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陵说: 刘亚楼的人生轨迹不复杂, 但每个关键时刻都有关键作用,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 他的战斗和去世,都改写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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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林彪已经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刘亚楼才刚参加红军,正在基层摸爬滚打。
在和平年代,地位如此悬殊的两个人,可能有工作上的密切交集,很难产生深厚的私人感情,但在那个战争年代,革命队伍的新老交替极快,没有什么不可能。
林彪和刘亚楼的命运火花,爆发于1931年8月,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黄陂战斗。
那场大战,蒋介石调动30万人,分左右路进攻苏区,而红军能应战的兵力只有3万,所以红军正面对敌不利,只能绕道敌后寻求战机。
毛泽东和朱德判断,富田方面的国军力量薄弱,红军可以不理国军主力,从富田突破包围圈,扫荡国军的后方部队,等国军主力回援的时候,再用运动战歼灭落单部队。
但是红军进攻富田的时候才发现,国军已经抢先占领富田,把红军给堵住了。
毛泽东和朱德立即改变战术,决定以红35军强渡赣江吸引火力,主力部队趁国军左右路合围之前,穿过国军左右路之间40公里宽的狭长地带,转移到莲塘地区作战。
8月11日,红军在黄陂遭遇毛炳文部。
红四军军长林彪负责前线指挥,他命令红35团阻击正面敌人,守住阵地,给主力部队迂回歼敌争取时间,而红35团政委就是刘亚楼。
红军时期的政委有最后决定权,所以刘亚楼其实就是这次阻击战的负责人。
天刚亮的时候,红35团尚未完成工事,敌军便猛烈进攻,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刘亚楼得到的情报是,进攻阵地的敌军只有两个营,结果正式开战了,刘亚楼才发现敌军起码有一个整编旅。
这种仗太难打了。
刘亚楼和团长一边指挥部队阻击敌军,一边派通信员向师长和林彪汇报,告诉他们战场有变及早做好准备。
没过多久,通信员带回林彪的命令:“作战计划已定,所有部队必须按原计划完成任务。”
刘亚楼还能说什么,玩命打呗,他让通信员告诉林彪:“只要刘亚楼在,阵地肯定在。”
敌军不断的冲上来,红军战士不断倒下,到最后子弹都打光了,刘亚楼便指挥战士们用石头、木棍继续作战。
一场仗打下来,红35团只剩下十几个人,几乎人人重伤。政委刘亚楼活下来了,但腿部受伤,必须用破损的枪管做拐杖才能站起来。
即便牺牲如此惨烈,红35团还是完成作战任务,死死守住阵地,给主力部队歼敌争取到时间。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刘亚楼的阵地没守住,黄陂战斗大概率要失利,等国军反应过来团团包围,第三次反围剿能不能胜利,还是两说。
战争胜利是各种因素造成的,但其中有一两个是主要因素。
放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和朱德的战略指挥是其一,林彪的战术执行是其二,刘亚楼指挥红35团守住阵地是其三。
所以经过黄陂战斗,林彪重新认识了刘亚楼,感觉他不是普通的军事干部,而是可以大力培养的将才。
这次作战,可以看作是林彪和刘亚楼私人交情的起点。
到了长征开始的时候,林彪指挥红一军团做开路先锋,刘亚楼和陈光指挥的红二师,更是先锋中的先锋,走在长征队伍的最前面。
1934年10月11日,林彪给红二师发去一封绝密电:“红二师做为红一军团前卫向信丰河方向行进。”
信丰是蒋介石命令余汉谋构筑的第一道防线,修建了密密麻麻的碉堡,余汉谋自认为防线固若金汤,蒋介石也对这道防线很有信心。
但是他们遇到了红二师。
刘亚楼和陈光指挥红二师,仅用十几个小时便攻破余汉谋的防线,把捷报传给林彪,然后传给尚未出发的中央。紧接着是湘军和粤军的第二道防线、九峰山的第三道防线,突破速度之快,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林彪手动点赞:“刘亚楼不错,陈光也可以。”
周恩来则说:“我们也得抓紧时间赶路,要不然就追不上红二师了。”
但中央偏偏没有抓紧时间赶路。
由于携带的辎重太多,导致中央在路上拖拖拉拉,动不动还要开会,讨论一下政治问题,行动速度极慢。
