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亚同志与牛华工业变迁六十年的历史故事

四川亚西机器厂原厂工会干部、老亚校学生成纪铨为老岳父刘振亚绘制的画像

    今天是2024年7月4日，是我的老岳父刘振亚同志诞辰90华诞。在2023年6月中旬，我从原亚西宣传处的张树林同志获悉，他正在为《五通桥文史资料（第十二辑）》参与编撰等工作。据悉此专辑是专门描写牛华盐业和工业文明等方面发展史的资料，希望我提供相关资料。于是我想起来，我曾在2011年5月至2012年3月期间，在北京的家里，岳父每天白天就用钢笔撰写自传，我每天晚上帮岳父撰写了《刘振亚回忆录》（约10万字）录制成为word文档的经历。因此，我就依据《刘振亚回忆录》专门为五通桥文史办撰写的《刘振亚同志与牛华工业变迁60年的历史故事》，特此作为缅怀岳父刘振亚九十华诞的文稿，希望大家喜欢。

    在岳父去世后，我和小刘将《刘振亚回忆录》手稿给了山西省洪洞县博物馆送去，该馆的值班领导看后非常地高兴说：这是我们馆收藏的第一部近代的洪洞名人写的《回忆录》。根据刘老先生的《回忆录》，这也许对山西工业学校、洪洞抗战史、洪洞人帮助四川经济等历史问题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吧，谢谢刘振亚老书记、谢谢你们有心的后生们！

    因此，我想代替岳父，认真学习、领会他的《回忆录》，从中帮他回忆、整理出他在乐山、五通桥、牛华镇的峥嵘岁月，重点回忆他在牛华、五通桥、乐山等地为当地的经济发展等方面之贡献，让五通桥和牛华镇的读者系统了解一下，一位从山西儿童团团长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四川经济，尤其是五通桥、牛华镇的经济建设而奉献了一生的刘振亚老书记。

    一、舍小家顾大家，由洪洞人变为牛华人

    岳父他老人家生于1934年，农历的5月23日（公历1934年7月4日），出生在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城关镇西堡村的一个贫苦农家。

    我夫人的奶奶在她一生中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岳父是她的第八胎孩子，在九个孩子中夭折了3个，送出2个，嫁出1个。即解放后，在我夫人的爷爷、奶奶膝下只留下了二伯伯刘振东和岳父刘振亚这两个儿子和一个姑姑刘振花。

    你们知道吗？我的夫人爷爷、奶奶虽然生育九子，但留在膝下的只有三个孩子。所以，他们给岳父取的乳名叫“小锁”，希望把他“锁”在他们的身边；然而，他却是远离家乡最远的孩子，至死也没有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洪洞，现在和岳母一起安葬在乐山人民公墓。

    岳父的大名叫“刘振亚”，他与“振兴亚西”的“振亚”非常有缘分，他真的就在四川亚西机器厂，在牛华镇干了一辈子、工作生活了一辈子：即岳父自愿放弃了在四川省政府机关办公室舒适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从1957年4月1日至2017年8月15日在乐山人民医院故去，一共60年4个月另15天，从四川的成都搬迁到四川的小乡镇—牛华镇。即，他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乐山市、五通桥、牛华镇及四川亚西机器厂。

    他的故乡是山西省洪洞县，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就被日寇霸占了，他从小就当上了“抗日儿童团长”，每天为村民站岗、放哨、查路条，他还多次帮助地下党交通员的老父亲刘美德爷爷传递情报。因为孩子不容易被敌人发现藏情报，所以我夫人的爷爷就将情报藏在岳父身上而圆满完成了地下党交的任务我夫人的爷爷（备注：我夫人的爷爷刘美德的领导人也是王世英同志，王世英是山西洪洞人，在解放初期时系山西的第一位省长、书记，王省长还到山西工业学校视察、讲话过。也是缘分吧，王世英与刘美德的孙女婿陈龙狮的父亲陈昌，他俩的老首长都是同一人---王世英同志，真的缘分呀！）的传递任务，他尽到了一个抗战儿童团员的职责……

    1948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因为他是村里有名的“小文化人”，系村里的“小先生”，所以在“土改”期间，他负责了乡、村人民政府的墙报编写、账目制表，最后挨家挨户的分配土地。即，他参加了中国的第一次土改运动。

    195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工业学校，1955年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牺牲了留在家乡工作的机会来到四川。岳父作为山西工业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全校第三名的成绩而光荣毕业，他作为领队带着12位同班同学，支援四川的社会主义建设，来到天府之国的成都。最后，只有他一人没有找机会（应该说有太多的机会，但他信守诺言，坚守在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镇）没有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山西洪洞。

    岳父作为山西工业学校的领队，就他一人被分配在四川省工业厅机械局从事工业情报的分析、整理等工作。

    但因为岳父一心想当一名共和国的工程师，他觉得办公室的文案工作枯燥无味，于是他在1957年初，他也想像他的11位同学那样，在基层的“铁工厂”干起从事技术工作。

    岳父听说，位于乐山地区五通桥牛华镇的亚西铁工厂急一名技术员；于是，他就向省厅、省局的领导，磨破了口舌，终于如愿地从1957年4月1日到2017年8月15日，“六十年如一日”地在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镇生活、战斗的一辈子。

    他们山西工业学校机307班的50多位同学被分配到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含现在的重庆市）等六个省市。

    他清晰的记得，山西省工业厅梁厅长在毕业典礼的讲话：“你们是国家急需的人才，是国家宝贝中的宝贝。许多省市，都向我们山西工业学校要人，但僧多粥少，无法满足所有省市的要求。”

    听到梁厅长的讲话，对岳父的同学们极大的鼓舞！当时大家的觉悟也很高，纷纷表示：“我们是块砖，哪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哪里需要我们就到那里去、哪里艰苦我们就在那里安家。”

    岳父当时也想留在山西，可以照顾年迈的父母和家庭，因为二伯伯刘振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军入伍，并在解放战争成为一名光荣的二等伤残军人，小姑姑刘振花身体不太好，家里非常需要他。但党组织安排他到四川省成都市，而且还让他带队，带领十一位同学前往四川省工业厅报到。他便带着所有入川同学们的12份档案，克服各种可能，准时赶到大西南的成都这个大都市。

