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和新民学会成立100周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度。中国近代晚清以来的重大社会事件中都留下了湖南第一师范人的踊跃身影。五四运动也不例外，五四运动在湖南如火如荼进行了一年余，直到“驱张”成功。其主要领导者就是湖南一师人毛泽东和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是五四运动湖南的主将，而新民学会骨干会员基本都是湖南一师学生，湖南一师广大师生参与了五四运动湖南的活动，成为这股历史潮流的主流力量。青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在苦苦求索中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成为全国建党先驱，出色主持湘区工作，到1923年当选中共中央局五人成员，任中央局秘书调上海工作，短短五年，青年毛泽东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中共的最高领导成员。

    关键词：青年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新民学会

    一、妙高峰上：播五四火种

    1918年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为组织湖南青年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于8月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新青年》、《每周评论》都在北京出刊，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的发表，表明少数先进分子的觉醒，新文化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新的民主民族革命的高潮日益临近，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北京是新文化的中心，北京大学则是新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激烈的战场。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从而使各种思想、学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此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正在作为一种崭新的学说，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经过李大钊的宣传，已经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在北大图书馆，有着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新思想的书籍和报刊。许多青年学生，纷纷来到这里寻找、阅读、追求真理的气氛是那样的热烈而又清新。

    毛泽东等8名新民学会会员就住在景山东三眼井吉安所左巷七号，过着“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的艰苦生活。他们除了学习法语等功课外，还积极阅读报刊杂志、到各大学校听学术讲演会，学习最新学说。对于这次留学预备班，毛泽东的组织能力和才智学业得到大家的钦佩。为了维持生计，恩师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作助理员，在这里，毛泽东有了接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社会名流的机会，在登记读者名字时也认识了谭平山、张国焘、陈公博等北大知名学子，这些人后来曾与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再次相会。还有风云人物傅斯年、罗家伦主编的《新潮》杂志激烈地抨击封建文化，提倡“文学革命“在青年中影响较大。毛泽东对他们很感兴趣，可他们却看不起这个来自湖南的”土里土气“的青年。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一情形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来论，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论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当时北大有新闻学研究会，毛泽东对新闻兴趣浓厚，参加了研究会，得到了邵飘萍等著名报人的指导和帮助。这段经历，为毛泽东日后办《湘江评论》、平民通信社等积累新闻业务知识的准备。

    1919年2月，毛泽东得知母亲病重，刚好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要从当时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乘轮船启程去法国，毛泽东便拟南下经上海回湖南。他先到天津塘沽，平掉了大沽口炮台遗址，经泰山、南京，3月14日到达上海。随后参加赴法勤工俭学欢送会，并参入与3月17日环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送别留法学生合影并送别。31日送别第二批留法学生。当时上海，阳春三月，春光明媚，目送远航轮船消失在茫茫大海上，毛泽东的心情是异常复杂的：自己究竟去不去赴法勤工俭学？一边是日渐病重的慈母，一边是去先进的西方国家寻求大本大源。4月6日，毛泽东返回了长沙。他向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讲述了此次在北京的经历，以及获得的最新的时局发展情况，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北京的进步青年的活动等等。有会友见毛泽东花那么大的经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自己也是受华法教育会资助的25人名单对象，问为什么没有和罗学瓒等一起去法国？毛泽东回答道：外国固然要有人去，四面八方都要有人去，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知识，但是国内也要有人留下来，我对中国的问题还没研究透，还没理出个大纲，暂时不出去；再说长沙是新民学会的大本营，要有人留守大本营做好联络工作。还有母亲疾革正呼儿亲侍汤药，正住在蔡和森家在长沙看病，我怎么能抛下母亲远游呢。会友听后，对毛泽东更为敬重。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在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

    毛泽东回到湖南时，正是北京五四运动的前夜。1919年4月30日，一战结束的巴黎和会无视战胜国中国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等要求，决定将战败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让给日本。这一消息传回国内，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5月4日，北京学生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发动了大规模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

    湖南督军张敬尧实行新闻审查、管制，封锁了消息。直到5月9日，从北京回到长沙、早已预感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毛泽东才得到五四运动爆发，北大校长蔡元培独身抵罪等消息。毛泽东在楚怡小学何叔衡处召集新民学会成员何叔衡、周世钊等开会，商议准备积极响应北京的五四运动，在湖南一师等学校开展活动。会上毛泽东建议，鉴于新民学会会员大批骨干已经和即将赴法勤工俭学，要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发展一批会员，特别是在长郡、明德、商专、法政、湘雅等学校物色对象。

