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沂蒙山出生的女娃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山东这块战略要地就成为国共两党志在必得的重点地区。山东八路军十万大军日夜兼程渡海抢占东北之后，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迅速调整了山东解放区各级领导成员，以应对严峻的对敌斗争形势。

    时任鲁中区沂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霍士廉，领导沂山区军民，在严厉打击匪特活动，巩固新解放区的基础上，开展土地改革及土改复查工作，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解放区一片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闹景象。

    霍士廉是山西忻州人，1909 年 4 月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早在 1930 年代初他就投身革命活动，1932 年入党，后来党组织被破坏，1936 年 1 月在延安重新参加共产党，先后出任富县县委书记和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秘书长。1938 年 5 月，受党中央派遣，赴山东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主要领导者之一。

    1947 年的春风带着硝烟的气味吹到了沂蒙山区，霍士廉的妻子丁聪临盆在即。这将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之前，艰苦险恶的战争环境已经先后夺去了他们两个女孩子的小生命。丧女之痛，痛彻肺腑，丁聪发了誓：再有孩子一定要自己带，不管有多大的困难！

    阳春三月，孩子出生了，又是一个女儿，长得娇小玲珑，眉清目秀，霍士廉夫妇喜欢得不行，给女娃取个响亮的名字吧，就叫一个“玲”字。

    然而，上苍没有给襁褓中的女娃明媚宁静的日夜，她看到的是一个硝烟滚滚、炮火连天的险恶世界。3 月里，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的恶仗打响了，45 万装备精良的敌军如虎似狼地杀向山东解放区。各军区机关奉命紧急战略转移，小霍玲要跟着母亲行军了，幸好组织上给了一匹马，马背上架起两只驮筐，一边放着小霍玲，一边放着比霍玲大一岁的孙东生，这个男孩子是父亲的老战友孙继先的大儿子。

    有的时候为了躲避敌人，母亲要抱着小霍玲爬大山，钻山洞，她就怕孩子哭出声把敌人引来，没有想到小霍玲很乖巧，无论在马背的摇篮里，还是在山洞里，只要给点吃的，她就会安然睡去，决不会暴露目标，似乎小霍玲已经懂得妈妈的心思了。

    战事频仍，枕戈待旦，霍士廉要带着队伍四处打仗，那里顾得上丁聪和霍玲母女俩。那些跟着队伍走的干部家属常有牺牲的，这就是战争的残酷性。有的时候形势实在危急，霍士廉就派警卫员保护母女俩，化装潜行，到山东黄县霍玲的姥姥家躲上一阵子。

    小霍玲记事以后，父母常对她说：“你是在战火中出生的，那个时候，敌强我弱，部队生活很艰苦，很危险，随时要准备牺牲，你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

    1948 年，霍士廉被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无端指责“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被发配到大别山区降职使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霍士廉忍辱负重，服从组织，束装就道，带着妻女赴任。没有想到途中被陈毅司令员下令追回，调华东局任职。

    二、霍门家风

    1949 年夏，百万雄师渡大江，蒋家王朝一朝覆灭。霍士廉和丁聪夫妇随二野大军南下，8 月，就任浙江省人民政府首任民政厅厅长，从此成为浙江省党政主要领导人，在浙江工作长达 16 年。

    霍玲进了西子湖畔的省委湖滨幼儿园，这个从沂蒙山里走出来的女孩儿开始识字读书受教育了。母亲后来又生了两个妹妹，作了大姐姐的霍玲好不开心啊，她可以领导两个小妹妹了。

    1956 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天气突变，狂风骤雨袭向杭州。家中保姆要先去接霍玲的大妹妹丁玲，再去接霍玲就来不及了，于是给司机打电话，让他顺路到保叔路小学把霍玲接回家。这件事让霍士廉知道了，他批评道：“这是工作用车，刮风下雨，你们把霍玲接回家，学校里还有那么多的孩子怎么办？会对其他孩子的家长造成什么影响？此风不可长，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化。这样对孩子的培养教育也不利，一点风雨都经受不了，怎么还能培养她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不过是霍士廉严格要求家属的一个小例子。

