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王莘

1965年周总理和群众共同高唱《歌唱祖国》，指挥者为王莘。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文通知国庆节唱《歌唱祖国》。

　　由人民音乐家王莘作词作曲的歌曲《歌唱祖国》创作于1950年，于1951年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发表，今年是该歌曲发表60周年。一首歌60年传唱不衰，如今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重大国务活动、各种会务活动、外事活动、检阅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结束曲，被广大人民群众誉为“第二国歌”。今年10月1日，新中国第62个诞辰即将来临，可以想象，《歌唱祖国》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将会掀起何等波澜壮阔的热潮。晚年的王莘先生曾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着的‘歌唱祖国’”。

　　在延安，他接过冼星海送的笔

　　王莘，原名王莘耕，1918年出生在江苏无锡县荡口镇的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受民间音乐的熏陶，酷爱音乐，并学会了吹笛子和拉二胡。父母想把他培养成作曲家，但家里穷得连中学都供他不起。1932年，14岁的王莘来到上海，在先施百货公司谋了一份职，做见习店员，替顾客送货。在他晚年谈起这段经历时，记忆最深刻的，竟是自己被日本人狠狠扇过的那两记耳光。

　　那是一个午后，王莘要替公司把一只单人沙发送到一个叫伊藤的日本武士家里去。半路上，王莘被地痞流氓敲诈，沙发差点被人抢了去。好不容易把沙发背到伊藤家却见房门紧闭，敲了刻把钟的门仍不见开。没有办法，也只能干等。怕再被人抢了去，王莘坐到凳子上，并用双手紧紧抓住沙发扶手。不想这一坐，却坐出了祸事。伊藤午睡后起来开门，见王莘竟坐在自己新买的沙发上，顿时大怒，恶吼道：“你这只小瘪三，大大的坏！竟然坐在我的沙发上，你吃了豹子胆啦！”

　　王莘被伊藤这么一吼，吓得赶忙站起身来，“伊藤先生，我是怕——怕被坏人再抢了去。刚才在路上，在路上……你看，我的裤子是干净的，昨天刚洗过，真的。”伊藤全然不听，扬起肥大的巴掌，朝王莘的脸上抡过去。“啪、啪”两声脆响，王莘的脸上留下两处红红的巴掌印。伊藤的欺人之举，引起了围观者的公愤，众人立即纷纷抗议：“强烈抗议日本人侮辱中国人！”“中国人不可欺！”

　　两记巴掌，让年少的王莘看懂了日本人的蛮横无理，也在他心底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他突然觉得，要不想让别人欺负，就得自己强大。从此，他白天干活，晚上去先施公司二楼的量才职业夜校学习国文和英语，并开始自发地参加一些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

　　1938年，王莘终于实现了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音乐的愿望，跟冼星海、吕骥、向隅等老师学习作曲。当冼星海写出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在“鲁艺”排练、演出时，王莘担任其中《河边对口曲》中王老七的领唱。1939年7月7日晚上的那场演出，成了王莘一辈子抹不去的记忆。

　　1939年春夏，日本侵略者增兵华北，妄图渡过黄河进攻党中央所在地——陕北。在那样的形势下，党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艺等四所学校组成华北联合大学，一起开赴敌人后方，坚持华北抗战，积极开展国防教育。7月7日，华北联大正式成立并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西侧的广场上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参加了成立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大家到敌人后方去，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根据会议日程安排，成立大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由鲁艺全体师生演出《黄河大合唱》。这时，广场上空一声霹雳凌空炸响，随即是大雨滂沱，广场上的汽灯也被大风刮灭了，黑成了一片。眼看演出只能中止了，谁知，在更大的雷声雨声中，舞台上的汽灯又被点亮了。毛泽东穿着灰色的衣裤，挺直了身体，和中央其他领导继续坐着看演出。

　　这一幕深深感动了王莘，还没上场，却全身抖得厉害。扮演张老三的关鹤同发现王莘情况不对，悄悄问王莘：“你怎么上身都在发抖，是不是毛主席在下面看演出你紧张了？”王莘摇了摇头。

　　“那你生病了？”

　　“没生病啊，我在发抖吗？”王莘用有些颤抖的声音悄悄回答。

　　“抖得厉害，肩和脑袋都在抖。”

　　王莘使劲耸了耸肩，像是要压住发抖的上身，说：“我激动。这虽然是一场告别的演出，但歌声让我热血沸腾。你明白吗，这不仅仅是歌声，更是战争中一个誓死抗拒亡国耻辱的正义力量的怒吼。我太激动了！这一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激动过，真的。”

　　终于上场了，王莘全情投入，演得传神，唱得精彩。他和关鹤同扮演的王老七与张老三的对唱，激起了阵阵热烈掌声。这次特别的演出经历，让王莘明白了一个道理：一首好歌，可以唱得让人热血沸腾，也可以听得令人激情澎湃。