    湖南一师、商专等校的学生，连日在街头散发“请先救山东人之性命！”，“请看我国之危险！”等动人心魄的传单。那时，毛泽东虽已离开一师，但他和母校的联系仍然是十分密切的。就在5月9日那天，他写了一张措词激烈、鼓动人心的传单，与一师新民学会会员商量后，即以一师学生会名义发出，宣传“毋忘国耻，誓死反抗”。5月14日，毛泽东与省会各干事、各校校长举行了联系会议，讨论“协争青岛问题”。5月中旬，毛泽东亲自到明德中学学生自治会鼓舞学生与到一师和商专一起开展罢课活动，并成立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响应北京学生运动。

    5月23日，北京学联代表邓中夏、倪品等人受命来到长沙，首先找到毛泽东。邓中夏也是湖南人，曾与蔡和森在湖南省高师同学，后来考入北大中文系，毛泽东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在北京期间在北大图书馆时和蔡和森等与邓中夏交往甚密。当晚，毛泽东和邓中夏到了第一师范，与一师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陈书农、张国基等人在学校后山妙高峰操坪里互相见面，一一作了介绍。邓中夏说明了来意。双方共同商讨了湖南如何进一步加强组织，尽快成立学联，实行罢课，响应北京学生运动。并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推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何叔衡房间开会。第二天，湖南一师新民学会会员分别进行活动。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旅居在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做准备的湖南一师学生蔡和森，在五四运动中，积极组织湖南青年投入到这一运动，其中有湖南一师学生贺果、陈绍休等。

    二、成立学联：罢课声援北京

    5月25日上午，各校推举的代表陆续来到了楚怡小学。当时，湖南一师毕业的何叔衡在该校任教，在学校甚有威望。其中有一师的蒋竹如、陈书农、白瑜。毛泽东介绍了双方的代表见面后，就请北京学联代表报告五四运动发生经过。邓中夏汇报了北京学生和市民群众游行示威的经过和继续罢课的目的，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要求惩办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拒绝巴黎和会通过的对德和约。邓中夏报告完毕，毛泽东便提出罢课的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一致主张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共同行动。并形成决议：一、尽快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发动罢课和统一各校学生行动的领导机构；二、迅速传达北京学联代表的报告和会议的决议；三、全省学联正式成立后，立即实行罢课。会上还讨论酝酿了学联的章程。两天以后，各校学生代表都正式推举出来了，章程也草拟好并油印出来了。湖南一师推举陈书农、白瑜作为学联总代表。

    5月28日上午，各校代表齐集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首先逐条讨论通过了章程，确定“本会以爱护国家，服务社会，研究学术，促进文明为宗旨”。选举夏正猷为会长（6月5日组织罢课不力被彭璜取代）、彭璜为副会长、易礼容为评议部长、陈书农为干事部长（6月5日改选为执行部长）。当天，学联还通过了长沙和全省学生总拜课的决议。

    学联成立后，立即着手发动各校实行罢课。第一师范是当时长沙各校响应学联号召组织罢课斗争最得力、最坚决的学校。湖南一师学友会的骨干和新民学会会员在同学中日夜进行活动，用串联的方式，发动同学起来罢课。由于一师学生对国家前途和自己切身利益有深切忧虑，对反动派非常憎恨，所以当大家听到罢课抗议的号召后，无不一致响应。爱国主义激情高涨起来了。不但一师的同学走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而且进步的教师也大声疾呼，宣传反帝救国和争取解放，如有的宣扬男女平等、劳工神圣的进步思想，有的极力主张自由平等，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有的甚至私藏炸弹，准备去炸死骑在人民头上的作威作福的张敬尧。

    6月3日，以第一师范、长沙师范、湘雅医学校为首的长沙二十多所学校的学生罢课，随后长沙73所学校举行了罢课，接着湖南全省学生也罢了课。实行总罢课后，张敬尧对学生进一步进行迫害。8日，以“过激党”捣乱的罪名，恫吓学生，声言“社会党人利用时机，到处煽惑，淆乱人心，业经当局查党，正严令侦察总局一体拿办”，并扣留学联对外各种通电。10日，又通函各校，迫令学生上课。11日，又发表了一篇所谓“告学生训令”，杀气腾腾地说：“倘有听信浮言，固执已见，荒废学业，游行市街，现值匪气未尽，本兼省长为维持治安，预防祸患起见，定当遵照命令严加制止，勿谓言之不预也。”在“训令”和“忠告”不凑效的情况下，张敬尧通令各校提前放暑假，实行“净校”，把学生遣散会家。这一措施更激怒了长沙学生。