于是呢,红二师已经突破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打开西进的缺口,可就是等不到中央,林彪都带着红一军团主力到了湘江边,中央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逼的林彪和聂荣臻给中央发电报:
“明日西岸阵地固守难有绝对把握,湘水以东各军务需星夜兼程过河。”
星夜兼程过河是做不到的,直到第二天中午,也就是12月1日,他们才接到中央和各部队全部过河的消息。
这场仗打了三天三夜,红军减员到3万人,伤亡惨烈。
刘亚楼和陈光做为先锋部队,基本上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和黄陂战斗一样,成为红军胜利突破封锁线的主要因素之一。
这就是刘亚楼的功劳。
他在数次危急时刻,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是偶尔一次,那可能是巧合,但三番两次能做到这样,只能说明刘亚楼能力超群,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
而且刘亚楼换了几个搭档,并没有出现发挥不稳定的事,也说明和几个搭档合作的时候,刘亚楼有极大的威信和话语权。
这种文武双全的部下,林彪很喜欢。
2
1936年2月,长征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发起东征,准备消灭阎锡山,占领山西做根据地。
出任红二师师长的刘亚楼,又成了开路先锋。
但是吧,那时候中央红军只有1.3万人,规模和阎锡山的晋军差太多,导致东征山西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只扩红数千、筹款30万元便回了陕北。
在回陕北的时候,负责断后的还是红二师,后来毛泽东亲自到红二师指挥部,握着师长刘亚楼和政委萧华的手说:
“开路是你们红二师,断后还是你们红二师,你们是唱了小旦又演武生,既把开场白说了,又把压轴戏唱了。”
毛泽东流露出来的欣赏,是掩盖不住的。
但此战过后,刘亚楼便基本离开战场,先是到红军大学读书,然后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学了一肚子理论知识。
可能刘亚楼自己都不知道,这次离开战场的时间,足足有12年。
不过在离开战场的日子,刘亚楼和林彪的感情升温很快。
刘亚楼在红军大学读书的时候,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等他毕业以后,林彪亲自点名、毛泽东同意,刘亚楼毕业即就业,做了学校的教育长,重新回到林彪的麾下工作。
随后刘亚楼到苏联进修,林彪也因为受伤到苏联治疗,俩人在苏联重逢,经常一起参加会议座谈、吃饭聊天、谈论国内外的军事技术。
林彪也无数次看见刘亚楼擦皮鞋,亲眼目睹他养成先擦鞋后洗脸的习惯......
工作上的欣赏,和生活中的常年相处,林彪和刘亚楼超越了战友情,成了真正的朋友关系。
众所周知,林彪喜欢安静独处,非必要的时候,从来不参加聚会喝酒之类的事情,但对于刘亚楼,林彪始终是例外。
在延安的时候,刘亚楼和凌漪结婚,毛泽东和林彪做为贵宾参加婚礼,让别人羡慕的不行,大家都是革命干部,为什么他们不参加别人的婚礼,只参加你刘亚楼的婚礼?
说明毛泽东和林彪看重你刘亚楼,没把你当成外人嘛。
到了苏联,刘亚楼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传回国内的消息竟然是刘亚楼战死了,凌漪带着孩子很难独自生活下去,便和另外一个同志结婚。
而得知妻子再婚的刘亚楼,知道她有不得已的苦衷,并没有怪罪凌漪,稍微调整心情以后,认识了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随后在苏联结婚。
这次婚礼,林彪也参加了,并且送上祝福,希望征战十多年的刘亚楼,此后的生活能安稳幸福。
连续参加两次婚礼,林彪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林彪不知道,刘亚楼还有第三次婚姻。
1945年,苏军挥师东北消灭关东军,刘亚楼也化名王松,以苏军少校的身份回到中国。
临行前,苏丽娃不愿意离开苏联,刘亚楼只能单独回国,这段婚姻也宣告结束。
那时刘亚楼才35岁,又是红军时期便声名显赫的干部,属于正当红的钻石王老五,自然不缺介绍对象的人。
经过旅大负责人韩光和大连县委书记王西萍的介绍,刘亚楼认识了小学教员翟云英,然后在1947年结婚。
此时的刘亚楼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所以结婚的规格非常高,罗荣桓和总部同事都来祝贺,但林彪没有来,只托人送来四个字:
“白头偕老。”
他已经参加过刘亚楼的两次婚礼,原本以为再也不用出席这种热闹的场合了,谁知道你刘亚楼还没完没了了,谁知道会不会有下一次?
