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红旗不倒 走向胜利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共闽西地方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创造了闽西南游击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后，闽西人民高举抗日旗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以保田为中心的抗日反顽斗争；在解放战争中，闽西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创建了闽粤赣边游击区，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闽西全境。闽西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第一单元  浴血坚持游击战争
    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乌云笼罩着闽西苏区上空。军事上，敌人调集了八个师约十万兵力对闽西苏区进行空前残酷的“清剿”。当时，留守在闽西各地的革命武装力量仅7000多人，敌我力量悬殊极大；经济上，敌人实行“计口购粮、购盐”等手段，对苏区全面封锁；政治上，敌人采取所谓“悔过自新”等政策，引诱红军中的动摇分子投降，这曾经给红军造成相当损失，妄图消灭共产党、红军、游击队和有生力量。疯狂的敌人还实行“移民并村”，象集中营一样禁闭群众，强迫群众与红军脱离联系。到处烧毁房屋，毁灭村庄，大肆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如上杭莲塘村遭国民党第三师血洗， 在一天之中就有42 人被杀害，连出生不到三个月的婴儿也不能幸免，其余被迫移民并村，烧毁民房2000多间，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莲塘惨案”。长汀四都楼子坝共有34户143人，除一位外出探亲未归的老太太外，其余全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房屋也被烧光，一夜之间变成了“无人村”。长汀河田区苏主席刘保兴，全家七口人，当时妻子已怀孕，全部被反动民团活埋，造成“七尸八命”惨案。在国民党的残酷摧残下，闽西大地“闾阁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据统计，闽西被杀害和被迫流亡致死的群众有16万多人，有4万多户被灭绝、20多万间房屋被烧毁和折毁、500多个村庄被毁灭，被劫耕牛3万多头，被荒芜的耕地15万多亩。
    但是，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不怕强盗不怕偷，不怕白鬼来烧楼；坏楼烧光不要紧，革命成功盖新楼；不怕白鬼烧杀抢，穷人心向共产党；要想穷人红心变，除非西边出太阳。”这首民歌充分展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同红军游击队心心相印的鱼水之情和充满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项英、陈毅、陈丕显等组成，全面领导留在苏区的党政机关和红军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牵制敌人，配合红军主力的行动，保卫苏区和土地革命果实。根据中央指示，1934年冬，福建省委机关和红十九、二十团及游击队退守长汀四都山区，揭开了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不久，省委机关就遭敌包围，主要领导和大部分指战员英勇牺牲。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12月初，张鼎丞等回到岩永杭一带领导游击战争。1935年2月，中央分局接受命令，主要负责人须到各地领导游击战争，实行分散游击战术，灵活打击敌人。2月21日，中央分局组织九路突围，实行分散游击发展策略。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等在福建省保卫队护送下，由长汀四都向永定转移，2月24日在长汀水口附近的梅迳村遭敌人包围。结果在这次战斗中，何叔衡为了保护其它同志跳崖壮烈牺牲，瞿秋白不幸被捕，于6月18日，被敌人杀害于长汀罗汉岭。邓子恢突出重围后返回省委所在地，与从赣南向永定转移的由陈潭秋、谭震林率领的红二十四师的一个营不期而遇，邓子恢和他们一起率领这支精干部队向永定突围，继续领导开展建立游击根据地斗争。
    1935年3月，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领的部队和红八团、红九团在永定月流村与冲破层层封锁回到永定西溪赤寨的张鼎丞胜利会师，成立了闽西军政委员会，并推选张鼎丞为主席，统一领导闽西苏区红军游击队，在新的战场上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虽然部队力量加强，斗争信心也更加坚定。但是，红军游击队仍面临着十分艰苦而复杂的局面。1935年4月，陈潭秋以中央分局代表的名义，在永定赤寨主持召开闽西南党的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最近《关于坚持敌后斗争》的电报指示，会议还制定了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和任务，并将闽西军政委员会扩大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任主席，邓子恢任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长。为了发挥各部队独立作战能力，会后还成立了四个作战分区，广泛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
    第一作战分区由红九团第二营、明光独立营组成，司令员：罗忠毅，政委：方方，政治部主任：温含珍，在龙岩、连城、宁洋三县边界广大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并选择条件较好的地区发展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第二作战分区由红九团第一、二营和永东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吴胜，政委：谢育才。任务是开辟永定、平和以及广东大埔、饶平各县边区，打通与闽南红三团的联系；
    第三作战分区由红八团和龙岩游击队组成，司令员：丘金声，政委：丘织云，政治部主任：伍洪祥。以龙岩为中心，在岩、南、漳 和岩、永、靖边界坚持游击战争，配合红九团向闽南发展；
    第四作战分区由红二十四师一百余人和卓林大队以及永定、杭代、新汀杭等县独立营组成，坚持在永定、上杭地区活动。由张鼎丞、谭震林等直接领导指挥。
    赤寨会议的召开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及时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加强闽西党、政、军统一领导，使闽西游击战争有了正确的方针和坚强的领导。从此，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领导红八团、红九团及各县地方武装，紧密依靠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从此，闽西游击战争进入了胜利发展的阶段。