    建国以后，霍士廉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1951 年起出任浙江省府、省委秘书长兼政法委员会主任；1952 年起，历任副省长、代省长、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主持全省的日常工作，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在政治上和纪律上严格要求自己和家属子女以及身边工作人员。霍士廉不管见了谁，说来说去全是工作上的事，根本顾不上家里的困难。丁聪常对孩子们说：“你爸爸呀，他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霍玲的两个妹妹出生的时候，霍士廉都没有时间去医院看一眼，丁聪委屈地说，别人生孩子，丈夫送吃送喝，问寒问暖。我可好，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里。

    丁聪是 1938 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除了生孩子按规定休产假，几乎再没有请过假，尽管这样，霍士廉对老伴儿还是从严要求，从来不让她享受超越政策规定的待遇。丁聪完全理解，平时上下班或上街，自行车就是她的坐驾，不管冬夏寒暑，风吹雨打，她从无怨言。丁聪是山东黄县人，居然连山东最美的海滨城市青岛都没有去过，这让不少老同志感到惊讶。霍士廉严以律已，一丝不苟，从来没有借出差之机带夫人和孩子出去玩一玩。唯有一次出差带上了霍玲，那是下农村视察，他有意识让女儿去接触农民，体验农村的生活，别变成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的纯城里孩子。

    霍玲和妹妹是和同学一起向外宾献花时才能见到周总理，总理对霍玲姐妹特别亲切，关切地询问了她们的学习情况，还提出她们将来从事何种专业的建议，感动得霍玲姐妹热泪盈眶。

    在霍士廉和丁聪夫妇的言传身教下，霍家就没有所谓“特殊化”的概念。在父母的支持下，霍玲姐妹从小就养成自立自强的习惯，凡事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不是依赖父母的荫庇，她们刻苦学习，热爱劳动，懂得关心别人。爸爸特别鼓励霍玲姐妹参加学校组织的下乡劳动活动，他说这样可以防止你们成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娇小姐。从小学到中学的很长时间里，霍玲姐妹和劳动人民的孩子打成一片，从外表看她们跟一般工农出身的孩子一样，衣着朴素，为人随和，在她们的身上看不出什么优越感的痕迹，更没有一点高人一等、盛气凌人的架势，同学们竟不知道她们是省委书记的女儿，是神秘的“高干子女”哟。

1972 年的霍家全家福。

    三、啊，哈军工！

    青少年时代的霍玲，或许是受风景如画的环境熏陶，还有她个人的天赋，自小就特别酷爱越剧，每天放了学，就听见她咿呀咿呀地唱，一边唱一边还用手比划着做动作，一招一式的动作做得可是认真了！每逢有越剧演出，她非缠着爸爸、妈妈带她去看戏。越剧的人物有男有女，但演员可全清一色是女的，不知是什么原因，霍玲十分喜欢反串“小生”，她唱的越剧小生字正腔圆，连行家也点头说很地道。整个少年时期，越剧的艺术细胞深深地嵌入了霍玲的身心，养成她温和细腻、执著认真的性格。直到后来当了将军，每逢高兴，她总还要唱两嗓子“天上掉下了个林妹妹”。那娓娓动听的吴越软语，那缠绵悠长的声调，仿佛把人们带入了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之中，带进了《红楼梦》的大观园里。

    1965 年夏，霍玲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时代的学业，进入紧张的高考备考阶段。女儿要考大学了，母亲最为牵挂的是霍玲将来学习什么专业，这可是关乎孩子一生的大事啊。

    “霍玲呀，你要报什么大学？什么专业？怎么也不和我们说一说呢？”妈妈有点着急，忍不住要唠叨几句。

    霍玲胸有成竹，那还用左顾右盼选大学？她的目标早就明确了，自然是哈尔滨那个军工学院了。实在让妈妈追问得无处躲藏，霍玲只好透露自己要上军事院校的志愿。

    妈妈坚决反对，她说：“军队从来是男人的天下，你个女孩子家能有什么发展？” 妈妈理由很充分，“再说杭州、上海有那么多的好大学，为什么要跑到黑龙江那么远的地方？”

