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

    这首歌的创作者，就是当时在西安省立二中(今陕西师大附中前身)执教的张寒晖。

    本文作者的童年，与张寒晖是邻居，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2年，我随母亲邵清廉从奉天(沈阳)千里迢迢徒步来到延安，寻找从黄埔军校毕业来到延安抗大的父亲。那时我仅有5岁。

    那时的延安，物资匮乏，生活十分艰苦，革命者们整天吃小米，大便干燥，营养不良，生病的人很多，医疗条件也特别差。胡宗南十万大军封锁延安，外围的食品、医药很难进入延安。即使是这样，在延安的军民却有着苦与乐的生活。

    在延安大家都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装，土里土气的外表不像国民党军人那样威武。可是，在延安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大群人，却是中国最有才华的人。张寒晖就是其中的一个。

    邻  居

    《松花江上》是张寒晖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首哀天恸地的歌曲，歌声荡漾祖国山河，歌词催人泪下，伤心断肠，呼唤出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声。激励着无数爱国热血青年奔向抗日的战场。

    记得1938年7月7日晚，武汉举行了抗日周年的盛大活动，十几万群众分乘几百条木船，举着火把汇聚在长江之上。这时候，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松花江上》，立即引起大家的呼应，十几万人的歌声掀起了巨大的声浪，浩瀚激荡，汇成了人间罕见的、血泪凝聚的感情交响。歌声如同山呼海啸，震撼大江南北，歌声伴随着长江流水，涌荡着中华民族悲壮的血泪。

    就是这样一位革命作曲家，在延安就住在与我家的窑洞邻居。我们朝夕相见，他穿着一双布鞋，衣装较整洁，衣兜里别着钢笔，留长头发，戴着眼镜，远处看上去就知道他是个文人。

    在相邻相处的岁月里，他总是日夜兼程谱写着一首首革命歌曲。无论是阴晴圆缺，在他的窑洞里总闪烁着油灯的光辉，时而传来谱曲的歌声。偶尔伴有阵阵的咳嗽声。

    我父亲郑新潮是黄埔军校炮科毕业后到延安的，当时毛主席和朱德让他与郭化若筹建延安炮兵学校，需要炮校校歌，就与李伟(后少将)去找张寒晖征求编写内容，张寒晖虽然病重，但非常乐于相助，热情地地答应了，他日夜兼程完成了歌曲的初稿，为了更生动，他与我父亲冒雪去找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东北干部队副队长)，唱给他听，征求他们的感受。

    此时的张寒晖病情一天天重了，咳嗽的痰中带有血丝。据我妈回忆:一天，鲁艺学院的阎吕(贾涛少将的妻子)因工作来看他，发现他房间很乱，我妈听阎吕说话是东北口音，两人攀谈起来，我母亲自我介绍叫邵清廉，张寒晖喜悦地插嘴说:我家属也姓邵。当张寒晖看到我妈与阎吕为他打扫屋子、晒被子时，张寒晖感动地说:你们真像我娘家人。

    唱  歌

    1945年春，天气乍暖尤寒。患了感染性肺气肿的张寒晖每天都要到窑洞外面晒太阳。当他看到我在外面玩耍时，就把我叫到身旁，跟他聊天。也许是因为这位艺术家喜欢孩子的纯真和简单缘故，张先生总愿意亲切地称我“小家伙”，并且把中央领导看望他时，送来的糖果也分享给我吃。

    就这样，每天上午十点，我俩都坐在窑洞的墙根下，晒着暖洋洋的太阳，聊着抗日英烈的故事。有时张寒晖用树枝在地上教我写字、作曲，引领我懂得歌与曲的内涵，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他的音容笑貌总浮现在我眼前:性格很温和，孩子们接触他时，一点不感到害怕。迎着阳光，听他说话，语气总带着慈爱的情怀，那种安详静谧的感觉一辈子都难忘。真是难忘啊！”

    张先生会饶有兴趣地讲述他的家乡河北定县的事情，什么中山国、定州塔、定州贡院、定县的烧鸡等等，热爱家乡之情溢于言表。他抓住我的手说:你长大一定要到我的家乡看看，我们定州的老乡都是直心肠、热心肠。

    张先生对抗战的胜利充满信心。他对我说:“德国法西斯快要完蛋了，小日本鬼子的尾巴也长不了了。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中国人有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气势，有了这种气势，任何邪恶的力量都是无法战胜的。”

    张先生一说起抗战胜利后他要干的事，脸上就泛起异样的光彩。他说，抗战胜利后，他要到学校里去教书，继续写歌曲，赞美美好的和平生活。

    张先生问我喜欢不喜欢唱歌，我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不太喜欢。张先生就讲:“生活不能没有歌曲，歌曲引人向上，歌曲给人带来希望和力量。”张先生鼓励我学一首好歌，还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游击队之歌》。

    我虽然不能全部听懂他的话，心里却记住了这些话。

    咳  嗽

    延安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张寒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他总咳嗽，白天，只要听不到他的咳嗽声，就知道他不在窑洞里，去鲁艺学院了。有时夜间，他咳嗽得厉害，我妈妈就给他端去一碗羊杂碎汤，暖暖身子，咳嗽就会减轻一些，冬季来临，他常说最怕感冒。只要一感冒就会引起肺气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