    学联领导的罢课斗争，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省教育会为学生罢课，于6月7日发了一个快邮代电，告全国各省教育会。代电说：“国是日非，人心愈愤，祸至无日，恐不独危及教育前途。查学生此次举动实激于爱国热忱，倘政府不谅其苦衷，学校将全体动摇。”并建议由江苏教育会发起，召集全国教育联合会，推出代表赴京请愿，以“推救罢课真因，俯顺舆情，根本解决。”同时发布了《呈省长文》，告诫张敬尧：“祈通饬军警，对各校外出讲演之学生，随时加以保护，以防意外。”湖南教育界、工商界以及社会团体等还捐款支持学联的爱国行动。

    6月12日学生并没有复课，继续参加了湖南各公法团体成立的国货维持会的活动，以抵制日货为中心工作。400余学生捣毁了屡叫不改的破坏抵制日货的活动的坡子街华太长号，引起长沙轰动。7月7日，举行了焚烧日货的示威活动。7月9日，学生联合会联合工商各界开会，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到会的工商代表有三十多个主要行业。会上组织了包括20个代表的各界联合会代表团，并发行以鼓吹新思想为宗旨的会刊。各界联合会的基层组织是救国十人团。各界爱国群众都纷纷参加。如徐特立等领导下的教育会所属各校教职员，共成立了二百五十余团。第一师范学生组织了救国团达数十团之多，他们分布到市区各商店调查国货，并将调查情况告诉市民，使市民认为国货与日货的区别，从而推动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这样，使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扩展为包括各阶层人民的爱国运动。法政专科学生符契在码头指挥乘客坐中国船不做日本船，遭日本水手毒打。学联把此事控告到长沙县法院，法院判处日本水手3月徒刑，大涨中国人志气，这是五四运动中判处外国人罪行的唯一一例，或许是近代中国司法主权独立丧失后的第一例。毛泽东不断到各个学校演讲，宣传支持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发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他经常到湖南一师的大礼堂去演讲，一师学生欢呼雀耀喊毛老师好，毛泽东摆手示意到：我是你们的老同学。学生们就喊：老同学好。每次演讲大致一个小时左右，学生们听了毛泽东的演讲热泪盈眶，舍不得他走。

    三、创办《湘江评论》：唤起民众大联合

    在热情澎湃有群众反帝爱国运动中，学生联合会非常重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毛泽东的提议学联要创办了自己刊物，学联主席彭璜、何叔衡和陈昌等一致赞同。何叔衡拟名为《湖南周刊》，毛泽东认为刊物应该以评论为主，遂琢磨拟用《湖南评论》、《长沙评论》、《湘江评论》。其他人问毛泽东怎么名字越来越小，毛泽东认为湘江能代表湖南，湘江能到洞庭达海洋，波及世界。《湘江评论》周刊于1919年7月14日创刊，由毛泽东主编的，在湖南以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湘江评论》的许多文章是由新民学会的骨干毛泽东、陈书农、肖三（当时在一师附小任教）等所写，毛泽东写得最多，第一期除了《创刊宣言》毛泽东还写了长短文章20多篇。既当主编又当主要撰稿人，他向彭璜等自嘲为毛泽东专号并要求大家积极写稿，每人每期要写一篇。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呼唤民众冲决一切罗网、解放思想：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家不要怕。《创刊宣言》雷响了人民解除封建思想束缚的战鼓，打开了洞庭湖的闸门。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是当时最重要的一篇长文章，分三次发表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上，提出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实行社会政治改革，对抗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主张，提出由分业“小联合”达到各界“大联合”的步骤和方法，并指出“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使得民众逐步觉悟到“天下者是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是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是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敢，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这是毛泽东早期的一篇代表新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的重要文章，对当时湖南的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许多爱国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这篇文章，毛泽东高瞻远瞩地站在革命大潮的最前面，其思想水平超出了当时一般先进分子的水平，这是毛泽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战略思想的最早表述。民众如何联合，毛泽东指出大联合要从小联合做起。文章结尾，毛泽东提出惊人的预言：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教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名族为光明：中华人民的大联合必告成功。这篇文章传到北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为之震惊，纷纷予以介绍。