    儿行千里母担忧，妈妈怕霍玲去东北受苦，更怕她从此走上没有发展前途的孤苦单调的军旅之路。

    霍玲好言劝说妈妈，但她报考哈军工的志愿决不动摇，在“不爱红装爱武装”成为中国社会时尚的时候，她抛开个人的爱好，向往自己穿上绿军装，从事国防科学研究事业的那一天。

    要填写志愿了，母女俩的分歧意见还没有解决，霍玲“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她暗地里报考了哈军工。她想，军队院校提前招生，生米做成熟饭，妈妈也就无可奈何了。

    爸爸的态度最为关键，他其实是支持女儿的，爸爸笑呵呵地对妈妈说，我看还是尊重霍玲自己的意见吧。

    1965 年的高考是一场硬仗，霍玲一路闯关斩将，终于如愿。

    烟雨朦胧，枯荷涵秋。霍玲要离开这熟悉的湖光山色，离开温暖的家门，独自北上远行了，她心情复杂，似有许多话要对爸爸妈妈讲，二老的身体都不是太好，妹妹们又小，作为长女，自己不能在父母身边尽一份孝心，她有点伤感，爸爸妈妈，你们可要保重啊！妈妈眼圈也是红红的，却强展笑颜，两个妹妹坚决表态，姐姐你就放心上大学吧！

    爸爸写好了给刘居英院长的一封简信，交给霍玲，信里说，希望老战友在百忙之中，对自己的女儿既严格要求，又关心帮助……

    霍玲走进哈军工大院，成为导弹工程系第十三期学员。她和同学抬眼四望，嘿！这么大的校园啊，这么气派的大楼啊，西子湖畔长大的姑娘被哈军工严整的军容和磅礴的气势所折服，被北国大自然粗犷豪放的风格所吸引，那嘹亮的军号声鼓荡起她满腔奋发上进的激情。

1965年8月，刚入学的霍玲。

文革年月的霍玲。

    霍玲带着父亲的信去见刘居英院长，见到这位热情的前辈，霍玲那点局促感一下就消失了，刘院长鼓励她好好学习，在哈军工，从来就是巾帼不让须眉。

    去年夏天，毛泽东同他的侄子毛远新就哈军工的教学改革问题谈过一次话，中心意思是，你的书读得越多越蠢！要向工农兵学习，不然，哈军工同意你毕业了，我也不承认你大学毕业。毛泽东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指示哈军工“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都去，一个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

    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哈军工决定停课，让全院干部、学员分批下乡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刚入伍的第十三期新学员正赶上这场声势浩大的教育革命。按着新的教改计划，第一年要上“阶级斗争主课”，先当兵半年，再参文革年月的霍玲。 1965年8月，刚入学的霍玲。

    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半年。

    第十三期男学员都拉到齐齐哈尔，在 23 军的一个师里进行军事训练。女学员则单独编成两个连队，拉到距哈尔滨市 50 公里外的呼兰河边哈军工野营训练基地进行军训，除部队派来军事干部担任教官外，哈军工也派出少数女干部，担任连排副职。

    带着高中生的稚气，姑娘们成为一身戎装的女兵，开始还感到新鲜有趣，不经意间神气了三分。然而，清晨起床号一响，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紧张程序：出操、整理内务、洗漱、开饭、军训、学军事政治理论……晚饭后是集体活动，学习、晚点名，九点半准时熄灯就寝。部队就是要求规规矩矩地执行纪律，不允许强调个人的爱好和习惯，一天下来，紧张和忙碌，累得全身散了架。在那段时间里，一听到那滴滴达达声声催人的起床号，霍玲心里就有点发毛。单兵基本训练以后，姑娘们学习掌握射击、投弹等十八般武艺，直到接近实战的班进攻、排进攻，每天半自动步枪不离身，还要学习使用冲锋抢和机枪。

    北国冬来早，一过 10 月，天降大雪，寒风呼啸，最冷的时候气温会低至零下４０度。最要劲的是半夜紧急集合和全副武装的长途行军拉练， 一天半夜，一阵急促的哨声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队长在外面大喊：“紧急集合！” 霍玲翻身下床准备打背包，不知怎的，每天放在枕头包下的背包带不见了！黑暗中，她到处摸索，急得满头大汗，大家都已冲出屋门，她才找到一根背包带。原来，忙碌中，邻床的学员把她的背包带给“摸”走了！