    1935年冬，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北、华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使得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日益高涨。正在这时，闽西南红军游击队转移到上杭双髻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于1936年1月1日，在上杭双髻山召开第二次会议，总结了反“清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并确立在闽西南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工作的新方针，发布抗日救国文告，推动了闽西南游击战争的新发展。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正确执行了党的方针策略，做好“壮丁队”和白色碉堡的争取和瓦解工作，获得了显著成绩。才溪壮丁队、国民党龙岩新祠堡垒士兵举行暴动，有力地打击敌人。反“清剿”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党组织和红军队伍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1937年2月，七支队在红二、四、五支队配合下，在上杭双髻山伏击国民党粤军黄涛部一个团，在军事上给粤军以打击。与此同时，各县也展开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先后进行了瑞金武阳，长汀古城青山铺，三箭脑等主要战斗，并建立了汀瑞游击根据地。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游击队处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中，他们经常出没于深山密林，风餐露宿，缺医少药，坚持斗争。这是红军游击队曾住过的山洞，这个山洞离敌军只有100多米远，当敌人“清剿”最严重的时候，张鼎丞等就住在这里，靠群众送饭送情报，沉着指挥战斗。 
    在浴血奋战的日子里，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支援红军游击队。他们用竹竿装盐、双层夹桶装米，越过敌人层层封锁线，巧妙地为红军游击队送盐、送米、送药和日用品等。永定群众罗芹英将红军游击队隐藏在她家的夹墙中，上杭庐丰接头户蓝传洪夫妇，将绳子绑在窗户上，拉绳报警，随时应付敌人的搜查。漳平永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支援红军游击队。为了支援红军游击队，许多人民群众流血牺牲，还涌现出象戴五嫂、张溪兜、陈客嬷、张龙地等革命群众的优秀代表，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红军游击队才得以生存和发展。
    1937年4月2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南靖科岭召开会议，贯彻党中央“联蒋抗日”方针，制定了闽西南人民抗日救国纲领。由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举国一致的要求，这就创造了国共和谈的良好气氛。7月上旬，邓子恢、谢育才与国民党当局在龙岩商会举行正式会谈。经过曲折斗争和反复商讨，双方代表于7月29日签订协议，实现了闽西第二次国共合作。至此，闽西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结束。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保持和发展了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力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共发展县军政委员会（县委）9个，区委60余个，支部400余个，党员3千多名，发展红军游击队8个支队共3千多人，在14.6万人口的地区，保住了20多万亩的土地革命胜利果实。
    三年游击战是闽西开展革命战争以来最艰苦、最复杂的阶段，也是闽西党组织人民经受最严峻考验并且获得重大胜利的阶段，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37年2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听取了方方代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汇报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后，赞扬地对方方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你回去问候张、邓、谭各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第二单元     团结抗日斗敌顽
     “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根据闽西国共和谈协议，1937年8、9月间，闽西各地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10月9日至15日，中共闽粤赣边临时党代会在龙岩白沙南卓村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问题的指示，确定了今后的任务，并决定取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员会，张鼎氶为省委书记，统一领导闽西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但是，国民党仍然制造事端，给红军游击队施加压力。11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火烧见龙桥”事件，妄图进攻我抗日义勇军。中共闽粤赣省委识破了当局的阴谋，于是邓子恢写信给国民党当局，希望国民党当局真诚团结，合作抗日。
    1938年1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闽西红军游击队、闽粤边的红三团和闽赣边的汀瑞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谭震林。该支队下辖三、四两个团在东肖成立司令部、政治部。2月27日，二千余名闽西子弟兵在龙岩白土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会上还宣布成立新四军二支队留守处，以谢育才为主任，魏金水为副主任，负责办理一切事宜。并在群众中散发了新四军二支队《为出发抗敌告别父老书》。3月1日，抗日将士浩浩荡荡从龙岩白土出发，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1938年4月28日，从一、二、三支队各团侦察连抽调的干部、战士在司令员粟裕率领下挺进江南，深入敌后作战略侦察。出发前，张鼎丞还到支队侦察连作动员报告，部署到敌后的任务和注意事项。5月19日，进入苏南敌后战场，经历了残酷的战斗。1938年6月中旬，先遣支队打响了进入江南敌后的第一战——韦岗战斗，首战告捷。7月6日，二支队第三团第一营和支队侦察连，在丘金声率领下，伏击当涂至芜湖之间的日军军用火车，击毁火车1列，缴获大量军用物资。二支队将士越战越勇，不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至1938年底，二支队与一支队一起，开创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1939年4月，邓子恢接军部命令，渡江北上淮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邓子恢率支队500余人与10倍于我的顽军展开血战，歼敌3000余人，取得半塔集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从此，淮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6月，在支队副司令员廖海涛指挥下，痛击日伪军，击毙日军中队长吉田等130多人，缴获机枪军用物资甚多，取得重大胜利。