    那时的四川省，除重庆外就没有什么大工厂，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当时的工厂生产设备十分落后，机床是“天轴+地轴+宝塔轮+皮带传动。”不要说数控机床了，就连一台全齿轮的机床都没有。锻工还是用双臂加铁锤而锻打成型。厂房大都是砖墙尖瓦顶，办公室和宿舍是干打垒。虽然如此，生产条件很差、生活条件更艰苦，但人们的工作激情很高涨，让他们这帮山西毕业生的激情倍增！

    整个四川省直机关只有一个“厅”，也就是四川省工业厅。在四川省工业厅下边设置了若干个“局”，诸如：机械局、化工局、煤炭局、冶金局、轻工局，好像还有三个地方工业局。他们12位同学，除岳父一人被分配在四川省工业厅机械局外，其余的同学都分配到四川基层的“铁工厂”里。

    岳父记得，他们分配到重庆、江北、成都、内江、自贡、宜宾、乐山等地区的七家“铁工厂”上班。其中，他的同班同学李景长就分配在亚西铁工厂任技术员，后来他成为四川亚西机器厂的副总工程师，但不幸患急性糖尿病综合症在牛华病故。

    又因为岳父毕竟是学技术专业的，当时专业热、技术热的气候感染他，岳父对留在机关了与这些技术不沾边的工作越来越不满，于是在1957年机关精简会议上，他主动提出申请到基层工厂工作。不久获得了批准，岳父就带着岳母杨香莲和才三个月大的儿子刘蓉锦，来到乐山行政专属的五通桥市牛华镇的亚西铁工厂。

    当时，亚西铁工厂系100多名职工的“大厂”，系四川省工业厅的骨干企业，据亚西铁工厂的老同志讲：“亚西铁工厂就是亚洲西部的铁工厂”。岳父被直接安排到精工车间当了一名名副其实的技术员，岳母杨香莲也安排到精工车间当库管员，儿子刘蓉锦交给牛华镇的一位保姆。从此，他们一家人就从成都这个大都市迁到四川的乡镇，开始了牛华的乡镇生活。

    二、牛华沼气开创了四川沼气的先河

    1958年大跃进期间，全国掀起了全民办“沼气”的热潮。亚西铁工厂所在地是乐山专署五通桥市（当时是县级市，现在是乐山市的区）市委书记叫裴洪德（山西人，老八路），市长叫申金河（山东人，老八路）。他们指名叫亚西铁工厂把岳父刘振亚抽出来了。他们一班人一定要在五通桥牛华镇解放乡丐坝村，把沼气化搞起来。

    沼气就是甲烷，它的分子式是“ＮＨ４”，这又是一门专业，这是生物发酵后形成的一种气体它无色无味可燃性很强，它可以照明，农村煮饲料，煮饭、烧水，还可以用发动机作动力，当时宣传这种“生物能”其功力无限，发展前途非常乐观。

    沼气产生的原理很简单，农家的稻草、麦秆、玉米杆、还有人粪、牛粪、马粪都可作原料放到密闭的发酵池，加上一些水，一周左右就可发酵产生甲烷。但发酵池的密闭性能要求很高，如果空气混比例太高，它就不可燃了。

    岳父按照这一原理，与五通桥的申金河市长一起，他俩为沼气化在丐坝村蹲点，组织村民建造了全国唯一的，圆筒形发酵池（这种圆形的好搅动，密封性能好）。当加了“原料”后，通过定时搅拌，一周时间沼气池发酵产生了沼气，再把沼气用压缩机装入氧气瓶，就可接上灯头点灯了。

    当时，亚西铁工厂里生产沼气灯（它和煤气灯的结构原理一样）装上网罩就可以点燃照明。当第一池沼气装瓶后，岳父非常担心它不成功，未想到一点灯燃了，后来就在解放乡的丐坝村点上了许多“沼气灯”。当时全村照的通明，农民笑逐颜开，非常期待沼气化带来的变化。

    亚西铁工厂把农村沼气化了，对乐山地区震动很大。当时乐山地委正召开各县委书记、县长和各厂的党委书记，都参加这次工作会议。这次是“赶美超英”的誓师大会。

    当会上获悉亚西铁工厂为农村搞出了沼气时，会务组马上通知亚西铁工厂的尹渠泰厂长（浙江省宁波人，南下服务团的老干部）立即回厂把“沼气灯”带回现场。尹渠泰厂长要求岳父马上用空气压缩机装满两罐氧气瓶的沼气，连夜乘敞篷货车送到乐山地委（篮球场）广场。

    当我岳父他们到达乐山地委时，人群沸腾了。与会者不少人都认识尹渠泰厂长。因为他在乐山地区的工厂中属于文化最高的厂长。他也是中专毕业生，不但能说会道，还会许多的专业科技知识。兄弟厂的头头们都封他为“文化人”和“大秀才”。

    当岳父和尹渠泰厂长到达时，岳父就听到：“今天，就看尹渠泰的表演了。”尹渠泰厂长急忙叫我岳父把“沼气灯”挂在篮球网圈上，做好点灯的准备。

    然后，尹渠泰厂长不慌不忙地向大家讲了一套生物能原理和它的发展远景后宣布：“请大家注意了，我准备开始点灯了。”不料他一点灯，就哑了，没有点燃！

    下面的各县委书记、县长、厂长们就冷嘲热讽的大叫：尹渠泰，你理论一大套，但你把灯给我们点燃才是呀！

    这时的尹渠泰厂长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下来，对岳父狂吼：刘振亚，你是怎么搞的！你今天破坏了现场会，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当时岳父也很着急，他们俩相互对视了一下，正因为当时是7月份的热天，尹渠泰厂长的汗珠不停的外流，岳父也无言以答。