    又是一个半夜，“紧急集合”的哨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劳累一天的学员们急行军约七八公里时，个个几乎都要拖散了架，刚想席地休整，传来上级命令——“强行军 10 公里！在一小时内到达预定目标！”部队飞跑起来！霍玲觉得背包越来越沉，几乎喘不过气来，双腿也好像失去知觉。有两次，她真想收一收脚，可不行！咬紧牙，挺过去，挺过去！她紧盯着前面的人，一步不拉。到达指定位置后，她浑身一软，瘫在地上……

    霍玲和同学们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艰苦磨炼，每个人的意志、作风都与过去大不一样。由于体力消耗过大，让姑娘们的饭量大增，军训结束时，原本身体单薄的姑娘们都长胖了，红扑扑的脸，身体结实矫健，整个变了一个人。在军训中表现优秀的霍玲被评为“五好战士”，她在总结中说： “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距离。这个距离，只有靠坚韧的意志、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细致扎实的努力，才能一步步缩短。”

    1965 年底，中央军委突然下来了一纸命令：哈军工全院集体转业。

    恰似三九天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消息让哈军工全院师生员工震惊和沮丧。想起明年 4 月就要脱掉军装，霍玲黯然神伤。回到杭州家里度寒假，也兴趣索然，挥之不去的是无奈和失落的情绪。为了纪念自己曾当过八个月的兵，她向警卫战士借来一支枪，拍下一张十分珍贵的纪念照片。

霍玲在杭州家门前的荷枪照。

    一个月前，党中央任命霍士廉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爸爸匆匆远行，去西安赴任了。家里面临新的变化，觉得天气也格外的寒冷，霍玲怕妈妈一个人寂寞，寒假中她整天陪伴着妈妈。

    四 、 在绥化县农村参加社教

    春节一过，霍玲回到学院，2 月份，第十三期学员作为哈军工最后一批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人员，奉命开赴黑龙江省绥化县。

    满脑子装着党的政策和“‘三同’、‘四清’、‘五不吃’”的纪律观念，南国姑娘霍玲面对完全陌生的北方农村和农民。她和同学们首先遇到的就是“生活关”。

    霍玲在杭州家门前的荷枪照。

    当时东北农村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几乎家家吃不饱饭，“四清”工作队为了联系群众，也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规定有“五不吃”：鱼、肉、蛋、细粮（大米、白面）和豆腐不许吃。来自鱼米之乡没有吃过东北粗粮的霍玲，楞是在一天两顿饭（为了节约粮食，一天只吃两顿），顿顿是土豆、高粱米、玉米大碴子，外加酸菜汤和大葱蘸大酱的条件下咬紧牙关，坚持下来。

    其次是跳蚤虱子齐光临，浑身痛痒难耐，有的同学皮肤都溃烂了，对于城里长大的人，在农村茅屋土炕上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

    贫下中农的家大多卫生条件比较差，生活习惯也不同，可是同学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适应这种客观存在的生活差距，这关系到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和自己世界观改造的问题啊。

    在霍玲和她的同学面前，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谁也不叫苦，不抱怨，每天坚持随社员一起到大田劳动。初春备耕，常常凌晨两三点起来刨粪，那只大镐沉得抡不动，还溅得满身的冰屑，臭哄哄的。霍玲不怕吃苦和泼泼辣辣的工作作风，随和谦虚的待人接物，让地方干部和同学们十分佩服且感到可亲，谁也不会想到她竟然是个高干的女儿。

    第二道关卡是“工作关”。工作队进村后要深入农民群众当中，通过参加集体劳动和访贫问苦，来发动群众。在走家串户的过程中，一个姑娘家，首先要克服怕狗咬的胆怯心理，而越是怕狗咬，狗偏偏就要咬她。有一次霍玲刚走进一家农民的院门，一条不声不响的大狗呼地窜出来，猛地向霍玲扑来，吓得霍玲连连后退，大声呼叫，幸亏狗主人发现得早，才未酿成大祸。后来，霍玲有了经验，她手里时常拎着一根打狗棍，走东家，串西家，再也不怕狗咬了。

