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大振军威，可惜蒙冤被害。由于受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当时的领导人错误地得出了“AB团遍布赣西南广大乡村，……要实行严厉的赤色戒严”来加以肃清（见1930年6月《反AB团改组派宣传大纲》）的荒谬结论。由是，以打“AB团”为中心的肃反运动便大规模地在苏区内开展起来，到了1930年夏秋之间，以打“AB团”为名义的肃反在赣西南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中共赣西南特委自己就先后在内部挖出了不少“AB团”分子，就连中共赣西南特委、江西行委的党的领导人也不能幸免，像李文林、谢汉昌、段良弼等人都是赣西南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但他们也被先后蒙冤。事态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关不但没有及时制止，反派出肃反负责人李绍九率一连人，前往江西行委驻地富田，捉拿谢汉昌、段良弼等人，最终使矛盾激化，酿成红二十军武装出走，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的“富田事变”，事变发生时，萧大鹏正带着红一七二团驻扎在吉安值夏。由于事变中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被事变领导人关押，政委曾炳春也在老家养病，一时部队没了领导，群龙无首。就在这危难关头，萧大鹏被推上了领导岗位，受命代理红二十军军长。
    萧大鹏与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等人共事多年，长期工作生活在一起，他深信，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而不是什么“AB团”骨干，更不可能是反革命。同时，他也知道，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来的李韶九带领萧反连队，也是革命的队伍，谁是谁非，他也无法判断。为了避免发生更尖锐的对抗性冲突，使事态扩大，他把部队带到了赣江以西的苏区。
    在红二十军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的几个月中，他们不仅没有背叛革命，而且在萧大鹏的指挥下配合红七军和湘东南红军独立师，打了几个漂亮仗，取得了永阳之战、横江渡之战、安福之战的胜利，大振了红军的军威。
    半年后，红二十军奉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命令，离开河西苏区，返回河东中央苏区，解决纠纷，参加整顿。1931年7月中旬，红二十军到达兴国，受到兴国人民的热烈欢迎。7月下旬，萧大鹏率领部队回到了分别半年多的于都北平安村，但还没等到他和家乡父老一叙别情，“AB团”骨干的罪名就令他命丧黄泉。大敌当前，他没有血洒疆场，却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萧大鹏时年才23岁。
    实际上，1930年时“AB团”早已不存在了。真正的“AB团”：是1927年初，时值南昌人民革命热潮高涨之际，国民党右派段锡朋组织了“AB团”，企图攫取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他们下令解散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组织“暗杀团”暗杀革命者。AB团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是苏联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共产党建党初期党内的一个派别，后来布尔什维克又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同义语）的缩写。在这种情形下，中共上级领导决定拔掉“AB团”这颗钉子。4月2日，在袁玉冰与林修杰的指挥下，成千上万工人、学生、市民涌上街头，捣毁了发起成立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AB团的段锡朋控制的国民党省党部，搜索抓获国民党右派分子90余人，摧毁了AB团，让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重新掌握了省党部的领导权。段锡朋的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AB团”这个组织，在成立后仅3个月，就被袁玉冰与林修杰领导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催垮而消亡了。
    历史终究是历史，谁也不能改变。无论怎么说，当年那场以打“AB团”为中心的肃反运动，确是错误的。萧大鹏是蒙冤被害的。然而萧大鹏的一生，充分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英雄，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红军青年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