    岳父突然想起，沼气和空气的混合比例有问题。他想了想对尹渠泰厂长说：有可能是将压缩机的空气压到沼气瓶中了，当然点不着。

    所以，岳父建议尹渠泰厂长换第二瓶在点灯。尹渠泰厂长同意，让岳父立即换瓶试一下。果然，第二瓶沼气瓶一接上，一点，沼气灯就然了起来！把这个篮球场照的亮晃晃的！

    这时尹渠泰厂长笑了，他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一瓶能点燃吗？这是因为这瓶的沼气和空气的混合比例适当。所以一点就着。

    这时现场一片哗然。今天，尹秀才真是出尽了风头，真不愧我们乐山厂长中的大文人。

    当时，乐山地委领导立即对与会者发表了即兴讲话：首先肯定了亚西铁工厂对沼气化的贡献，并对今后沼气化的工作做了重要批示。

    乐山沼气化的消息传到省里后，这下子可不得了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立即决定：由亚西铁工厂的负责人带一个小队，去成都，在城东的生物研究所开办沼气化学习班，进行现场教学。并派省化工局的领导和一位化学工程师牵头领导此项工作。

    在省化工局的领导下，四川省六个行政专署派人进了学习班，岳父和省化工局的工程师轮流上课，从而把沼气化推到了更为广阔的地域。

    但是，由于这个沼气化和大办钢铁一样，也是一哄而上、一哄而下，自然寿命不会太长。沼气化随着“大跃进”的降温，也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现在还有不少地方还在利用沼气。我岳父还是觉得：只要条件合适，利用科学的方法开展沼气化是可行的。因为这是一种生物能源、清洁能源。只要有太阳照射，产生沼气的原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石油、煤炭等资源慢慢枯竭的情况下，沼气一定会东山再起的！

    三、参加“厂社结合工作组”

    岳父将四川沼气化工作完毕后，没有回到亚西厂，而又被乐山地委抽派到沙湾参加“甲方代表”等工作；而后，又派到乐山行政专署重工业局（冶金、煤炭、机械），他被分配在机械系统，其主要任务就是收集乐山地区管辖的机械企业的生产指标（产量、产值、利润等），但亚西铁工厂不属于乐山地区管理，直属于四川省工业厅管辖。因为岳父还是希望搞技术，再加上要照顾家庭，他又调回亚西铁工厂。

    岳父回到亚西铁工厂，厂宣传科缺少干部，于是他又在宣传科干到了1963年底，被中共乐山地委工交部指名道姓把岳父临时抽调出来，在工交部李臣保部长（河北人、老八路）和经委主任康仲伦（四川人、后来升任管工交的专员、国家轻工部常务副部长）带队领导下，与川康毛纺厂、五通桥盐厂、岷江发电厂等单位抽调出来的同志（大部分都是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工会主席等领导干部）组成了“厂社结合”工作组。

    该工作组在乐山北郊的通江公社（现在叫通江镇）与正在破土动工建设的乐山造纸厂（代号605厂）搞“厂社结合”。

    这个新建的造纸厂是从黑龙江佳木斯造纸厂和广东造纸厂抽调技术骨干人员，以“三线建设”的名义筹建的，生产一种特别的绝缘纸。

    由于当时正处于建厂征用农村土地阶段。内迁的企业不便解决而由当地政府协调处理一些在征地中产生的矛盾。于是，就应运产生了“厂社结合”这样的工作组。只要这个工作做到家了，就可以使建厂工作顺利进行，又可以由企业带动农业的发展。

    在工作组中，岳父相对而言是年轻干部，他就担负和做了不少具体的工作。工作组结束时，获得领导的首肯。

    由于天天和工厂、农村的干部、工人、农民打交道，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例如，从乐山造纸厂抽调来的小姚（河南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后来成为605厂的厂党委书记和中共乐山地委委员。还有通江公社的辜荣达书记，他是一位朴实的农民，在岳父任亚西厂生产水轮机书记时，辜荣达就通过岳父的关系在亚西厂购得水轮机，于是在通江建立了第一组水轮机泵站。

    在“厂社结合”中，岳父还化解了一些谜团。例如，乐山造纸厂的代号是605厂，乐山的老百姓都以为该厂是什么保密单位，实际上不是那回事。因为该厂是60年5月筹建的，就简称为605厂，听说605也跟亚西厂一起倒闭破产了，真可惜呀！

    后来，岳父在当调研员时，即在担任乐山市整党巡回组组长时，遇到位于五通桥区的东风电机厂的党委书记谢强时，岳父也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东风电机厂叫308厂。他笑着回答：这个308也不是什么代号，而是筹建时，由哈尔滨、上海、武汉三个地方的，来了八个人组成的建厂筹建组，故称谓308厂。由于是内迁企业，不少骨干分子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各种方言混扎，所以在这些工厂里都流行讲普通话，他们也很感自豪。同时，有这些神秘编号的企业，在招工时，特别容易吸引人才进厂。而且这两个中央企业的确为乐山市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为地方税收做出了贡献。

    四、在亚西技校充当“冒牌老师”

    “厂社结合”于1964年底结束。那时，乐山造纸厂已经完成“三通一平”，进入了设备安装等阶段。所以，他们这个在“工厂”与“公社”之间，充当“红娘媒婆”的使命也该结束了。

    当然，哪里来就回那里。岳父又回到亚西机器厂，这时由亚西铁工厂已经改名为四川亚西机器厂了，厂党总支也升格为厂党委，即四川亚西机器厂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川省中型企业了。

    这时恰好亚西技工学校缺少教师，特别是专业课教师。当时，全国的各大、中型企业都在自己培养自己的人才，特别时兴自己办自家工厂的技工学校，有的还办自己的子弟校、普通中专和大学。

    记得，当时天津市自己办学的行为走全国的前列。亚西技工学校还派了宋玉文校长参加四川省机械厅组织的赴京参观考察团去学习、取经。

    亚西厂技工校是半工半读的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招生和普通高中一样面向社会，由地方政府提供生源。亚西技校的老师绝大部分都是分配在亚西厂的大专和大学毕业生组成，只有岳父和另外二位老师是中专毕业生马锡琴、丁永超，但是马老师和丁老师系长期从事职工文化技术教育工作的同志，只有岳父是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充当教师真的有点难！