    在宁“左”毋右的年代里，要坚持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是不容易的。霍玲敢于坚持原则，大胆地为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子女说好话，并主动地接近他们，努力为他们创造出一个“自我革命”的机会。

    在艰苦的“四清”运动第一线，霍玲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了解社会，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取得贫下中农的信任。在“四清”运动的总结阶段，她被评为“贫下中农的好女儿”。

    那一年的“五四”青年节，哈军工评出一批“优秀共青团员”，霍玲在其中。她从绥化农村赶回学院，参加颁奖仪式。刘院长看见霍玲，十分高兴，表扬道：“霍玲啊，你干得不错，继续努力啊！” 霍玲紧紧握住刘院长的大手，激动得直点头，她决心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拼搏进取，决不辜负老首长的期望。

    五、 浩劫中的霍家灾难

    1965 年 10 月 29 日，中共中央任命霍士廉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毛泽东主席正好在杭州，他找霍士廉谈话说：“陕西是个好地方，但发展慢，特别是农业。陕北也是个好地方，去陕西，把关中搞起来，搞上去。你们华东的经验可以用，好好把百姓团结起来。要突出政治，思想革命化，把群众生活搞好。”

    周恩来总理也找霍士廉谈话，总理说，陕西是个农业大省，是个好地方，但是陕北还很贫困，有些地方农民吃糠咽菜，调你去的目的是加强陕西省委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改变陕西，特别是改变陕北贫穷落后的面貌。

    霍士廉带着中央的重托，匆匆赴陕履新。首先他要与前任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交接工作。此时在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下，胡耀邦正在接受没完没了的批判，霍士廉沉静巧妙地为胡耀邦解脱。患难见真交，胡耀邦和霍士廉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霍士廉几乎跑遍陕西省各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找出改变陕西农业落后局面的突破口，他甚至从浙江带来一批鱼苗，要在陕西发展养鱼业。一时间，陕西省农业生产出现一派蓄势待发的新气象。

    1966 年 6 月，老伴丁聪带着两个女儿刚把家搬到西安，东西还没有安顿好，文化大革命的狂飚就从天而降，霍士廉万没有料到，他主政陕西尚不足一年，振兴陕西经济的雄心壮志顿时化为泡影，造反狂潮把他打倒在地。由于他不向造反派交出中央文件，就被抄家、挂黑牌，游街示众，成了“陕西省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式的大叛徒”，遭到造反派令人发指的残酷斗争。

    造反派扬言要找出陕西省的“敌特”名单，霍士廉预见到一小撮造反狂徒要对他下毒手，为了保护党的核心机密，他把许多中央文件转移到 21 军，然后大义凛然地任由造反派关押。造反派抄不到他们想要的文件，恼羞成怒，恶狠狠地喊出：“赶不走霍士廉，就打死他！”一个欲置霍士廉于死地的阴谋出台了。

    造反派无中生有，造谣说霍士廉的文件柜里有“张春桥是叛徒”的材料，他们散布“霍士廉拿脑袋担保，要揭发张春桥”的流言，很清楚，这是要假张春桥之手加害霍士廉。果然，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四人帮”就公开支持陕西省造反派批斗霍士廉。

    后来霍士廉到北京开会，江青拉长了脸，瞪着霍士廉，斥责道：“春桥是好同志，你为什么要揭发他？”

    霍士廉以沉默表达自己对这位权倾一时的“文革旗手”的蔑视。

    再说在哈尔滨的霍玲。8 月 10 日下午，第十三期学员全部从绥化县返回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此时的哈军工大院成为哈尔滨红色风暴的中心，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的哈军工红卫兵们把全校和全市搅了个底儿朝上。

    霍玲对狂热的文革运动很不理解，家里遭难，父亲挨斗，已经让她寝食难安，无尽惆怅，现在她亲眼看到心中景仰的刘居英叔叔被造反派恣意凌辱，带高帽、挂黑牌、押到汽车上游街，她的心揪紧了，内心里反复祈祷说，刘叔叔啊，您可得挺住啊。