    《湘江评论》由于触怒了封建军阀和士大夫守旧人物，因此，受到诬蔑和攻击，被说成是“怪人怪论”，“无稽之谈”，“大逆不道”。《湘江评论》到8月中旬，只出了4期，第5期刚出版，还未来得及发行，张敬尧便派出军警，在解散学联的同时，查封了《湘江评论》，并警告印刷公司，以后绝对不准再为承印。《湘江评论》查封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创办《新湖南》在编辑龙伯坚的主持下发行至第六期，感到独木难支。他怀着对毛泽东文章、思想的钦佩之情，与编委李振翩、张维商定，邀请毛泽东主编《新湖南》。毛泽东欣然答应。于是毛泽东移居湘雅，成为《新湖南》周报自第七期起的主编。毛泽东在1919年9月5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封停刊。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已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毛泽东主编《新湖南》后，通过刷新办刊宗旨和刷新宣言，大大加强了《新湖南》的革命性。《新湖南》第七期登出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刷新宣言：“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毛泽东每期都在《新湖南》上亲自撰写政论文。其文章继承了《湘江评论》的战斗精神，正面揭露和抨击了张敬尧的暴行统治，基于当时国内外和本省的一些重大问题或分析批判、或评论、或杂感，使读者们受到极大的政治启发和思想教育。如第七期的重要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评新中国杂志》、《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等，使读者们实实在在地觉得《湘江评论》复活了。1919年11月8日的《晨报》载文《湖南教育前途一忧一喜》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发行了一种《新湖南》周报，很有实在的价值……这真是湖南教育上的曙光了。”另有文章说：“湘雅医学校发行的《新湖南》，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底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 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在介绍当时湖南进步刊物时，特别指出革新后的《新湖南》周报“其中精彩真是不少”。由于《新湖南》进步锋芒毕露，出至第十一期时就遭到了 《湘江评论》同样的厄运———被张敬尧军阀政府所查封。张敬尧将所有不利于他的期刊统统查封了。从此，毛泽东只好利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发表了一些文章和随感录短文，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以及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予以侧面的揭露或正面进攻。 1919年11月14日,赵五贞女士为反抗封建旧式婚姻制度,在成婚当天,用剃刀自刎于花轿里。这件“血洒长沙城”的惨事立刻在湖南引起强烈的反响。被此事激怒了的青年毛泽东,从11月16日至28日的十几天中,接连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杂志上发表10篇文章,评论这一事件。当时很多文章针对这一问题大致所发的是些“儿女自行择合，父兄鉴定”，或“父母择合经儿女许可”调和改良论调，毛泽东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上了万恶的旧社会的社会制度。

    1919年11月16日，湖南学联重新恢复组织，选举法专代表徐庆誉为会长，一师代表张国基为副会长，评议、干事两部的部长仍由长郡代表彭光球和一师代表蒋竹如担任，并发表了重组宣言。宣言指责张敬尧“如昏如醉，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学联恢复后，仍继续进行了抵制日货的工作。为了提高群众的爱国热情，学联不顾张敬尧的威胁迫害，于12月2日联合长沙各界的教育会坪再次举行焚毁日货示威大会。这天，湖南一师、商专等好几批学生检查队拖出一批又一批日货，到教育会坪集中焚毁，许多商店店员和工厂工人也参加了。正当学联负责人和各校学生代表在台上讲演焚毁日货的意义时，张敬尧的参谋长张敬汤带领一营士兵，一连大刀队，冲击坪中，指挥他的士兵将学生紧紧围住。张敬汤大骂学生是“土匪”，并指使士兵用枪托毒打学生。这次日货没有烧成，学生却遭毒打，激起了各界人士的无比愤怒。张敬尧祸湘，查封进步刊物，镇压学生。学生并未为张敬尧的淫威所吓倒，仍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并导致了湖南人民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学生们在毛泽东的秘密领导下以新民学会会员为基础，联络教育界、新闻界人士，策划“驱张”办法，同时派人到上海作反张宣传，联络省内外的“驱张”力量。于是，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从此爆发起来了。