    当时，亚西技工学校为铸工车间开设了一个专业班，叫木模班。需要讲授《木工工艺学》课程，但是没有这样的专业老师。宋校长动员岳父顾全大局，而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接受了邀请。并且，还主动担任了金钳班的《金属工艺学》的教授任务。

    这还不算，宋校长还对岳父说：“只有你、我是共产党员，现在班主任也不好安排，有的老师又不愿意担当，你可以带个头吗？”他想了想：“反正初为老师，摸不到深浅，下了水再说。”于是，岳父就像军人一样，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把上述两个专业课程和班主任的苦活担当了起来。

    毕竟岳父是学工科的，专业课通过熬夜还迅速补起来，勉强能够胜任。这里记忆犹新的是：《木模工艺学》，岳父根本不懂，就找书来看，同时到木模车间向老师傅请教，拜师学艺、热炒热卖。再如，教冷加工班的《金属工艺学》，这门课比较抽象，特别是“铁炭平衡图”很难讲，只好熬夜、少睡觉、认真备课，总算消化了课本上的知识，顺利度过了这场课的考验。但是，因为初次担任班主任，经验匮乏，遇到捣蛋、不听话的学生，岳父真有点抓瞎，吃了不少苦头。

    岳父往往是方法简单、粗暴、靠严厉的训斥方法来对付，使学生产生了恐惧感，久而久之也就敬而远之。好哉，过了没有多久，他在宋校长的帮助下就用和颜悦色的、摆事实讲道理的、以心换心的方法面对技校学生，他们渐渐向岳父靠近。

    最后，岳父与亚西技工学校的学生们都成为好朋友。记得在退休时光里，还有不少技校同学，有的已经成为各单位的大领导、大老板了，他们还经常邀请岳父出席他们的聚会或宴请，让他过过老师的风头，讲讲话什么的。

    由于岳父能顾全大局，善于团结老师、爱护学生，带头遵循亚西技工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各个方面都起到了带头作用，在年终评比时，岳父还获的“先进工作者”称号。原以为冒牌的老师，但是不少老师和同学对他说：“刘老师，你不是冒牌的老师，你是名副其实的老师。”岳父后来回忆中对我们孩子说：“这是他一生中得到的最美的评价和恭维”。

    岳父非常怀念在亚西技工学校的日子。他还记到：1965年的暑期，岳父被亚西厂党委推荐，经中共乐山地委审查、批准，参加了全国中学老师赴京参观团，学习军队的《郭兴福教学法》。这是他第一次到首都北京，真的是喜出望外，从此让岳父爱上了教师这个行业。谁知好景不长，开学不久，他又被亚西党委重新安排了新的工作。

    五、正式成为亚西厂的中层干部

    1965年下半年，岳父已过31岁的关头了，已经过了“而立之年”。

    虽然岳父的工作单位和岗位在不断的变换中，但是还没有正式通过“任命书”而担任什么中层以上的干部。这年，受四川省机械厅的要求，所有大、中型企业都要进行企业管理整顿工作，四川亚西机器厂也不例外。

    岳父被厂党委点名，与两位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一起，组建了“企业管理办公室”，他出任了办公室主任一职，但这一任命还没有上报省机械厅（省厅组织部）备案、批准（任命书）就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岳父当上了一个“编外”的中层干部。管他是“编外”还是“编内”，无所谓。岳父作为一个工作狂，有事干就成，这是岳父的座右铭！

    岳父一上任就烧了“几把火”：工厂里堆积了多年的垃圾被清除干净了、乱停乱放的自行车归棚了、车间半成品的堆码整齐有序了、机床设备的“黑袍”也被脱掉了；各车间厂房的墙壁也焕然一新，诸如“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等口号在厂区、车间内遥遥相应。

    最有效的是，岳父还举办了“向张炳贵学习”的热潮，开办亚西厂技术大练兵的比赛。他们不仅抓一线个人的技术练兵，还让全厂的设备、配件、劳保、工具……等后勤的库房的工人也练起了基本功。例如，把库房保管员训练到一口气把自己所管的物品的品种数量、货物来源、价格……总金额报出来；还能闭上眼睛，取出需要领用的物品。

    在这项“企业管理整顿”中，岳父他们一班人带头，从开始有人抵触，到能够勉强接受，最后到自觉地搞好岗位管理、树立岗位职责，使四川亚西机器厂的企业面貌大为改观。为此，四川省机械厅还在亚西机器厂里召开了一次全省的、现场经验交流大会！亚西机器厂获得了嘉奖，工作虽然是辛苦，但有了这么大的收获，使岳父一班人感到了欣慰和自豪。

    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四川亚西机器厂经过清产投资管理的整顿，企业生产有了很大的起色。但是，从1966年开始，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唯生产力论”的口号下，一场突然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停产闹革命”、“停课闹革命”口号声此起彼伏。这时亚西机器厂和全国各地遥相互应，分成了所谓“革命派”和“保皇派”，互相批判、斗争，企业里的领导干部几乎被指为“走资派”靠边站了，一个个接受批斗去了。管理机构几乎完全瘫痪了，车间停产了、学校停课了。

    虽然党中央一再号召“革命生产两不误”，但生产还是瘫痪了。岳父离开了“企业管理办公室”，又回到了亚西机器厂宣传部门，最后被“造反派”勒令下车间“劳动改造”去了。

    在一派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以岳小平为首的亚西厂领导均被打到了，一支由三人部队指战员小分队来到了四川亚西机器厂“支左”，实行了所谓的“军管”。

    五通桥辖区的企业，在“支左”部队首长的支持下，各个企业，各行各业和各个单位都纷纷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四川亚西机器厂也不例外，也任命了厂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等。亚西厂的革委会主任还像是以前的老厂长范志均。其实，实际说了算还是由“支左”部队首长全权负责，她下设了办公室，急需人手去帮着干活。

    “支左”部队的领导认为：原来的工作人员都不可靠了，但刘振亚同志是一名抗日儿童团长、老共产党员，是一位根正苗红，系最可靠的“秘书”人选。而且，他还在省里、地区等等单位和部门都干过，非常可靠！