    1940年7月，陈丕显奉命赴江都，参加开辟苏中根据地工作。10月，陈丕显、栗裕等指挥的黄桥保卫战，消灭顽军主力11000余人，俘敌4000人，取得了重大胜利。从此，打开了苏北抗战的新局面。1944年3月，陈丕显与粟裕、叶飞等领导人一起组织发起了车桥战役，解放了车桥地区，同时也巩固和扩大了苏中解放区，揭开了苏中战略反攻的序幕。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换来的。新四军中的闽西抗日英烈在这场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也谱写了许多气壮山河的民族正气歌。
    罗化成曾担任红军总医院院长，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经常亲临最前线去领导政治工作。1940年2月，在前线指挥作战中，因心脏病恶化，光荣牺牲。廖海涛曾任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员、十六玈政委等职，1941年11月在江苏溧阳县唐马战斗中，壮烈牺牲，他是抗战中牺牲的闽西子弟最高级别的烈士。
    抗战爆发后，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2000多名闽西子弟兵被编入了八路军，其中一一五师是闽西子弟兵最集中的一个师。1937年9月，杨成武、罗元发等近百名闽西子弟兵与全体指战员一起激战平型关，取得了抗战开始的首次大捷。
    1939年冬，杨成武、罗元发等指挥了著名的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战斗，共歼日军150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了被日本侵略者称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在八路军的医疗卫生战线上，活跃着一批医术精谌、医德高尚的闽西子弟，为抗日医疗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10月，傅连暲奉命筹建边区医院，并出任第一任院长。1939年，他又奉命在延安的李家湾创建了中央医院，有效缓解了延安地区军民看病难的问题。
    1937年11月，闽西子弟叶青山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时，他和江一真、林金亮等人组建了军区后方医院，任命有丰富医务经验的林金亮（上杭人）为首任院长，同广大医务卫生人员在敌后斗争异常残酷的条件下，艰苦奋斗，使晋察冀根据地的卫生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不断发展。
    1941年9月，敌人向杨成武、罗元发所领导的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驻地狼牙山包围“扫荡”。第七连六班的5位战士为了掩护群众突围，毅然把敌人引向棋盘坨高峰，与敌人展开血战。最终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3位战士壮烈牺牲，2位战士幸存。这就是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成为浴血抗战的中国军民的楷模。
    1941年冬，日军调集5万兵力对沂蒙山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扫荡”，我抗日军民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闽西子弟陈明夫妇献出了宝贵生命。在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中，邱国光、张力雄、赖富、刘彬等闽西子弟和各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善战，取得了一次次战斗的胜利。
    抗日军政大学是培养抗日干部的摇篮，聚集了一批闽西山区的优秀干部人才。刘亚楼、刘忠、袁子钦等闽西子弟兵都在抗大学习、工作过。 
    在财政金融战线上，1937年10月，党中央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曹菊如任第一任行长，建立光华商店，积累银行资金，发行“光华票”，发放贷款，发行边区币，为加强党对边区的财政金融事业领导做出了卓越贡献。
    从事党机要工作的王日新，在反“扫荡”战斗中负伤后，以惊人的毅力冲出重围，保住了党的机密。1943年被授予模范干部称号。                                                    
    八年抗战，以邓子恢、张鼎丞、陈丕显、杨成武、刘亚楼等为代表的千万闽西优秀儿女，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奋战在各抗日战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闪烁着历史的不朽光辉。陈明、罗化成、廖海涛等闽西儿女的杰出代表，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首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在中共闽西党组织的领导下，留在闽西的一部分武装骨干和闽西南人民一起坚持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前线抗战。
    从1937年冬开始，日本侵略者加紧侵犯福建，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发表《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为对日抗战保卫漳厦宣言》，号召闽西南人民团结起来，对日抗战，保卫漳厦、保卫福建。各级党组织创办刊物、印发文告、培训干部、组织抗日剧团，还利用木刻美术、壁画等宣传形式，大造抗日舆论，积极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1938年冬，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省抗敌后援会等机关团体内迁连城。随后，闽西各地也相继成立抗敌后援会、妇救会等抗日团体，到各地开展演讲会、报告会多种宣传形式，激发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号召闽西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筹集募捐的布草鞋、棉背心等物资支援前方抗战。抗战期间，厦门大学内迁长汀城。在厦门大学的推动下，长汀的教育事业取得显著成绩，抗日救亡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
    抗战爆发后，数万名闽西华侨以空前的爱国热情同祖国人民一起共赴国难，筹款献物，发行大量抗日救亡读物，号召广大侨胞积极支持祖国抗日救亡大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一大批爱国华侨青年也回国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事业。1940年11月初，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到了闽西，慰问抗日军民，给闽西人民以极大鼓舞和关怀。
    爱国华侨胡文虎大办星系报，在香港创办的《星岛日报》被誉为“特别响亮的抗日宣传号角”。而且他先后认购公债300万元，义捐200多万元，是个人捐款最多的人，足见华侨抗日救国热情之高涨。
    为了建立抗战经济统一阵线，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等领导创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生产了大批手工业产品，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1942年10月台湾义勇队在李友邦将军率领下，移驻龙岩，创办报刊，为民众诊疗治病。龙岩籍华侨王源兴，马来西亚闽西籍华侨戴汉杰等爱国侨胞为抗日救国也表现出极大的民族爱国热忱，慷慨解禳，支援祖国抗战。