罢了,这次就不参加了,祝你这次婚姻能长长久久,和翟云英白头偕老,不要再有下一次了啊,累了......
这种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属于稀疏平常,但发生在林彪和刘亚楼的身上,读起来总有种莫名其妙的喜感。
而这种喜感,也是林彪难得的温情。
3
林彪和刘亚楼说过:“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那离开国内战场12年的刘亚楼,为什么刚回国就能直升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呢,而且还成了林彪离不开的副手?
其实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刘亚楼能直升参谋长的原因有两个。
红军时期,他就是红一军团的干部,一直跟随朱毛林作战,属于朱毛红军嫡系中的嫡系,林彪亲信中的亲信,自然在选人用人的第一梯队,能力足够就有提拔的优先权。
而刘亚楼正是能文能武敢打敢冲的干部,能力可以胜任岗位要求,资历也能镇得住场子。
这就是做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的基础。
另一个原因就是,刘亚楼在苏联进修工作过,还是以苏军少校身份跟着苏军回来的,那么相比其他干部来说,刘亚楼和苏军有共事的经历,以后和苏军打交道的时候有共同语言,比较方便。
于是有了这两个硬条件,再加上林彪举荐、毛泽东同意,刘亚楼从红军的师长,一跃而成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
提拔速度之快,不能说前无古人吧,起码也是后无来者。
而刘亚楼做了参谋长之后,林彪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你把司令部给我弄得像样点。”
就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不给具体任务,不给具体要求,全凭刘亚楼猜。
刘亚楼开始也想不明白,到底什么是像样点?
后来琢磨的时间长了,再结合他们在苏联聊天的内容、苏军的运作方式,刘亚楼想明白了,林彪是想学习苏军,弄个如臂使指的参谋班子啊。
东北民主联军创建不久,很多工作都非常粗糙,要学习苏军,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但林彪已经下命令了,再难的事,刘亚楼也得办成了。
首先是缺地图。
统帅指挥打仗,没有地图是不行的,林彪又精于算计,比同级别的大军统帅更喜欢看地图,但整个司令部没有一张标准地图,可把林彪愁坏了。
于是刘亚楼出任参谋长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作战地图科,然后带着各单位调来的业余参谋,把粗糙的地图拼凑整合起来,亲自在白纸上重新画图,熬了几个大夜,才画出一张标准的军用地图。
有了第一张,再画第二张、第三张......
刘亚楼带着那群业余参谋人员,相当于从零开始,画出一系列供林彪使用的地图,有时候旧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地方,他们还得去实地考察,看看山川走势和城乡分布。
画完以后,再拿去印刷厂排版印刷,除了挂在司令部给林彪用,还能下发到纵队,给纵队司令们用。
其次是参谋人员素质不高。
前面说“刘亚楼带着各单位调来的业余参谋”,是因为这些参谋原本都是厮杀汉,根本不懂参谋工作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到底能参什么。
于是刘亚楼开办了“参谋业务培训班”,除了培训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以外,还命令各纵队、师选派干部,来培训班学习参谋业务,将来学会之后,再回到各部队把参谋班子建起来。
这个培训班到底学什么呢?