    岳父刚刚下车间“劳改”一年，于1967年，他又被“支左”部队首长点名，调到了四川亚西机器厂革命委会办公室当“秘书”。

    这个办公室包罗万象，它不仅取代了原来的厂党办、厂办、工会办等办公室，还要执行生产、计划、技术、财务、供销等职能部门的职能，实际上就成为亚西机器厂的核心指挥部门。

    幸好岳父这个“秘书”曾是一个“万金油”，因为许多职能部门的工作都靠边站了，他“对上”要负责完成革命委会主任、副主任布置的工作任务，还更为重要的是要执行“支左”部队首长的工作指令。像什么生产一线和后勤二线的事务都要他具体负责管理，真的是忙的不可开交呀。

    岳父在这个万能的办公室里，他就像“磨心”一样，整整磨合了11年。也就在这样的岗位上，11年的历练，练就了岳父的企业管理的真功夫，学到了真本领。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中国大地逐步恢复了社会、生产秩序后，岳父才脱身“办公室”到“科间合一”的亚西机器厂工具科、工具车间担任支部书记、科长和车间主任。

    应该说，岳父从1955年中专毕业生，先后在四川省工业厅机械局、亚西铁工厂，然后借调到乐山行政公署的几个“工作组”和重工业局、最后返回四川亚西机器厂，历时32年的省、地区机关和企业的各个岗位上摸爬滚打后，这才算是一个有“编制”的、名正言顺的四川亚西机器厂的中层干部，这时他已经53岁了，但他很快就晋升为亚西厂的厂级领导序列。

    六、成为共和国的工程师、总政工师和高级经济师

    1980年7月，四川省机械工业厅开始进行技术职称改革，亚西机器厂也不例外。

    岳父从1955年7月到1980年7月，在25年的各项企业管理工作中，虽然很少接触专业技术的工程技术，但是作为在职的一位中层技术（恰好是工具车间的主任书记）干部，他经过省厅技术考评和技术答辩，终于被国家科学技术干部局任命为机械工程师。

    岳父在获得工程师资格后对自己的工作作了如下评价，他说：“自己虽然是一位有一定社会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多面手’，就工程师而言，应该是一位称职的工程师，这也是党和政府对自己工作的肯定和褒奖。我是当之无愧的工程师！”

    1986年，四川亚西机器厂由省机械工业厅下放到乐山市代管。那时，全国的工矿企业都在采用“厂长+四总师（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总政工师）”的管理模式。

    这时岳父的工作又一次来了一个突变。以乐山市佘国华市长的名义，委任岳父为四川亚西机器厂总政工师，免去了厂纪委书记职务。总政工师除分管全厂的政治思想工作外，还要分管厂宣传部、厂武装部和厂保卫处等部门的工作。这虽然是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但他对分管的部门都能轻松的接手，特别是宣传工作感到“得心应手”。

    1988年，四川省在各企业进行职称评定工作。岳父已经拥有工程师职称八年了，应该申报高级职称。虽然他是学工的，但在技术口干的时间不太长，相继又在教育口、政治工作口上工作过，但变动太快，这些方面的工作时间都不长。他不能再以教育、政工口评定高级职称。但他从事经济管理的时间相对长一些。所以，厂党委把他平衡到经济口参与高级职称的评定。岳父凭籍《在物资管理中的ABC》这篇论文，获得厂里评审组初审通过，并上报到四川省经委的评审委员会，获得了批准，由四川省经委授予高级经济师职称。

    他们这些厂级干部在平时管理时（工作考察、家庭财产登记、工作评定、错误处罚、开各种工作会议、党内民主生活会、阅读各种资料等等方面）均按照政府机关的“县处级干部”进行管理，但在生活待遇却以企业员工论处。例如，亚西厂分管教育的罗霖副厂长不能享受教师待遇，其工资比普通教师低的太多。而只有这个“高级职称”在日后的生活待遇中可能有所体现，让岳父享受到了“优惠”的待遇。

    七、在亚西厂的副厂长岗位上奉献自己才华

    经过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全国的许多企业生产工作秩序开始恢复，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岳父经过25年的组织培养和工作锻炼，他更加成熟了。

    在1980年10月，岳父又被四川省机械厅提拔为四川亚西机器厂副厂长，分管机修、供销、运输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工作，而“劳动工资”和前边三项工作无法联系起来。正因为他是“多面手”，所以他就大胆地担当下来了。

    岳父出任副厂长后，经常到北京，向化工部、农业部和机械部的有关领导汇报情况，同时了解产品市场等情报，进而实时调整自己的工作重点。

    应该是1981年7月，当他汇报完准备返川时，恰好遇到在北京申报质量奖的、亚西厂的副总工程师兼技术科科长李景长。他就是比岳父早2年，来到亚西铁工厂的山西工业学校同班同学。

    岳父的未来女婿陈龙狮，也就是本人正好在厂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工作，我是具体负责申报国家质量奖的工作人员。所以，他们一行正好在北京申报国家质量奖。因此，陈龙狮助理工程师陪同李副总工程师正在向国家质量评审委员会（当时该机构设置在国家经委内）报告亚西厂生产的低温容器申报国家银质质量奖的事情。

    申报国家质量奖原本不属于岳父分管的范围，是属于分管技术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刘清茂的事情。但来北京具体申办事务的老同学李景长却找到了岳父，希望岳父帮他一起拿下国家质量奖，为亚西厂增添光彩。

    老实讲，李副总工程师的技术水准比我岳父高，他对亚西的产品也很熟悉，但办事谨小、慎微。他明明知道亚西厂生产低温容器远远超过了全国各厂家的质量水平，而李副总工程师胆子很小，不敢直接面呈国家经委质量评审委员会的领导，更不敢详细汇报亚西厂的产品质量情况。其理由是：成都凤凰山园艺场的产品虽然没有亚西厂的产品质量好，但是他们获得王震副总理的力保。所以，李副总工程师担心亚西厂产品有可能落选。希望岳父陪同他一起找国家经委领导进行申诉。

    岳父听后对他的老同学讲：老李呀，虽然王震将军作为副总理，长期领导农垦口，但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绝不会压我们机械方而只保农垦方。但岳父的老同学，依然不敢独自去国家经委质量评审委员会汇报情况，非要把岳父拉去国家经委和有关领导人见面。

