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信仰的力量】

    1929年上半年，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大战，原李宗仁、白崇禧部将俞作柏与李明瑞被蒋介石收买，临阵倒戈，回师南宁。不过，他们尽管反李宗仁、白崇禧，其实也想反蒋介石。因担心独木难支，他们希望和中共合作，随即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这一请求。

    这给了邓小平人生的一次重大机会。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随即安排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熟人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

    1929年8月，邓小平从中共中央驻地上海赶到南宁。此后不久，他两次中途离开广西返回上海。

    第一次1929年12月11日著名的百色起义（即右江暴动）爆发前夕，邓小平已于11月中旬离开广西前往上海（邓小平自己回忆是1929年10月中旬离开）。当时，他从上海发来电报中，获悉怀孕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瑗即将临盆，便要求回上海汇报工作。

    此时，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中央交通龚饮冰刚刚离开，百色暴动在即又急需领导人，因此，前委多数人认为邓小平离开不妥，但苦留不住。后来中共中央来电予以阻止，但邓小平已经离开。红七军前委书记陈豪人在《七军前委报告》中说:

“平兄（即邓小平）前得中央电召，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彼硬要去，在龙变前一天已行。故中央走（来）电阻之回去已不及”。

    邓小平离开后，广东省委指示陈豪人，若邓小平已经回上海汇报工作，由陈豪人担任前委书记，主持起义工作，张云逸为前委常委。

    邓小平千里迢迢赶到张锡瑗所在的上海宝隆医院后不久，张锡瑗顺利生产，但不幸得了产褥热去世，孩子也随之夭亡。

    这一段时间，陈豪人、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成功爆发，成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以前委书记身份兼任政治部主任（当时未设政委一职），李谦、胡斌、韦拔群分别担任第一、二、三纵队队长。军部设在百色粤东会馆，前委和政治部设在清风楼。同时，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百色县临时苏维埃政府也随之成立，雷经天为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

    也就是说，因此时邓小平人在上海，没有在红七军担任任何职务。电影和电视剧《百色起义》里，邓小平身着军装、扎着红领带站在台上向起义将士和群众讲话（实际讲话人为红七军前委书记陈豪人，邓小平远在上海），可谓几近不负责任地胡编乱造，随意因人而改变真实历史。

    令人奇怪的是，影片《百色起义》还能获得1990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奖、获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剪接提名奖、第一届中国电影节奖、广播电影电视部1990年优秀影片奖、首届全国电影制片厂优秀摄制组奖等多项大奖，可谓全面“丰收”，戏里戏外、演员与被演，皆大欢喜。

    1930年1月，陈豪人以红七军前委书记的身份，写出《七军前委报告》，上报给中共中央，详细说明了通过士兵运动掌握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以及进驻右江后采取的政策、策略。

    1930年2月1日，在红七军前委（即中共广西前委）书记陈豪人的具体指导下，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李明瑞等人又组织了广西另一个重要起义——龙州暴动，组建了红八军。军长为俞作豫，何世昌为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此时依然未设政委一职。

    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两个月及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30年2月7日，邓小平经军委书记周恩来再度委派，从上海回到龙州，4月5日抵达东兰武篆。5月中旬，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主力从贵州回到河池，邓小平赶到河池与他们见上面。

    2月下旬，邓小平被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任命为红七军、红八军政委（参见陈欣德：《关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若干问题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两军的总指挥则为李明瑞。

    同时担任红七军、红八军两个军的政委，是邓小平人生的“第一起”，是一段十分重要的资历。

    此时，已经在井冈山战斗两年之久的林彪还仅仅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四个月后才担任红四军军长；赫赫威名的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也仅为湘西红四军军长（与井冈山红四军有别），五个月后才担任由红四军与红六军合编的红二军团总指挥；与邓小平平级，同时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的李明瑞，则是早已成名的北伐虎将，曾任李宗仁麾下国民革命军第7军副军长。

    邓小平就任红七军、红八军两个军政委时，由于执行左倾的“立三路线”，红七军奉命攻打南宁失败，刚退回百色；龙州起义则在国民党四个团进攻下也归于失败，红八军被打散。

    红八军余部前往百色，并入了红七军，从此红八军番号取消。经中央批准，邓小平担任红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

    但地处百色地区的红七军处境日趋艰难。1930年11月，中央指示红七军离开广西，沿湘桂边界前进，打算北上江西进入朱德、毛泽东所在的中央苏区，整个行程约一万二千里，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小长征，其中的艰难险阻自不待言。

    国民党调集重兵，一路堵截，红七军损失惨重，进入广东境内后，红七军由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

    不久，红七军在广东韶关、乐昌之间渡河时，突遭国民党重兵截击，红七军被截为两段，已经过河的红七军主力在邓小平、李明瑞率领下，进入江西崇义地区；军长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另一部被堵截在河的另一边，寻找渡河时机。

几天后，邓小平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洽，不想上饶方面的国民党军对崇义突然发起猛攻。情况紧急，红七军主力边打边撤，并急切等待着邓小平返回。

    此时，邓小平已回到离崇义二十里的一个山顶上，听到了前方的枪声。他写了一封短信给红七军，说知道部队在撤退，赶不上，所以不赶了。随后，他补充说，接到中央的指示，要他回上海去汇报工作。

    信送走后，邓小平换上便服，辗转经香港前往上海。这是他第二次返回上海，从此永远离开了红七军。他给中央汇报的结果如何，至今扑朔迷离，没有只言片语档案文字记载。中央也没有因此对红七军发来任何指示。

    环境险恶之下的生死存亡之际，红七军的最高领导人——前委书记遽然离队，对部队的军心影响自然不小。红七军将士们也一直有质疑：当时电台不在外出办事的邓小平处，国民党重兵包围之中，中央的指示如何能准确传达到当时并不在红七军的邓小平本人？此后，在1934年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整风、中共七大上，红七军老战士不断对邓小平的离队提出质疑，但均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

    1968年6月至7月，邓小平在给中共中央撰写的《我的自述》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说明：

    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他还检讨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1972年8月2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中，又检讨说：“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邓小平前往上海后，红七军被分割的两支队伍，在最高领导人离队，又无中央指示的情况下，由张云逸、李明瑞指挥，依然各自为战，经过8个月的苦战，最终脱离险境，于1931年7月先后到达江西于都，进入了中央苏区。

    中央高度评价红七军的到来，称之为“千里来龙”。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的锦旗，予以表彰。

    与此同时，中央任命葛耀山为红七军新的政委，事实上取消了邓小平的政委职务。这一年11月，葛耀山还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千里转战、与李明瑞一起使红七军血脉得以保存的军长张云逸，因其功勋卓著，也被提拔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参谋长为叶剑英），后来又相继就任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与之有天壤之别的是，1931年初，邓小平长途跋涉抵达上海，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取消邓小平红七军政委一职后，没有给他安排任何职务，时间长达半年之久。2004年第七期《百年潮》的《邓小平在中央苏区》一文指出：“在上海，王明中央就冷落了他半年。”

     也就是说，邓小平从红七军、红八军政委重新成为普通一员，实际上被“罢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