    1938年春，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协议，下令取消二支队龙岩后方留守处，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指使地主夺田倒算。闽西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了以“保田”为中心的一系列革命斗争。1939年秋，国民党龙岩县政府以“开办农场”为名，强占农民土地。在中共龙岩地方组织领导下，12月1日，龙岩城郊农民二千多人，进城游行请愿，粉碎敌人的夺田阴谋。
    1940年1月，国民党省保安团杀害连木顺等人，制造了“连坑事件”。6月，又以欺骗手段杀害永定县委书记马永昌等3人，制造了“马永昌事件”。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又突袭闽西特委和龙岩县委机关，逮捕干部、群众700多人，屠杀龙岩县委宣传部长陈初明等200多人，制造了“闽西事变”。9月间，又袭击龙岩马坑特委机关，中共闽西特委书记王涛在战斗中壮烈牺牲。1942年6月，南委机关因叛徒出卖而遭到严重破坏，这是继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又一个严重反共事件。针对国民党的一系列反动暴行，中共闽西特委发出紧急宣言，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罪行，申明我党主张，号召闽西人民反对内战，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到底。
    1941年 底，根据中央指示，闽西党组织有计划地将党的干部和武装骨干转入地下，开展隐蔽生产自给运动，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并继续领导群众进行抗日反顽斗争。
    1944年10月25日，根据中共闽粤边委指示，王涛支队在上杭梅乡镇堵村坪成立，支队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反顽自卫斗争，有理有力地打击国民党嚣张气焰，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中共“七大”路线指引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闽西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欢庆抗战的胜利。
    第三单元  坚持斗争迎解放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下，拼命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全面内战。福建国民党反动派蓄意破坏和平民主。重庆谈判开始不久，就调遣部队向我驻松源鹞子顶游击队发动进攻。在这次战斗中，闽西南特委副书记陈卜人壮烈牺牲。针对敌人的暴行，1946年2月下旬，我王涛支队和长胜支队出击广东大埔高陂镇，击溃了当地国民党驻军，缴获大批武器，没收了国民党银行存款2千多万元。随后又在南靖锅子栋击溃尾追之敌。在这次战斗中，王涛支队副支队长巫先科英勇牺牲。
    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闽粤两省反动当局，成立“闽粤边区清剿委员会”。对闽粤边，闽西南地区进行野蛮“清剿”。7月19日，闽西特委机关驻地在永定合溪半山遭敌包围袭击，副特派员马发贤等五人壮烈牺牲。
    1947年春，中共闽粤边工委根据中央指示在永定何凹头召开会议，确定了“先粤东后闽西南，普遍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6月，边区工委在永定召开执委扩大会议，印发《闽粤赣边区工委扩大会议决议草案》，确定了“创造闽粤赣边区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的总任务。7月，闽粤赣边总队闽西支队在永定金丰大山雨顶坪成立。10月，闽粤赣边总队出击大埔大麻，梅县三乡，歼灭伪自卫队百余人。随后，全面出击，攻下国民党几十个乡公所，打开了梅埔丰地区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在闽粤赣边总队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闽西支队也积极活跃于龙岩、永定、上杭一带，配合主力作战。
    1948年8月7日，闽粤赣边党代会在广东大埔漳溪乡召开，正式成立了闽粤赣边区党委会，书记魏金水。9月底，闽西支队奉命挺进粤东，连续进行了龙岗战斗、三打象湖山、永兴战斗、增坑战斗等，取得了辉煌战果。闽粤赣边区党委还积极领导人民开展反“三征”斗争和减租减息斗争。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在大埔漳溪成立，司令员刘永生，政委魏金水，下辖五个支队。其中第七支队由原闽西支队改编而成，共560余人，2、3月间回师闽西腹地，进行了一系列战斗。5月，七支队与粤东支队共同包围大埔县城，解放了大埔县城。
为了夺取最后胜利，为建设新中国作准备，边区党委在积极领导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重视思想、组织、政权等建设工作。1949年3月至5月，边区党委连续召开了财经、政权、组织、妇女等工作会议，总结和部署了各项工作，制定了各项方针政策，讨论通过了各项决议案，为迎接胜利作好了充分准备。与此同时，边区党委在广东大埔开设了军政干部训练班和妇女干校、财经干校，培养了大批干部，积极为夺取政权作准备。
    1949年4月21日，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和纵队司令部发布文告，要求广大军民用实际行动迎接大军南下。在胜利的形势下，蒋军官兵纷纷弃暗投明。1949年5月初，国民党闽西党、政军负责人李汉中、练惕生、傅柏翠等在上杭郭车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反蒋起义，拥护共产党。
为了统一领导闽西南的人民武装，1949年6月，成立了闽西南临时联合司令部。
    在我南下大军追击下，国民党胡琏兵团残部和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方天部共二万五千多人，分两路企图向南逃窜台湾。闽西地委根据边区党委的指示，认真做好截击胡琏兵团残部的准备。当胡琏残部进入闽西期间，被我军四处截击，我军捷报频传。
    1949年8月17日，我南下大军解放了福建省会福州，8月24日，成立了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在解放福州的同时，闽粤赣边纵队配合南下大军，打响了解放各县的战斗。5月22日，永定、上杭县城解放；6月21日，漳平、连城县城解放；6月28日，武平县城解放； 9月1日，龙岩县城解放； 10月18日，长汀县城解放。至此，闽西全境解放。闽西人民载歌载舞欢庆新政权的成立。
    革命的道路曲折艰难，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闽西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闽西人民革命史已构筑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闽西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永远闪耀着它灿烂的历史光辉。

    第六部份 红色摇篮 功在千秋