    所以，岳父和李副总工程师多次到国家经委未果。有一天，李副总工程师拿来一份《工人日报》，该报刊登了国家质量奖评审委员会的一个《通知》，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为了做到公平合理、真实可靠，欢迎大家对评审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岳父看后高兴的说：这就是我们的“尚方宝剑”，我们去找他们说说聊斋。

    岳父便带上这份报纸和老同学等一行人，一道赶往国家经委，要求拜会袁宝华主任。

    我们也知道，袁主任当然不可能亲自接见亚西厂的上访人员，我们就大门口向门卫讲述，岳父拿出《工人日报》对门卫说： “我们是四川亚西厂的，是来反映质量奖方面的事情的，不是来闹事的”。门卫这才把他俩放到会议室门外的大厅。这时会议里面正在开评审会，也不可能接待他俩。但先后两次派人接见他俩听汇报；最后，派了一位处长与他俩交谈说：“你们亚西厂的情况和报告，我们已经听到了、看到了，你们与成都凤凰山园艺场的产品质量数据差不多，经过我们会议研究、决定：你们亚西厂和成都凤凰山园艺场，可以同时获得国家银质奖牌。请派亚西厂的厂长亲自来京参与领奖吧。”

    听到这个好消息，岳父松了口气，我们在北京一个多月的艰辛，不停的奔波于国家机械部、国家农业部、国家经委，总算有了结果。而且，岳父为此患上了痢疾。

    这时，我才陪着岳父赶到北京医院，治疗已经患多时的痢疾病。同时，岳父立即给胡俊修厂长打电话，通知他来北京，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领取奖牌等事宜。胡厂长和老同学李景长如愿领回银牌，他们还与国家一机部部长等人合影留念。

    岳父这时，就在北京医院心安理得治疗到康复。我便离开李景长副总工程师陪着岳父在北京治疗，当我们从北京回厂后，经厂党委集体研究、决定：实施全员奖励一次，除技术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刘清茂和厂副总工程师兼技术科长李景长各奖励60元外，全厂人均奖励5元，由我们质量管理办公室给全厂发奖。这是我第一次从银行领取1万6千多元的现金，向全厂全员发奖。

    岳父和全厂其他工友一样，只得到一份奖金5元，他没有任何怨言。对此，不少知情的人对岳父说：“刘厂长，您的作用不小呀，真是高风亮节呀”，而他以为这是“心安理得”的事情，淡淡一笑。

    岳父在履行人事副厂长职权期间，有段历史也特别值得说一说：

    1982年的上半年，亚西厂的正式员工已经近3000多人了，加上大集体、家属工厂等，已有5000多人的规模，全厂人员加家属达10000人之众。所以，生产一线和后方都是人满为患、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就在这时，我们亚西厂要还要执行省机械厅安排的四川拖拉机厂（中央下马企业，厂址在眉山，简称“眉拖”，我就是头一批从“眉拖”调到亚西厂的员工）的135位员工。其中，还有2位老八路式的老干部和10几位复转军人的安置、接收任务，同时还要安排亚西技校80多位的毕业生，还有十几位照顾夫妻关系的人员。

    但是，可以安排的岗位有限，沟通和说服工作量非常大，白天接待不完，晚上接着接待，有的人干脆跑到刘厂长的家里，甚至通宵达旦的做说服工作，轮番的“轰炸”使岳父无法休息。而且，我的岳母杨香莲患上严重得的更年期，闹得家里鸡犬不宁。真的是内外交困，岳父终于患病，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

    四川省机械厅组织部得知后，将岳父安排的四川省干部疗养院做康复治疗。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住院疗养。经省干部疗养院的精心治疗、康复后回厂，但岳父分管的四项工作已经安排其他厂领导接管了。厂党委考虑到岳父的身体刚刚复原，又没有犯什么错误，应该继续享受“副厂长”这个待遇。

    这时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刚好恢复，而厂里还没有纪委这样的专职机构，只有一位专职纪检副书记陈长林，编制还设在党委办公室。此时，省机械厅要求所有大中企业必须成立厂纪委。于是，岳父就担任了中共亚西机器厂纪律委员会第一任书记，继续享受副厂级的干部待遇。

    八、难当的厂纪委书记，当选两次厂纪委书记

    “文革”十年动乱，不仅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而且在人事方面也遗留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中共中央在1978年恢复了监察委员会，就是为了防腐败和解决“文革”遗留的问题。当时，党中央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指示，随着对“文革”的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等等工作成为各级纪委的当务之急。

    岳父上任之后，组成了他任书记、陈长林为副书记、陈学兰为纪委办公室主任的工作班子。时任厂党委书记张鹤声同志（河南人、老八路）还风趣的对岳父说：“振亚，厂纪委是二线机构，不太忙，专门为你身体不好而对你的照顾。但你的权利很大哦，可以上打昏君、下打奸臣。”岳父也开玩笑的回敬一句：“张书记，那您如果成为昏君，我可不可以打您的板子？！”张书记立即笑着回答：“我只要违背了党纪、国法，也就是按照你们纪委的规定，你就可以打板子。”张书记的这段貌似开玩笑的话，可能出于对岳父工作的鼓励，但岳父内心里也感到了责任和压力。

    岳父出任厂纪委书记后，原本冷清清的厂纪委办，一下子门庭若市。诸如要求涨工资的、分房子的、夫妻吵闹的、调换工作岗位的、申请困难补助的，等等这些与纪检工作毫不相干的事情都来这里投诉。但是，他们“纪委三人团”还得耐心接待、做思想工作。

    当然，也有反映私设小金库、乱搞男女关系和贪污腐败的举报。他们“纪委三人团”立即认真核查，大部分都是捕风捉影、缺乏证据，也就没有立案、上报。同时，他们“纪委三人团”对举报人还要做通思想工作。其实，无论群众对纪委反映什么问题，其实都是对党的纪检工作的支持和信任，对党组织的关爱，岳父感到欣慰。他常常对上访者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排除干扰、把握大方向，努力完成纪检面临的紧迫任务。