    霍玲在学校里熬了一个来月，同学们纷纷外出大串联，她也随着大流离开哈尔滨到了济南。山东是父母抗战时期战斗过的地方，也是自己出生的地方，她想看看这片英雄的齐鲁大地，就约表妹为伴，硬是重走父亲和母亲在山东革命根据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翻山越岭，访问老乡，实地调查，这次“小长征”让霍玲亲身体会到父辈当年九死一生的艰辛历程，她得出的结论是，父亲的历史是清白的，她为父亲和母亲的革命生涯感到自豪。她更坚信父亲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什么“走资派”呀！见鬼去吧！

    1966 年年底，陕西省的局势日趋恶化，周总理召霍士廉进京，要求他尽力稳定陕西的局势，促进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改变陕西经济落后的局面。霍士廉连夜赶回西安，贯彻周总理的指示，他忍辱负重，苦撑陕西危局，努力促进各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维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然而，造反派有持无恐，气焰正盛，不久就是上海的“一月风暴”，造反派在全国全面夺权，陕西省委自然不能幸免。霍士廉又被扣上“叛徒、特务、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等数顶大帽子，再次被抄家、批斗，关押到地下室。丁聪也被反复批斗，毫无人性的造反派把行李扔出门外，把她和两个女儿扫地出门，赶到省档案馆的一间小房子里栖身。

    霍玲从同学那里看到爸爸被押在大卡车上游斗、坐“喷气式”的照片，肝胆俱裂，痛不欲生。她担心爸爸的身体能否经受这种法西斯的折磨。果然，爸爸经不住长期的折磨，又遭到造反派的毒打，五种疾病一起爆发，生命垂危。霍玲大妹妹设法把父亲的危急情况通过总理联络员报告了周总理。

    1967 年夏，周恩来连打四次电话，在驻军和群众的帮助下，终于救出霍士廉，接到北京，住进 301 医院。霍士廉的老上级陈毅副总理不顾自己处境艰难，多次关照霍士廉，他说，霍士廉是我的老部下，为人正派，“造反派”不要，我要！霍士廉住院期间，陈老总多次过问，说如果没有钱找我要。病榻上的霍士廉对周总理和陈老总等中央首长的关怀和帮助感念不已。

    1968 年春末，经周恩来提议，中央决定让霍士廉担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然而，正在节骨眼上，“四人帮”在浙江死党发出一封诬陷电报，突然改变了霍士廉的命运。霍家人再一次遭受袭击，霍士廉继续被审查，先是在北京一家钢厂当工人，后来回到西安，在 127 厂和陕北农村“接受再教育”。工人和农民群众非常喜欢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干部，虽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生活在人民群众当中的霍士廉感到精神愉快，心里踏实。

    1970 年夏，周总理到过一次延安，看到陕北农民吃糠咽菜，生活十分贫苦，疚痛不已，潸然泪下，他向中央建议成立陕北工作组，并指名让霍士廉参加。虽然没有明确具体的职务，霍士廉毫不计较，依然以博大胸怀，忍辱负重，深入山区贫苦农民家里，调查研究，记下百余份调研材料，为黄土高原上的人民脱贫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六、 从晒盐工到军代表

    1970 年 7 月，哈军工的“关门弟子”——第十三期学员面临毕业分配，从军的情结令霍玲心神不宁，能不能再穿上军装？她在毕业分配的志愿表上，一连填了三个“参军”。受父亲问题的株连，霍玲参军遇到了阻力。或许是“心诚则灵”，父亲的老战友伸出援手，霍玲果然实现再次入伍的愿望，被分配到海军东海舰队的舟山基地。

    乱世如磐，乾坤颠倒，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十七年教育路线是黑线统治”等荒唐的社会舆论下，知识分子荣获了“臭老九”的尊号，大学毕业生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就是分到部队的，也得执行这条政策。

    父亲尚未解放，领导上说，你先下去劳动锻炼吧，接受 “再教育”。

    霍玲没有二话，打起背包到了指定的地点——舟山北马寺盐场，那是一望无际、寸草不生的大海滩。

    霍玲和浙江省师范学院的女生编在一个连，连长由部队派出，排长是地方大学生，有当兵履历的霍玲被指定当班长。

    把一群纤弱的姑娘家弄到盐场来干什么？晒盐！须知晒盐可是一种连男人都望而生畏的苦活啊。在无边无涯的盐田里，晒盐工头上顶着烈日，小腿泡在比咸菜缸汁还要浓的饱和盐水里，真是上烤下煎！