    闽西是中国共产党学习革命战争、学习治国理政的重要实践基地，是一块成就英才的红色土地。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领导骨干在这里锻炼成长，许多人成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及领导共和国建设的元勋和中坚。同时，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的锤炼，从这里走出了闽西籍的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71位开国将军、88位省（部、军）级领导干部。有2.4万闽西革命烈士血洒中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一单元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闽西
    闽西是一块成就英才的红色土地。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二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5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在闽西进行伟大的革命实践，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从1929年开始，先后6次来到闽西，领导军民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央苏区。在这期间，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和长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南阳会议，指导召开了中共闽西“一大”，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才溪乡调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光辉著作，领导指挥了首战长岭寨、三打龙岩、东征漳州等重要战役战斗。通过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结合在闽西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制定了建党建军的纲领，确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指明了方向。
    周恩来，曾于1927年、1931年、1932年3次来到闽西，指导闽西的革命斗争，为闽西土地革命的兴起、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和中央苏区的巩固、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刘少奇，从1932年至1934年，在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委员长期间，曾多次来到闽西，指导闽西工人运动。1934年7月，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临危受命，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领导、组织军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反“围剿”斗争。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唯一在闽西担任过地方领导职务的领导人。
    朱德，从1927年到1932年，前后5次来到闽西。在闽西期间，出席了红四军在长汀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参与了在赣南闽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与毛泽东、陈毅一起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随后又在长汀与毛泽东共同组织成立了红一军团。率领红军驰骋闽西大地，指挥了首战长岭寨、三打龙岩、攻占“铁上杭”、出击闽中等许多著名战役、战斗，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与壮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邓小平， 1931年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从上海经红色地下交通线进入闽西苏区，先后在永定虎岗、上杭白砂、长汀南阳、河田等地停留了2个多月，进行社会调查，指导革命斗争。
胡耀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期间，由于少共苏区中央局主办的《青年实话》杂志编辑部设在瑞金，总发行所和印刷所设在长汀城，所以经常策马来往于瑞金与长汀之间，日以继夜地为编印、出版《青年实话》工作在印刷所里。在校印发行《青年实话》之余，经常在少共福建省委指导工作。
    杨尚昆， 1933年1月从上海由红色地下交通线进入闽西，途经永定金砂，上杭白砂、旧县，长汀南阳、涂坊、河田、城关、古城前往瑞金任职。同年3月，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出任由闽西红军独立第八、第九、第十师在上杭旧县合编成立的红十九军政治委员。随后，率领红十九军转战闽西，为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董必武，1932年秋从上海经地下交通线前往瑞金，途经闽西永定城关、金砂，上杭茶地、白砂、旧县，长汀南阳、涂坊、河田、汀州、古城等地。在闽西途中，不顾旅途劳累，一面深入调查了解情况，一面指导闽西的革命斗争。
    叶剑英，在苏区时期，先后担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和东南战线指挥部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红十九军军长(曾率十九军攻打上杭水西渡)、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率领红军转战闽西，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为福建工农武装的发展壮大，为苏区的巩固、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邓颖超， 1932年1月从上海经红色地下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沿途经过永定城关、金砂，上杭茶地、白砂、旧县，长汀南阳、涂坊、河田、城关，曾在长汀居住一段时间，深入汀州市基层调查研究，为随后在江西瑞金开展革命工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陈云， 1933年初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从3月至7月曾多次来到汀州深入各基层工会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召开工会干部、工人代表、资方老板代表参加的各种座谈会，了解汀州市的私营商业状况及工人的经济斗争情况，先后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怎样订立劳动合同》等文章。总结了苏区工人经济斗争的经验教训，严厉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推行的过“左”的劳动政策，对保护和发展私营商业，进一步繁荣苏区的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陈云亲自指导汀州市劳资双方根据实际情况签订的“弹性合同”，至今仍有着借鉴和指导的积极意义。