    通过几年的接待来访、内查、外调，他们“纪委三人团”纠正了不少历史冤案。例如：

    上世纪50年代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梁师傅，经查证梁师傅只是一般的历史问题，根本够不上“反革命”的杠杠，而为他平了反，恢复了名誉。还每月给他发了生活费，他在病床上留着热泪感谢党的英明和伟大。

    还有一位老同志，李泽炳，在“反右”时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车间劳动改造，在一次吊货时钢索断了，打坏了毛坯件，为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经过认真调查、核实为他摘掉了“右派”和“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又因为他在上四川大学期间，参加了我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协”，为成都解放等做了不少工作，最后他们“纪委三人团”研究认定：李泽炳同志为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享受离职休养的待遇。落实政策后，他还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岳父说：“我是一个从人间到地狱，再从地狱到人间的人！我苦尽甘来，我大难不死而有大福的人，我李泽炳真心的感谢党的实事求是，感谢厂纪委！”

    还有一位黄荣柏技师（广东人），技术水准特别高，但因他涉嫌参与了所谓“偷运万两黄金到到台湾”的大案，一直被挂起来，不被重用。后经他们“纪委三人团”查实，他与这起案件根本没有关系，恢复了名誉。从此丢掉了思想包袱，他一直为亚西厂的发展干到70岁才退休。

    还有一位叫陈应候的老钳工，技术水准也是一流。上世纪60年代，因为刮铜瓦多刮了一些使产品报废。这对于一般工人来讲就是一起普通的质量事故。但是陈技师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在那个无限上纲上线的年代，陈技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送进了监狱。经过他们“纪委三人团”的甄别为他摘除了“现行反革命”的“桂冠”，去掉了压抑他几十年的包袱。他也是含着泪水感谢党、感谢党的政策！

    类似这样的拨乱反正、平反正名真的不少，还有一宗大案值得回忆。

    在“文革”中，乐山地区发生了一起“二月镇反”（镇压造反派的事件），亚西厂的胡帆、徐璇、杨志军、毛长富、李承恩、彭樱、张国华、赵孟平、张培基等等职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关进了监狱。在为这些人落实政策时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因为当时配合公安机关进行抓捕的人有压力，对给这些人落实政策不服气，但党的“有错必纠”的政策是严肃的，最后通过对有顾虑的同志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政策教育，他们的思想解除了顾虑，他们“纪委三人团”还是坚决地摘除了这些职工的“现行反革命”帽子。事实证明：对立面的同志的顾虑是多余的，当这部分被冤屈的摘掉“现行反革命”帽子后，不但没有对对立面的同志进行报复，反而消除了隔阂，得到了谅解。后来有的还成为朋友。这就是党的政策的英明和巨大威力所在。

    至于，“文革”中被红卫兵批斗过并勒令赶到热、脏、累的岗位上劳动改造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分子，都一一取消了对他们的莫须有罪名，取消了上述“帽子”，使他们和其他职工一样，轻松上阵，在各自的岗位上认真各自、劳动，是亚西厂走上了和谐的、快速的发展道路。

    岳父从1988年再次被推到了厂纪委书记的“宝座”上，一直坐到1991年下半年。

    在第二任厂纪委书记的日子里，遇到一件非常棘手的问题。亚西厂有一位基建处X处长，他私设1000多元的“小金库”，长期不予开销。该处的一位工作人员以此举报他贪污了1000多元，并上告到乐山人民检察院和中共乐山市纪委。市检察院和市纪委均立案，市纪委正式下文要求亚西厂纪委立案处理此案。经过“纪委三人团”的认真调查、核查后，厂纪委认为该处长只是“私设小金库”不属于“贪污”。但市纪委坚持以“贪污”结案，追缴了这1000多元现金。

    此事就像被掀了马蜂窝一样，该处长的家属（也是亚西厂的职工），一见到纪委的人就吐口水、破口大骂！至今如此！我们纪委的工作人员就这样为上级机关和当事人家属之间的夹板中左右为难。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真的是有苦难言。

    有一次，岳父到市纪委汇报工作是顺便说到此事，市纪委书记立即安慰他说：“纪委工作就是如此，要忍得住气，不怕受气、不怕得罪人，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市纪委书记还说：“我们有的纪委干部坚持原则，这些人竟然对他的爱人下毒手，你遭遇的情况还不算严重。”说真的，工作几十年，只有纪委工作才遭如此磨难。难怪不少同志都不愿担当此项党性极强的工作。

    由于岳父的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太好，他便以“让贤”的名义主动申请退居二线当上了厂调研员。

    1991年，第三任中共亚西机器厂纪律委员会书记由原亚西厂的生产副厂长，重庆大学毕业的何培玉同志接任，57岁的岳父总算可以清闲了！

    九、在厂调研员的忙里偷闲为亚西厂和乐山的党组织贡献余热

    刚刚开始调研员时，岳父还真的享受了“一杯茶、一支烟、一份报纸看一天”的悠闲生活。

    但是，敏锐的四川亚西机器厂的新厂长代笔峰、新党委书记吴辅华看到岳父太清闲，他们也不愿意浪费他这点“人力资源”。就时不时地经常给他安排临时性的工作。

    例如：当亚西机器厂里资金紧张的时候，亚西机器厂的总会计师樊志培就委托岳父找乐山市财政局的余允江局长讲困难、摆道理。终于要到30万元的钱，解了厂里燃眉之急！

    再如，全省在评审“百强重点企业”，代笔峰厂长又安排岳父陪同他一起找到省里的关系。因为他在四川省委和省府办公厅有不少老的关系，历时半年，终于把亚西厂列入四川省100个重点企业名单，还获得了相应的政策扶持。

    再如，厂党委吴辅华书记因为太忙，由岳父代替党委书记出席四川省委召开的全省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当代笔峰厂长要出国考察时，岳父又代替厂长到德阳市的中国第二重型机器厂参加筹备“东方重型机械集团”的工作会议，使我们亚西厂成为该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