刘亚楼说:
“一个称职的参谋长,不仅要了解敌我双方部队的素质、作战特点、主官姓名、内部关系、武器装备、兵员新老成分和非战斗人员的比例,还要洞察作战地区的地形特点、交通情况、机动能力、群众条件、气候等等,这是起码的素质要求。”
一句话,凡是战场上的一举一动,都要做到了如指掌,然后做成报告送给大军统帅,给他做决策提供资料信息。
这个培训班,刘亚楼每期都办六个月,把他在苏军学到的工作方法,都交给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干部们,最终一点一点的在各级部队搭建起参谋班子。
而刘亚楼亲自领衔的司令部参谋班子,工作效率更是惊人,林彪只要看刘亚楼写的报告,就能知道东北战场是什么情况,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结论做判断。
效果这么好,毛泽东便要求刘亚楼,把参谋培训计划和教材寄给中央,再由中央转发到全军各部队,让其他部队参考。
最后就是制度化了。
刘亚楼等参谋培训班走上正轨之后,便带着翻译们天天熬夜,把从苏军带回来的《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红军参谋业务条令》以及大量的俄文军事教材,翻译成中文。
条令条例做为东北民主联军的行动指南,教材则发给培训班和各级干部学习。
有了制度保证,东北民主联军便有了钢铁雄狮的骨架子。
按道理说,参谋长做到这份上也差不多了,已经非常合格了,但刘亚楼还做了一些额外工作——协助林彪总结战术经验。
1948年春,东北部队要研究城市巷战的经验,避免再出现四平攻坚战的问题。
刘亚楼亲自下部队调研,发现6纵17师在四平攻坚战的时候,伤亡极小,便备车到这支部队的驻地,让师长政委们讲一讲。
他们和刘亚楼说,6纵17师在巷战的时候,其实是把部队打散,以连为单位进行的,而每个连又整编成火力组、爆破组、突击组、支援组之一,巷战时四组为一队,互相掩护配合,效果很好。
刘亚楼边听边写,在笔记本上写的满满当当,回到司令部以后,他又组织部队反复演练,最后起了一个名字——四组一队。
他向林彪汇报了新发现的“四组一队”战术,林彪也非常感兴趣,随后在大练兵的时候,林彪和刘亚楼一起调研、研究、总结、提炼,陆续整理出“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等战术,和“四组一队”合称“六个战术原则。”
这六个战术是林彪军事理论的巅峰,但其中也有刘亚楼的贡献。
所以林彪说:“东联有一个得力的司令部,有一支得力的参谋队伍,这是我打胜仗的重要保障。”
这就是林彪极其信赖的参谋长刘亚楼。
打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时候,林彪有时候会和罗荣桓闹不愉快,但和刘亚楼从来没说过一句重话,最多就是叮嘱一句,我看地图的时候不要让刘亚楼进来。
这也正说明他和刘亚楼的关系不一般,刘亚楼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林彪的司令部。
关系好到这个地步,如果说谁能劝阻桀骜不驯的林彪,或者给林彪的工作生活设一道防火墙,那也只能是刘亚楼了。
别人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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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在即,毛泽东准备筹建空军,并且调刘亚楼做空军司令员。
至于原因么,和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一样。
空军是高科技部队,掌握着中国的制空权,在地对空作战不发达的年代,只要飞机有油料和炮弹,那就只有飞机打地面的份,没有地面打飞机的机会。
可以说,掌握空军便是掌握了所有人的安全。
不论于公于私,空军司令必须是完全信赖的人。
而且新成立的空军,准备向苏联购买100架飞机、派数百人到苏联学习,那么有苏联进修背景的刘亚楼,和苏联打交道就非常方便。
那时刘亚楼刚调任14兵团司令,正准备亲自指挥大军建功立业,所以不太愿意做空军司令,林彪也说南下作战离不开刘亚楼,请求中央不要调刘亚楼离开四野。
但是毛泽东一锤定音,就是刘亚楼,不讨论了。
那就这样吧。
刘亚楼离开陆军,成为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随后和苏联开始谈判,短短一个月后就签署协议:
“苏方卖给中国434架飞机、12.9万吨汽油、1.29万吨润滑油,派878名专家顾问来华,帮助中国建立6所航校、1所飞机修理总厂、6所小型飞机修理厂。”
新中国的空军,就此开启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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