     陆定一，1931年夏从上海来到闽西苏维埃政府驻地永定虎岗指导闽西共青团的工作，并与前几个月到达虎岗的结发妻子唐义贞重逢。当了解到一些干部群众在分田斗争中有严重的反中农情绪时，及时地在共青团闽粤赣省委出版的《列宁青年》上发表《肃清反中农情绪》，严肃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1934年10月，中央决定陆定一随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因怀孕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斗争的唐义贞，于1935年1月生下一男孩后，不久就惨遭国民党军杀害。全国解放后，经过几十年的多方努力，陆定一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这个长子陆范家定。1996年5月陆定一在北京逝世后，中央根据他生前的遗愿，把他部分骨灰撒放在他的结发妻子唐义贞烈士墓旁。
    林伯渠，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两次来到闽西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9月，随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途经闽西，在长汀、上杭、永定等地进行半个多月的革命活动； 1933年初从上海经红色地下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对如何发展苏区经济，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等问题开展了详细的讨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以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即财政部部长）领导苏区财政工作打下了基础。
    项英， 1930年11月从红色地下交通线进入闽西苏区，到达龙岩后随即召开了中共闽西特委全体委员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讨论了中央对苏维埃工作的新决定。还对筹建闽粤赣特区苏维埃政府的问题作了具体的指示，要求在1931年1月21日列宁逝世纪念日召开闽粤赣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
    谭震林，从1929年至1938年3月在闽西战斗和工作了9年之久。红军长征后，谭震林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任闽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军事部长，与张鼎丞、邓子恢一起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参加组建新四军二支队，并担任二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对闽西这块土地，倾注了深厚的感情。闽西成为谭震林的“第二故乡”，谭震林成了外地干部地方化的典范。
    此外，还有王稼祥、任弼时、江华、郭沫若、康克清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在闽西进行过伟大的革命实践。
    第二单元  开国将帅在闽西
    闽西是共和国将帅锻炼成长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后，在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有9位、10位大将中有8位、57位上将中有33位、177位中将中有113位和众多少将都在闽西战斗、工作过，在他们的军事生涯中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朱德，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中，曾5次来到闽西，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与壮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彭德怀， 1933年7月率领东方军（由红三军团红四师、红五师和福建军区所属的红十九军组成）由江西广昌挥师入闽，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连克连城、新泉、宁化、泉上、清流、归化等城镇，收复了大片老苏区，开辟了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巩固和拓展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十九路军走上抗日反蒋道路。
    林彪，从1927后开始多次来到闽西，开展革命斗争。1929年随红四军主力两次转战闽西，参加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斗争。在闽西期间，率部参加了首战长岭寨、三打龙岩、东征漳州、温坊战斗等多个战役战斗，出席了古田会议。
    刘伯承，1927年9月，与周恩来、贺龙、叶挺一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闽西，在闽西开展了近半个月的革命活动。1931年底，从上海经地下交通线前往江西瑞金时，又一次来到闽西指导革命斗争。
    贺龙，1927年9月，与周恩来、叶挺、刘伯承一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闽西，在长汀、上杭等地开展了近半个月的革命活动，帮助建立了“上杭县临时政府”，为闽西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播下了革命火种。
    陈毅， 1929年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二次入闽，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在闽西期间，他参加了红四军在长汀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参与了前委在赣南、闽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1929年8月红四军“七大”以后，赴上海出席中央军事工作会议。会议期间，襟怀坦荡，实事求是地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存在的各种问题，使中央能及时、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掌握了红四军的真实情况，作出正确的指示。11月初，带着《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回到闽西后，又参与组织红四军新泉整训和古田会议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于12月底与毛泽东、朱德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对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大贡献。
    罗荣桓，自1929年3月至1932年6月曾四次来到闽西。在此期间，率部参加了长岭寨、三打龙岩城、攻打“铁上杭”、出击闽中和东征漳州等战役战斗，出席了中共红四军七大、八大和古田会议，在长汀主持举办了政工干部培训班，为创建发展闽西根据地和开展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聂荣臻，自1927年开始至1934年，曾四度来到闽西，开展革命斗争。在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东征漳州的战役，巩固和发展了闽西苏区。1934年8月底到9月初，又率部参加了连城温坊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