    在当调研员期间，岳父还二次参加了乐山市巡视组（整党）的工作，以巡视组组长的身份，对乐山地区的所有工矿企业党委和行政班子，进行整党验收、反腐败巡视等，获得上级的好评。

    十、岳父对自己一生工作的评价

    岳父之所以对待每一项组织上安排的工作都能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这是因为他有知恩、报恩的思想。

    因为，岳父是一个在经济上、政治上都翻身做主的穷孩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他的一切。感谢党、感谢可爱的新中国是发至内府的。他认为上级领导就代表了党组织、代表了祖国。他们给岳父布置的每项任务都是党和祖国的需要，他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这样就有人说他是“门门懂、样样瘟”的“四不像”干部；也有人说他：“服从需要，顾全大局”褒贬不一的评价。

    其实，岳父不在乎，自己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而他对自己有一个经典的评价那就是：“膏药、补丁、万金油”：（一）膏药，哪里痛就往那里贴；（二）补丁，哪里有洞，就得在那里补上；（三）万金油，那个地方被蚊子咬了，发痒痒，就在那里抹上一点就不痒了。可见岳父这个“膏药、补丁、万金油”有广泛的用武之地，而且战果累累。为此，岳父他对自己一生的工作和业绩无怨无悔、心安理得。

    在处理公私问题上，岳父一定是先公、后私，从工作到退休，没有占过公家的一点点便宜，但这是满足了他的为人处世原则，却牺牲了家人的利益、付出了伤害亲情的代价。现在看来，还是有点遗憾，真的对不住自己的家人！

    十一、岳父对自己亲人的亏欠，即三个对不住

    （一） 第一件对不住的是父母

    岳父作为爷爷奶奶最为宠爱的么儿子，但他对自己的父母却没有尽到孝心而悔恨终身。

    岳父是家里最小的儿子，爷爷奶奶把岳父视为掌上明珠，将来可以帮着村里干些事。所取得乳名为“小锁”。其含义小锁就是锁住，不要跑远了，爷爷奶奶就是希望把他锁在他们身边。

    虽然爷爷奶奶有几个儿子，送人的送人、夭折的夭折，存活的为党当兵打战身体又伤残，所以对他寄予厚望！当时家里穷的叮当响，那有钱供他读书，但爷爷奶奶坚持：再穷也要供他读书。爷爷奶奶万万没有想到，他读书后不仅没有留在家里，反而离开了西冯堡村、洪洞县、山西省，跑到了四川省。

    那时的交通不便、经济困难、工作又忙，几乎没有回家尽孝的可能，只能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家里寄点小钱，略表孝心。总的来说，生活上无法照料、经济上无法接济、感情上无法安慰。特别是奶奶于1961年、爷爷于1963年病故时，他都没有在二老身边送终。成为他终生的憾事！后来是他的哥哥姐姐告诉我岳父说：“在老人咽气是还呼天唤地的叫我乳名”时，使他撕心裂肺，一时间热泪盈眶、泣不成声！一个未报父母之恩的儿子是忤逆不孝，是作孽呀！但宽容的哥哥姐姐对他说，“你是国家的人，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这虽然使他的灵魂得到一点点安慰，但更加使他无地自容。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奶奶入土时他也因为工作不能请假而没有赶回山西；幸好爷爷入土时，他才请到了殇假赶回洪洞，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稍稍了却对父母的愧疚。但对这件事使他的心情终生不能平静。

    （二）第二件对不住的是妻子杨香莲

2024年清明节，女儿女婿专程从北京赶回乐山，冒雨扫墓时的瞬间

    岳父总觉得对不住发妻杨香莲，他于1952年考入太原的山西工业学校，岳母杨香莲继续在洪洞一中读高中。她于1955年7月高中毕业后，在洪洞县汾河西里小学当了小学教员。

    按照她的家庭条件和本人条件，本可以嫁给职位高、收入多的人。但由于岳父对她的执着追求下，她终于嫁给了岳父这个穷小子。他们于1955年8月8日在洪洞县城，在刘家送给孙家的三哥孙仰康的府中结了婚。他的三哥家孙仰康中最好的房间让给岳父岳母做洞房。婚后不久，岳父于1955年的9月带队到四川省机械厅报到去了。岳父母分居两地，在岳父的恳求下，她于1956年4月份背上行李，只身一人，历时二十多天来到四川成都和岳父团聚。

    记得岳母在赴川的旅途中遇到了许多“惊险”的事情：（一）在赴川的途中，在晋陕交界的风凌渡口要渡过黄河。当时的河水之大，乘坐的渡船都是靠船工摆渡。她第一次经历了惊涛骇浪，看到了船工战胜激流的情景，听到了船工的吼叫声。（二）当时宝成铁路还在修，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晕车的岳母只能乘坐货车翻越秦岭山脉。一路上遭遇飞砂走石，风尘仆仆，脸上和全身都布满了尘土，吃尽了苦头才赶到成都。

    岳父从她的谈吐中能够看到她的后怕和惊恐。好在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美丽的风光、充裕的物质生活肯定比洪洞丰富些，才让她眉开眼笑。岳母分配在四川省机械厅，被安排到机械局财务科工作。岳父在机械局技术科工作，小俩口的甜蜜生活多么令人怀念呀。

    不久岳母很快就怀孕了，大儿子刘蓉锦于1957年1月出生。当时岳父经常出差在外，无法照顾她们母子。满月后，请了一个临时护理。但这位护理太年轻，没有经验照顾孩子。有一天，岳母回家看到儿子的脸上红肿流血，这才知道是被老鼠咬伤了孩子的脸蛋。使她痛心疾首，在无可奈可的情况下便背着岳父在山西老家请来了同父异母的大嫂入川来照料孩子。谁知祸不单行，这位才年逾四十的嫂子突然下身大出血，俗称“血崩”，实际上就是子宫癌。对于年轻人，没有经验、经济基础差，真是雪上添霜，不得已又把大嫂送回山西。听说第二年就病故了。岳父出差回来后，不仅没有帮助爱人、安慰爱人，反而责备她不和我岳父商量就擅自请大嫂来成都。他的这种无理责备给岳母带来了终身的心灵伤害，也使岳父终身感到对不住岳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