　　离开鲁艺前，老师冼星海送给王莘一支曾在法国留学时作品获奖得到的活动铅笔，并对王莘说：“我用这支笔写下了《黄河大合唱》。你要毕业了，我把这支笔送给你，希望你也能用这支笔写下一首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

　　从收到活动铅笔的那天开始，王莘就在心里种下了一个梦想：努力为人民、为时代写出好歌。

　　诞生在烟盒上的不朽歌曲

　　在王莘收到活动铅笔的第11个年头的一天，也就是1950年9月15日，正值国庆一周年前夕，正在北京出差的王莘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那天，天安门广场朝阳灿烂，金光四射。抬头仰望，天特别的蓝，没有一丝云彩，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高高飘扬。天安门城楼上，工人们正在悬挂大红宫灯，一派节日的喜庆。广场上，锣鼓喧天，鲜花如海，一队队少年儿童敲着鼓吹着号，唱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迈着整齐的步伐正在练习队列，准备接受国庆检阅。

　　王莘被孩子们的歌声所吸引，便不自觉地跟在了一支队伍的后面。带队的朱老师见王莘不像坏人，俩人便愉快地交谈起来。

　　“今天真是个好天气，万里无云，天蓝蓝的，地亮亮的。王同志，你快看，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就让人心里敞亮。”

　　“我看到了那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去年10月1日，就是在这个广场上，我曾经见证了这面五星红旗高高升起”。王莘的思绪好像一下子又回到去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万众欢腾的场景，忍不住充满深情地吟诵起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王同志，你脱口成诗，是个诗人吧？”王莘被朱老师这么一问，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解释：“不不，我只是说说现在看到的情景。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今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傍晚，在返回天津的列车上，白天天安门广场上海洋般舞动的五星红旗、歌声、欢呼声再次在他的脑海里翻滚激荡，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使他禁不住想要动笔。可是身上翻遍了也找不到纸，便从地上捡了一个空烟盒拆开，拿出笔在烟盒的反面写了起来，边写边压低声音朗读着：“这是我们英雄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上来一个疯子。”车上的人对他的“怪异”行为感到不解。对面坐着的旅客听着王莘深情的朗诵，猜定王莘是个诗人。

　　“同志，你在写诗？”

　　“我是写歌的。”王莘头也不抬地回答。

　　“你能在这废烟盒上写歌？那这烟盒纸可值了大钱了。”旅客似是不相信。

　　“哪里值什么钱，写个歌而已。”王莘停下笔，很正式地向坐在对面的旅客解释：“突然有了灵感，一时又没找到纸，就捡了这个烟盒纸代替了。”旅客似懂非懂地打起了盹，他哪里会想到，一首划时代的歌曲在他的面前即将诞生了。

　　停了交谈，王莘继续埋头在烟盒上飞快地写着、朗诵着。不大一会儿，生动鲜明的歌词、雄壮有力的旋律便从笔尖流淌而出。车窗外，祖国富饶美丽的土地、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建设社会主义新天地的场景，历历在目。王莘的眼眶湿润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百余年的屈辱史和中国人民渴求和平的奋斗史，都一一在作曲家的脑海里涌现……

　　王莘曾经告诉家人，他在写这歌的时候，想起了1943年在晋察冀边区的生活，当时他在一个村里进行民主建政工作。一天，敌人包围了这个村庄，用机枪威逼老百姓说出共产党员的名字，但遭到了村民的拒绝。事隔多年，这些英雄形象重新跑到了他的眼前，那种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对胜利的盼望一一进入了他的歌词里。这首歌写得很顺畅，王莘到了家又熬了个通宵，当他将《歌唱祖国》的词曲初稿唱给爱人王惠芬听的时候，恰巧他的大女儿王辉出生了。所以，王莘说，1950年9月16日，他的两件重要的“作品”同时诞生了。而创作于这烟盒纸上《歌唱祖国》的歌词更是从此镌刻在了人们的心中——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

　　毛主席说：“这首歌好”

　　《歌唱祖国》写出来后，有人认为这首歌的旋律不够民族化。虽然在天津耀华中学的首演和此后在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的演出都很成功，很受人们欢迎，但王莘把歌曲寄到报社希望能发表时却被退了稿。不过王莘并没有因为被报社退稿而放弃这首歌，而是动手刻印歌片，去工厂、去学校，在群众中广泛教唱。

　　一年后的一天晚上，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庄严宣告中国农奴制度从此结束的消息时，许多人乘着大卡车上街欢庆胜利，一路上群情激奋，高唱着《歌唱祖国》。那激越奔放的歌声，久久回荡在天津和平路的夜空中。与时同时，《歌唱祖国》也传唱到了北京，并深受人们喜爱。1951年春天，王莘自制的歌片传到北京工人合唱团。到了夏天，北京电台播放了北京工人合唱团的《歌唱祖国》演唱录音。一时间，《歌唱祖国》便在北京的工厂、学校、社区传唱开来。