叶剑英，在苏区时期，率领红军转战闽西，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为福建工农武装的发展壮大，为苏区的巩固、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粟裕， 1927年10月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闽西。1929年3月，随红四军入闽，参加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斗争。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一边养病，一边指导闽西地方工作。粟裕担任毛泽东的警卫连长，随毛泽东辗转永定金丰大山、上杭城关、苏家坡和长汀、连城等地，负责安全保卫工作。1930年后，历任红四军教导队长、支队长，红四军团长、红二十二军师长、师政委、红一军团红四军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东征漳州等战役，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克诚，1933年7月，在彭德怀的率领下，参加东方军转战闽西北，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
    陈赓， 1927年8月在南下途中的会昌中弹受伤，左腿发炎脓肿，伤口溃烂，病情十分严重。在汀州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院长等人的精心手术治疗和细心护理下，不但保住了左腿，而且伤势很快好转。9月中旬，率部来到上杭城，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不久，南下广东潮汕。
    谭政， 1929年初随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参加了首战长岭寨、三打龙岩城、攻占“铁上杭”等战斗。在古田会议前夕，协助毛泽东召开了各级、各类调查会，征求对红军的意见，并把调查材料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为毛泽东起草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1930年6月后，历任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东征漳州、南雄水口战役及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为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政治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萧劲光， 1930年冬受组织委派来到闽西，先后担任了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闽西红军学校校长、红五军团政治委员等职，组织和指挥闽西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的第一、二、三次军事“围剿”。1931年11月，萧劲光人作为闽西苏区的代表，出席了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张云逸，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后，受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委托，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身份，来到闽西汀州，与事变后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并与对方代表共同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1937年10月、1938年2月，又先后两次来到闽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新四军的整编工作。张云逸三次到闽西，对团结各派力量共同抗战，对保存和发展南方各游击战略支点的力量，作出了贡献。
    罗瑞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是最早由中央派到闽西工作，并从闽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1929年初，罗瑞卿到闽西后历任闽西红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红四军第四纵队参谋长、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第四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参与了闽西红军的组建工作，参加了汀州整编、东征漳州、连城温坊战斗等，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武装队伍的建设和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许光达，1927年9月，随南进起义军来到闽西，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筹粮筹款、发展农会等活动。
    在闽西这块红色土地上，还有王平、邓华、朱良才、杨勇、李克农、宋任穷、张爱萍、张震、萧华、萧克等33位上将，以及众多中将、少将在这里工作、战斗过，从事过伟大的革命实践活动，他们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三单元  从闽西走出的骄子
    闽西是一块红色的土地。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锤炼，从这里走出了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71位开国将军、81位省（部、军）级领导干部；数万先烈血洒中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仅登记在册的烈士就有2万4千多名。他们是闽西人民的骄傲！他们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祖国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
    张鼎丞，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领导了永定农民暴动，组建了福建省第一支红军部队，创建了第一块红色区域；与邓子恢一起创造了溪南分田经验。红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同邓子恢、谭震林一起，领导闽西南军民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新四军二支队司令员，带领部队北上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等职。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福建省军区政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邓子恢， 1923年组织创办《岩声》报，积极宣传马列主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与领导了龙岩后田暴动。与张鼎丞一起在永定暴动期间组建了福建第一支红军部队，创造了溪南分田经验。1929年后历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兼国民经济部部长等职，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长征后，参与领导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存和发展了革命武装。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兼四师政治委员。巩固和发展了淮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华中军区政委、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中原局第三书记。全国解放后，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