    四、“驱张”成功

    12月3日，新民学会会员、学联负责人和毛泽东、周世刊、蒋竹如等，聚集在白沙井枫树亭湖南一师的国文教员易培基（毛泽东1917年组织学生志愿军成功保护学校，深得同为湖南一师教员的易培基和易白沙兄弟赏识和器重）家开会，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外力量开展“驱张”运动。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北京五四运动在六月下旬取得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成果，湖南“驱张”具备了条件：青年学生的愤怒，全省人民的愤怒，全国舆论的抨击，直皖两系军阀内杠的斗争，都使张敬尧完全陷于孤立，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特别是这次张敬尧镇压爱国运动，取缔报刊、停发教育经费、侮辱学生，更是引火自焚的举动。必须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把张敬尧赶走。同时，针对当时部分教师和学生对罢课、“驱张”抱着怀疑观望态度的情况，确定通过教师中的进步组织健学会，认真做好这些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工作。会后，毛泽东找到健学会的骨干陈润霖、张孝敏、易培基、赵鸿钧等有威望的校长、教师商量，由健学会召集会员开会，统一对罢课“驱张”的认识。同时，毛泽东还找学联负责人和各校学生代表开会统一认识和行动，大家决定组织“驱张”学生请愿代表团赴北京请愿，要求撤惩张敬尧；各校在12月6日一律罢课，同学自动回家，不许走漏消息；长期罢课，张敬尧不离湖南，学生不回校；各校代表向学校当局交涉退还伙食费，作为学生回家旅费。

    第一师范的学生代表张国基、蒋竹如从学联开完会回校后，当晚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通过学联的决议，并由大会选举蒋竹如和钟秀两人赴京请愿代表才代表。会后，蒋竹如等向学校交涉，退出学生入学时所交押金，作为罢课回家的旅费。12月6日，湖南一师学生全体罢课，各人捆好行李回家。其它学校积极响应。学联代表中学以上的学校一万三千多学生发布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宣言。

    学生总罢课后，由于健学会的中坚作用，以及毛泽东、何叔衡、罗宗翰等在教育界工作的新民学会会员活动的结果，长沙73所公、私立学校的教职员紧跟着学生总罢课之后，宣布湖南教职员1200人总罢教。教师总罢教对张敬尧，自然是比之学生罢课更加难堪、打击更加沉重。

    总罢课、总罢教成功之后，随即进行“驱张”的具体活动。这时形势愈加紧张，张敬尧侦骑四出，威胁、收买教育界人士，流传种种谣言。学联、新闻各界的坚决“驱张”人士，利用五四运动时成立的湖南各界联合会以统一行动。毛泽东参加了各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他认为，这时是实行湖南民众自决、各界民众大联合的绝好时机，只要能在省内外开展一个坚决的持续的“驱张”运动，必将促进张敬尧同各方面矛盾的发展。在总罢课、总罢教的基础上，其他各界群众一定能逐渐发动起来，同“张毒”作斗争。经学联和各界联合会开会，商定了这样几个办法：一是组织“驱张”代表团，每校派学生代表2人参加，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常德、郴县等地作请愿活动，一方面扩大“驱张”宣传，一方面利用张与吴佩孚、谭延闿的矛盾，从军事上压迫张敬尧。二是每校教职员代表分别参加并率领各代表团。三是一部分人留在长沙，继续组织学生和团结省内人士作“驱张”活动，并负责与外地代表联络。何叔衡、夏曦留在了长沙担此重任。

    “驱张”代表团于12月初分途出发，毛泽东率领的“驱张”请愿团，7日到达武汉，集中在武汉明德大学讨论修改毛泽东起草的《“驱张”宣言》，并在武汉发表。《“驱张”宣言》，很快在省内外掀起了“驱张”高潮。12月16日，为欢送蔡和森等30余人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绕道来到上海。他穿着一身褪色的长袍，中分的长发，来到环球中国学生招待所与大家座谈，讨论此次“驱张”形势，以及展望赴法勤工俭学的前景，针对中国实际，鼓励大家多引导女同志去，使更多的女性得到解放。18日，“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邓中夏等到车站迎接，并安排他们住在北京大学三院附近的马神庙。北京成了湖南“驱张”的大本营，代表团通过范源濂等湖南在京社会名流向当时总理勒云鹏面呈控诉张敬尧的十大罪状。勒无权，虚与委蛇。在京期间，毛泽东和代表们冒着北方的严寒，不顾满街冰雪，每天各处奔走联络，向湖南在京学生、议员、名流、绅士宣传“驱张”意义，发动他们参加“驱张”的斗争。毛泽东主持“平民通讯社”专门报道“驱张”活动，每天把150余份揭露张敬尧罪行和“驱张”运动的消息，送登京、津、沪、汉各地的报纸。

