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并一再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我们党和人民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的进一步深化，是在新时代建设文化软实力强国的必由之路。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

    答案仍然是实践。必须根据实践的需要，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这种文化的转化和创新。在这里，主观能动性就是人的活跃的思维能力。

    从客观上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于某些文化产品所含历史内容的关注度，往往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唐代诗人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品行不端，曾以小道诡行趋附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为时人所不齿。武则天死后，宋之问被中宗皇帝流放到岭南，因不堪其苦于次年春逃往洛阳。这首诗就是写他作为逃犯，在接近洛阳时生怕被人告发又担忧家人或遭不测的复杂心情。设若时人，大概会对它嗤之以鼻，至少不会说这是一首好诗。然而数百上千年过后，人们已经不大关注其中的个人化情感，而仅仅留意字面传达的一般性情感内容，因此这首诗也就成了抒写游子归乡情思的代表性作品。孔学等传统文化至于今日更为远矣，其具体的历史内容已经变得相当稀薄，这就为我们抽取它的一般意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主观上说，人的大脑完全可以对认识对象进行抽象性的处理。但是，当我们从传统文化的某种东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义以后，切不可让它停留在抽象层面。如果是那样，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东西就会成为另一种“普世价值”，成为超越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永恒真理。而这，正是那些叫嚷“回归孔孟道统”的人所欲所求的结果。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超阶级、超时代的文化，越是声称“普世”的东西越不普世。正如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所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他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比如孔子的“泛爱众”，曾被儒家泛化为普遍的伦理原则，然而在事实上，毋庸说他人和其他时代，就是对孔子本人也不是一贯适用的。冉求背离孔子的政治立场，转而支持新兴封建势力进行农田制度改革，孔子便毫不留情地动员弟子们“鸣鼓而攻之”。这分明是有所爱有所不爱，哪里有什么“泛爱”呢？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绝不进行虚伪的“普世”说教。我们在从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义以后，必须为其注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内容，广大劳动群众的内容，在社会主义时代广大劳动群众可以实践的内容。即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例，如果将它原有的“其为东周”之“道”改换成马克思主义之“道”，就可以成为理论工作者的座右铭：我们的责任是让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而不是让马克思主义来光大自己。对于忠、仁、爱、义、礼、孝、节、智、信、耻等等儒家的许多概念和命题，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创造性转化。例如1939年4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就曾明确提出：“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8—5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同志在这个方面又为我们作出了新的表率。众所周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比如，习近平同志从《大方广佛华严经》和老子《道德经》中吸取营养，把“如菩萨初心，不与后心俱”和“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熔铸在一起，进而提炼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警言，以告诫全党毋忘自我党成立之日起就确立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又比如，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国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义。”所引古典出自《国语·晋语》，是作者左丘明对于晋文公政绩的一个重要总结。意思是晋文公重耳在复国以后，革除积弊，减轻关税、简化手续，整修道路、打击路匪，便利商贸、减负劝农，使晋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很明显，这些政策措施贯穿着一个“通”字。轻关易道也好，通商宽农也好，都是要让经济畅通起来、流通起来，这是“穷则变，变则通”的中华传统哲理在施政方面的生动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尚易求通的传统思维和治国经验的借鉴，又是“一带一路”这一和平开放发展战略的对外宣示和倡导。近100年来，古老的中国智慧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渗入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沃土，滋养出一枝又一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鲜艳花朵。

    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肥沃土壤，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一定能够在新时代迎来社会主义文化的更大发展与繁荣。而强大的文化力量必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中国必将赢得更加辉煌的发展，必将对全人类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因而也必然会成为举世向往、万众倾心的文化软实力强国。对此，我们抱有充分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