    陈丕显， 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兼儿童局书记、少共赣南省委书记等职，同项英、陈毅一起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为保存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随新四军北上抗日，先后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书记，新四军苏中军区政委，为创建、巩固和发展苏中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朽功绩。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在淮海战役中，仅华中地区动员民工225万人，供应粮1.1亿斤,小车8万辆,在后勤物质上就保证了这个战役的胜利。
    杨成武， 1928年投身革命，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率部担负前锋后卫任务，参与指挥血战湘江、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攻占腊子口等战斗。抗战期间，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反“扫荡”、反“清剿”、反“蚕食”。在黄土岭战斗中，指挥部队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震惊了全国抗日战场和日本朝野，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致电称赞。全国解放后，曾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刘亚楼，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率第二师担任前锋后卫，强渡乌江、智取遵义、飞夺泸定桥、攻占腊子口，为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开辟了前进道路。1936年进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1939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和对日作战，在协同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司令员。不久受命组建空军，被誉为新中国“空军之父”。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刘忠， 1934年6月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长征中，率部队及时准确地获取有关情报，被誉为“长征的尖兵”。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一队队长、三大队大队长等职，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解放战争初期，参加上党战役。在临汾战役中，率部活捉国民党所谓天下第一旅旅长黄正诚。
    陈仁麒，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改变部队政治机关的工作作风，及时总结、树立典型，向全军、全国推广。是他在热河军区树立了战斗英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雄典型。
    罗元发，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平型关、雁宿崖、黄土岭、百团大战等著名的战役。其所在部队因歼灭日军名将阿部规秀，并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英雄群体，而多次受到八路军总部的嘉奖。解放战争时期，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延安群众安全转移的任务，粉碎了蒋介石“三天占领延安”的美梦。
    罗舜初， 1929年参加闽西农民武装暴动。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任海军参谋长，1951年组织领导了我国首次大规模海洋综合调查，1958年负责领导组建海军舰艇，负责中国海军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的总体设计工作。参与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的组织工作，对海军建立和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大量的贡献。
    袁子钦，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政治工作领导人，为我军干部的思想，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傅连暲， 1925年被推举为福音医院院长。1927年南昌起义军途经汀州时，无偿医治徐特立、陈赓等300多名伤员。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福音医院迁往瑞金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中央机关报称他是“苏区第一个模范”。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我军和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被称为红医的“泰斗”。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闽西儿女还涌出了丁甘如、王直、王胜、王香雄、王集成、叶青山、卢仁灿、刘永生、陈茂辉等62位少将，以及江一真、伍洪祥、项南、曹菊如、赖际发、魏金水等许多优秀领导干部。他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艰苦奋斗，勇于奉献。他们中许多人虽已离开人世，但其英名和业绩永存人间；许多人虽已进入暮年，却依然心系老区，为了家乡的繁荣昌盛作出重要贡献。
    此外，闽西还有马仁辉、邓六金、李德安、李质忠、罗炳钦、傅柏翠、戴镜元等副省（部、军）级领导干部，他们战斗在各条战线上，同样为了革命的胜利、祖国和家乡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富有进取意识和开拓精神的闽西人民，把继承老区光荣传统与弘扬新时期创业精神结合起来，抓住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国家继续鼓励支持东部率先发展、继续支持老区建设和发展的大好机遇，进一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项目带动战略，持续良好的发展态势，把老区建设与海西建设结合起来，发挥龙岩老区在海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新一轮大发展，为把龙岩建设成为生态型经济枢纽和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增长极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