    在发动“驱张”运动中，毛泽东和“辅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辅社”的全称为“辅仁学社”，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它是湖南学生的社团之一，成员有30人。当时有部分“辅社”社员在京读书，因受新思潮的影响，常在北京大学活动，毛泽东主动与他们联系，发动他们参加“驱张”运动，北京大学邓中夏等，也积极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辅社”在京成员参加了“驱张”斗争，并成为这一斗争的重要力量。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罗章龙、和“辅社”在京成员，在陶然亭集会，商讨“驱张”斗争，探求救国道路。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古槐前摄影留念。经过赴京“驱张”代表团大力广泛活动，成立了湖南旅京各界代表团联合会。1920年1月28日，湖南公民请愿团、湖南教职员代表团、湖南学生代表团发起了千余人请愿示威，高举“代表三千万湘民请名”、“与张俱亡”等40余种标语。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答应“驱张”的要求。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在请愿示威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出来接见请愿代表，并表面应允研究代表们的要求。分赴各地的“驱张”代表团的活动，也取得了强烈的反应。京、津、沪、汉等地的舆论界，一致支持湖南人民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湖南学联负责人彭璜领导的新民学会会员赴上海“驱张”代表团，于1920年2月 29日创办了《天问》周刊，作为“驱张”宣传的机关刊物。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许多省市的学生联合会纷纷发出电函，声讨张敬尧，使“驱张运动”扩大为普遍的反对封建军阀的宣传。但这种“呼声革命” 对沆瀣一气的北洋军阀来说是行不通的。在北京斗争的几个月，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北洋军阀内的派系斗争的尖锐。于是他召来上海的“驱张”代表团团长彭璜、衡阳的代表团团长蒋竹如一起去保定面见直系军阀实力派曹锟，试探底细。会见后毛泽东决定利用军阀内部矛盾来个武力“驱张”，如是把工作重点转为利用武力上。由于吴佩孚驻在衡阳，谭延闿的湘军驻在郴州，毛泽东决定抽调骨干力量到湘南策动武力“驱张”。自己把“平民通信社”交个罗宗翰负责后，毛泽东也决定南下。由于当时萧三等人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这是毛泽东第三次到上海。一为会友送行，二为与旅沪的湖南人商量“驱张”胜利后，湖南向何处发展等问题，当时湖南一师校长孔昭绶等人都在上海。这时，毛泽东从军阀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已预见湖南的“驱张”必然胜利，心情比较好，加上他喜欢游学，如是沿途进行了游览考察，去了曲阜孔庙和冯玉祥隐居地等。可是，到了浦口已身无分文，连仅有的一双鞋也被小偷偷走。戏剧性的是天无绝人之路，他在车站外碰到了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老同学李声懈。老同学给了他一笔钱，毛泽东多年后回忆起来一直称其为“救命菩萨”。

    湖南由于张敬尧与驻衡阳军阀吴佩孚的矛盾，吴率兵由衡阳顺江北下，与直系军阀统一力量以压迫皖军。吴由衡阳退兵时，早同谭延闿、赵恒惕默契，吴兵退一步，湘军进一步。5月27日吴兵过长沙，张部不战而退。6月11日，张敬尧自长沙仓皇逃走。26日，张部全部退出湖南。经过10个月的努力斗争，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至此得到了完全的胜利。“驱张”运动的胜利，大大地壮大了湖南人民的革命力量，同时对全国的民主革命势力，也起了鼓舞作用。

    “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发展，是反帝反封运动在湖南的具体体现，是毛泽东民众大联合思想的成功实践。他把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动员起来、联合起来，在运动中培养了一批革命志士，新民学会在长的全部成员、湖南一师的绝大部分师生都投入了五四运动、“驱张”运动，如湖南一师的教员易培基作为绅商学界总代表、陈昌、杨树达等都积极参如其中，易培基把自己的家作为了“驱张”运动的联络点。“驱张”胜利，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到如何改造湖南的问题上。

    五、确立信仰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因此，他们普遍对社会主义怀有极大的兴趣。不过，这个时候的社会主义，流派繁多，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如全国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小册子达七十多种。毛泽东在北京停留时，也读了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某些主张也很感兴趣，甚至表示赞同。在北京期间，毛泽东还曾为建设新村的设想与有关方面进行过联络。1920年2月，他饶有兴味地参观了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考察了他们以共产互动为特征的新生活。4月7日，他又登门拜访了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周作人。曾经在岳麓山下试验“新村主义”、“工读互助团”，希望通过通过这种方式来消除劳心劳力两个阶级的区别。后来，毛泽东对斯诺也坦白地提到：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文化、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止沙俄时期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条件归还中国中东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和其他各种产业，放弃庚子赔款俄国部分，废弃一切特别权利和在中国境内的俄国贸易区。1920年2月，苏俄政府又发表了同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通告。这两次对华宣言在1920年3、4月间，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公之于众。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的内容后，大受鼓舞。《新青年》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应，并且指出：宣言体现了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该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推动。