　　1951年国庆节前夕，王莘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孙慎同志问他：“有首叫《歌唱祖国》的歌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据说是从天津传出来的，老王，你是天津音协主席，请你帮忙查一查这首歌是谁写的，请把词曲快寄来，中央政府文化部急要！”

　　王莘一听就笑了，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老孙啊，你算是找对人了，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正是我！”

　　于是，在这首歌诞生一年之后，《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歌唱祖国》的词曲，继而中央乐团录制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歌唱祖国》大合唱。9月15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规定在这一年的国庆节，除了要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外，《歌唱祖国》也是全国民众普遍歌唱的基本歌曲。从此，这首歌便在全国流行起来，成为广大群众最喜闻乐见的一首祖国颂歌，老百姓把它赞誉为中国的“第二国歌”。

　　1951年，在怀仁堂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当毛主席经人介绍，得知王莘是《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时说：“这首歌好”，并特意送给王莘一本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王莘捧着《毛泽东选集》，恭敬地请毛主席签名。当时，毛主席不仅欣然应允，还不忘问王莘，自己的名字签在哪一页。王莘一时激动竟不知如何说好，毛主席接着拿起笔一边自言自语：“签在第一页容易弄丢，签第二页吧”，一边挥笔在这本《毛泽东选集》的第二页上签下了“毛泽东”三个大字。如今这本经毛主席亲笔签名的毛选还珍藏在王莘的家里，不久他的家人将把它捐赠给坐落在无锡荡口的王莘纪念馆。

　　爱祖国是不需要理由的

　　几十年来，王莘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为了创作出更多的优秀歌曲，他深入到工厂、矿山、机关、学校等基层单位体验、劳动，感受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陆续创作了歌曲《只因为立功喜报到了家》、《饲养员之歌》、《祖国颂歌》、《奔向幸福前景》，歌剧《宝山参军》、《王杰赞歌》、《煤店新工人》和大合唱《团结反帝》等大量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无论是南国的丝竹风情、北国的粗犷豪迈，还是儿童生活的纯美欢快，都充满了强烈浓重的时代气息，真实地反映出了新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现实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与追求。

　　可以愉快地工作，可以自由地生活，王莘从心里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他把能够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作为自己最大的乐事，并为此笔耕不止。然而，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袭来，已身为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的王莘，居然被自己的学生关进了牛棚里，一下子让他觉得哭笑不得。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自己对国家充满了热爱，却被造反派诬陷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被关了牛棚不说，还时不时要被拉出去挨批斗，逼迫交待“反动罪行”。

　　王莘大儿子王斌，为了让父亲免遭进一步的迫害，有一天，他与中学同学找机会支开了看押父亲的一个学生，实施了精心策划的“营救行动”，让王莘戴上帽子，压低帽檐，抄近路去火车站，“逃离”音乐学院，“逃离”天津，躲到宁河乡下去。

　　一辈子崇尚光明磊落做人的王莘不愿意接受儿子策划好的这种离开的方式：“我怎么能采取这种方式逃离这里？我不能这么偷偷摸摸地离开。”

　　“爸爸，这不是逃离，是保存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面对王莘的犹豫不定，王斌心急如焚：“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你难道愿意冤死在这里吗？爸爸，走吧，否则就后悔莫及了！”

　　王莘离开时，执意要带走插在碗里快长出新芽的一颗青菜。王斌对此非常不理解：“这菜根有什么用？你带上它干吗啊？”

　　王莘回答说：“你不懂，这代表着一种希望。它就像我们这个国家，现在的情况只是暂时的，希望的绿芽一定会长出来。”

　　“我知道你爱国，可现在祖国都不爱你了，你还谈什么爱祖国？”王斌的这番话显然惹怒了父亲，王莘大声地训斥儿子：“我告诉你，爱祖国是不需要理由的！”

　　是的，爱祖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管面对多大的苦难和逆境，他对于祖国的爱永远那么炽热，并将这份爱投入到工作中。“文革”结束，王莘获得平反，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为了追回失去的光阴，他一天当两天用，全身心投入到音乐教学和创作中。

　　1982年，王莘患了脑血栓，右半身偏瘫。这对于视创作为生命的他来讲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可是王莘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在老伴王惠芬的照料、帮助下，他用尚可动弹的左手在儿童写字板上写音符、节奏、小节，然后让老伴“翻译”到纸上，再反复推敲修改，丝毫未减弱创作热情。先后写出了《真理的旗帜》、《党啊，我们离不开你》、《信仰》、《摘星星》、《每人伸出一只手，推着地球朝前走》等优秀歌曲，并多次在全国歌曲评选中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