,挖卫生
(厕所)。”对于八项注意的丰富和最后改定,陈士榘的记忆是:“从1929年以后,战斗更加频繁,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俘虏大量增加,毛泽东将‘八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新内容,优待俘虏和进出要做宣传工作。最后改定的‘八项注意’,其内容更为丰富与概括。例如,‘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不过,对于从“六项注意”发展而来的“八项注意”,其新增两条的具体内容还有一些不尽相同的说法。例如,有文章认为:“1930年5月以后,毛泽东和朱德又对六项注意作了修改,增加了‘七、不得胡乱屙屎;八、不搜敌兵腰包’,从而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写进了9月25日红一方面军颁布的《红军士兵会章程》中。1931年,中共中央代表欧阳钦在向党中央报告中央苏区情况时,具体地报告了红一方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措词略有改动,并成为全军和地方武装的纪律。”
不仅如此,对于“八项注意”中后两条增加的提出者也有不同说法。例如,饶道良、李春祥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一文中说:有老人回忆说,那后面两条是林彪加的。1969年8月底,林彪带叶群、林立果、吴法宪等人上了井冈山。8月31日下午,叶群、吴法宪等人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当时叫“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参观,在看到陈列品中有一块红军写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背包布时,吴法宪说:“毛主席开始只提出了六项注意,后来征求其他人的意见,都说不出什么来,只有林副主席又提出了两项,就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主席听了,同意补上去,这样就成了八项注意了。”
显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最初从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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