    由于领导“驱张”运动，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使他有更多机会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年1月，毛泽东在李大钊介绍下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此时，毛泽东和李大钊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的兴趣。毛泽东接触更多的人是李大钊及他的作品，他和李大钊多次讨论过赴俄留学的问题，并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高度关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还特别留心搜集和阅读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据毛泽东老师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4日到平民通讯社看望毛泽东时，就在毛泽东工作的香案上看到，左边是油印机和通信社稿件，右边是一大堆社会主义的新书刊，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1920年3月，北大五四运动骨干学生团体在李大钊的的领导下，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经常到这个研究会找邓中夏和罗章龙共商驱张和湖南自治的事宜，以及请求介绍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情况。李大钊向毛泽东推荐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等。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曾就此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党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的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赶赴上海。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与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共商驱张后的湖南建设问题，同时，顺便为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送行。当时，陈独秀已发表《劳动者的觉悟》、《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陈独秀已与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俄共布代表杨明斋会晤，正在上海与李达、李汉俊等人筹组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的夏天，毛泽东来到上海，曾多次会晤陈独秀，与他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促进会的工作计划等问题。陈独秀还同毛泽东等谈劳工神圣、要用通俗语言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启蒙教育。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5月、6月在上海期间，毛泽东、彭璜、李思安等还有机会拜访国际共产代表维经斯基，学习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回长沙后，彭璜写的《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感言》对此有记载。毛泽东在其写的《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也可见当时拜访维经斯基的对他们产生的重要影响。7月初，毛泽东等告别上海时向陈独秀谈了回湘的打算，先办文化书社、建立俄罗斯研究会、准备赴俄勤工俭学。陈听后很高兴，说你们的计划能实现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并透露共产党上海的发起组已成立，把湖南列入了组党计划中。

    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后，毛泽东于1920年7月7日回到长沙。这时已经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他，一方面致力于创办文化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另一方面积极倡导并为实行湖南自治而奔走。并在长沙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31日，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刊登在湖南《大公报》上，文章称： “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于9月9日开始营业。它经营的书刊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现代教育之趋势》，以及《新青年》、《劳动界》、《少年中国》、《新生活》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俄国革命给予了特殊关注。8月22日，毛泽东与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人举行会议，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提倡赴俄勤工俭学。9月16日，研究会正式成立，毛泽东被选举为书记干事。

    毛泽东虽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上海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但中国彻底改造的道路如何实行，都不清楚。“驱张”后，毛泽东尝试实现湖南自治。在上海时，他就曾与彭璜等起草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并发表在《天问》周刊和《时事新报》上。获悉张敬尧被逐出长沙的消息后，他又先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成》、《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述了他对实行湖南自治的主张。当时他就深刻地意识到，旧的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废，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拨起，不足以言摧陷廊清”，而根除的办法，是废督裁兵，实行民治。他提出：“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在长沙，当他得知新任湖南督军谭延闿发表通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政策的消息后，又接连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等文章，进一步阐发了对实行湖南自治的看法和主张。

    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了建立“湖南共和国”的大胆设想，认为：辛亥以来“九年假共和国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面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毛泽东进一步申述道：列宁领导俄国的革命是“彻底的总革命”。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中国没有大中国建设的基础。现在全中国之政府，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由武人官潦割据垄断，政治更腐败。然而，在这当中必然要发生一种新现象，这就是在军阀的割据中，生长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不堪军阀的垄断之苦，奋起而要自由，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以这样的分析出发，毛泽东主张：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倡。

　同时，他还针对谭延闿提出的“湘人治湘”进行了一番剖析和批驳，提出了“湘人自治”概念。他指出：湖南人民所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因此，湖南自治应搞成源自下层的政治运动，就像“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一样。否则，所谓的自治，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

    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成。谭延闿也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他会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9月13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来草拟一部“省宪法”。谭延闿官办自治的方案刚发表，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编龙兼公就动议搞一个民办自治的文件，提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彭璜等代表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办“制宪”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但对所提各项要求却在事后断然拒绝。11月下旬取谭而代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更撕下开明的伪装实行高压政策，湖南自治运动失败。

    过近半年的艰难跋涉和痛苦思索，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毛泽东对几年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进行深刻反思和总结，彻底抛弃了社会改良幻想。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可见湖南自治运动坚定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实现共产主义采用俄式道路的选择。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向警予、罗章龙等人的信中表示：“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必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使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封信是毛泽东确定信仰的最好证明。

    六、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彭璜等12位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聚会，为新民学会第三批赴法勤工俭学的6位会员送行，并商议学会工作。上海半淞园会议要求法国新民学会会友定期集会，组织座谈，并由萧三把这个精神带了到法国。据此， 1920 年7月5日至10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论。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等。蔡和森自1920年春到法国勤工俭学以来，亲眼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更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猛看猛译”,思想上的震动和变化很大。在反复比较后，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这就是，中国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建立共产党。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

    1920年6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会。8月，上海小组决定由陈独秀、李汉俊邀约各地共产主义者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不久，毛泽东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委托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建立同样的共产主义组织。其后，毛泽东又接到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的信。萧子升的信写于8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写于8月13日，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在信中写到：“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1920年秋，毛泽东一方面忙于湖南自治运动，一方面暗中秘密开始物色人选组建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他把陈独秀、李达的来信给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个别会员讨论。接到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的信已到11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之际。毛泽东遭赵恒惕控制的省议会诬陷，被省警察厅传唤。彭璜被通缉出走。这促使了毛泽东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12月1日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

    11月底，毛泽东还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并在一些信件上写了提要或按语，在12月间印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这些运动之外的“主张”是什么呢？11月25日，毛泽东在萍乡的旅途中连写了五封信给向警予、李思安等人，总结“驱张”和“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这段话里已经隐含着毛泽东等已在秘密组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回忆中使用过“马克思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随后，萧子升于1920年12月底回国，又带来蔡和森于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解，决心另辟道路，另造环境，而要开辟这种新道路，毛泽东认为，首要的是在同志中要有一种主义的结合，“人格要公开，目的要共同”，“总不要使我们意识中有一个不得其所的真同志就好。”组织“真同志”，实行主义的结合，毛泽东这个思想和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不谋而合。

    在陈独秀的重托和指导下，在蔡和森的大力推动下，毛泽东在湖南加快了建党的步伐。经过1920 年11月的紧锣密鼓的前期工作，经过慎重物色，12月初,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 6 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秘密中宣告成立。关于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这个时间的认定,我们还有其他的佐证材料。萧子升认为是1920年冬天，“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认为是1920年11月。毛泽东1920年11月26日写给罗学瓒的信中记载道：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争辩，听了罗素在长沙的演讲，立即与彭璜、易礼容等人有极详之辩论。还有新民学会会员陈启民、周世钊回忆，毛泽东11月接到蔡和森8月来信后，找他们商讨意见，并要周来抓建团的工作，但两人表示要继续升学，而放弃了建党建团的伟大事业。综上材料也可以分析应该是1920年12月初建立的。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民学会中成立，这是比新民学会更进步的组织，新民学会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想新民学会更多的会员加入到共产主义小组来。1921年1月，毛泽东和何叔衡约集了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新年会议。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十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大会。会议是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开的，但讨论的话题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的宏伟蓝图。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1920年五月上海半淞国会议以及七月在法会员召开的蒙达尼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问题上展开了和法国蒙达尼会议相类似的争论。在讨论中，何叔衡说：“我“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上二十年的教育。“毛泽东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他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非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看说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事，故最宜采用。”新民学会会员在信仰问题上开始出现分裂。一部分会员如毛泽东、何叔衡、陈子博、彭璜、陈昌、易礼容等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世界。另一些会员则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以萧子升为代表，主张用温和的教育的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的会员犹疑动摇于二者之间。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论，由于它在学会生活中还是初次出现，矛盾还未展开，故没有影响学会在组织上的统一。在毛泽东和蔡和森领导下，新民学会发生了质的飞跃，即发展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

    1921年，新民学会在1月16日、2月20日召开第二次、第三次常会后就没有再召开会议。这种思想信仰的分化，随着前进的运动而日益加深，2月25日萧子升回到长沙，毛泽东等苦劝萧子升没有结果，毛泽东最后生气了：你当你的绅士，我走我的独木桥。新民学会核心层信仰无法统一，两位密友因道不同而分道扬镳，最后引起学会会员在组织上的分化，以至整个学会(包括留法部分)的消亡。以后少数会员成为共产主义小组核心成员，一部分会员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有部分会员继续求学深造等。新民学会完成历史使命后自然消亡，她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团体，但孕育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锋。后来学会74位会员中先后加入共产党的有31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夏曦、李维汉、蔡畅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30多人从事教育和科技工作，并同情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