    白天在盐田里趟来趟去，一池一池的放水、收盐，累了连坐的地方都找不到。每天收工上岸，人人小腿上都挂上一层厚厚的白霜，那就是结晶盐。海风和烈日像尖锐的手术刀，没过几天，就把姑娘的白皮肤换成了黑皮肤，一个个成了只有一口白牙的“非洲姑娘”。盐田最怕老天下大雨，一下大雨，大家就要拼命去救灾。

    劳动的艰苦尚可以忍受，生活条件的恶劣让姑娘们经受严酷的考验。盐场里无法洗澡，场里只好把一口井围起来，让女学生用冷水冲身。由于长期没有热水，好多人落下妇科病。霍玲也累的得过肠炎，染上疟疾，打摆子。住院的时候，她迷迷糊糊地听见几个小护士在议论：“天呀，这个人的腿怎么这样黑呀！”

    毕竟当年在黑龙江“四清”时吃过大苦、挨过大累，所以在盐场这样艰难的环境中，霍玲仍然泼辣得像个男同志，挑起百十斤的担子，健步如飞，不免让盐场的男工们汗颜。不比不知道，一比，哈军工毕业生的长处就一目了然了。霍玲的表现实在太突出了，她受到嘉奖，1971 年 11 月，被特批“火线入党”。

    月缺月圆，潮汐相伴，一年半后，晒盐工霍玲接到命令，调回舟山基地后勤装备处，当助理员。1974 年，霍玲被调到海军装备技术部驻西安军代表处工作。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一代中国青年人失去了宝贵的学习机会，霍玲与同期的同学一样，在校期间，蹉跎岁月，没有受到系统的专业教育，毕业后又在盐田耗去时光。书到用时方恨少，霍玲深知自己“先天不足”，而专业基础薄弱就不能胜任海军的技术工作，她为此惴惴不安。怎么办？没有任何轻松的捷径，只能下决心埋头苦读，一边工作一边自学，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

    认准了方向，霍玲就拜一名北工毕业的老大学生为师，扎扎实实地补课“充电”，以后又到西安的地方大学去参加培训班，一门课一门课的过，为了学习，她几次推迟婚期，直到 30 岁才和在舟山相识相恋的未婚夫包国强结婚。

霍玲和包国强。

    霍玲的学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社会上盛行“读书无用论”， 有人看到霍玲如此用功，就嘲笑她是“邓小平的好学生”；也有人给她戴政治帽子，说她是“只顾低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霍玲顶住各方面的压力，闲言碎语自会被大风吹走，她坚信自己没有错，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知识储备是干好国防科技工作的前提。功夫不负有心人，霍玲以愚公移山的毅力，把被“文革”耽误的学业重新拾了回来，为后来的工作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

    七、在领导岗位上拼搏奋进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上下，泪雨纷飞。悲痛至极的父亲和母亲带领全家人在家里悼念周总理，向霍玲姊妹讲述周总理的丰功伟绩，缅怀周公的知遇之恩。少年时代见过周总理的霍玲擦干眼泪，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用干好工作的实际行动去纪念周伯伯。

    十月金秋，文革浩劫嘎然而止，天谴人怒的“四人帮”束手就霍玲和包国强。

    擒，全国人民解放了，霍家解放了，从此结束了一日数惊的凄苦日子，霍玲感到全身有使不完的气力。

    1977 年 2 月，一个寒冬的深夜，党中央的一道紧急调令惊醒了霍家人，原来，为了解决形势严峻的宁夏问题，中央任命父亲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至此，在“四人帮”垮台五个月后，父亲被彻底恢复了原职。他豪情不减，宝刀未老，立即奔赴百废待兴的宁夏地区。

    1979 年 2 月，中央调父亲任农牧渔业部部长。接到调令后，父亲惋惜地对霍玲说，再有两年时间，宁夏固原山区这个点我就能抓出个眉目来了，现在真舍不得走啊。

    听了父亲的话，霍玲感佩不已，一个革命老战士，不管受到多么大的委屈，他的心里始终装着党的事业，装着老百姓，惟独没有他自己。霍玲默默地叮嘱自己：做人就要做爸爸这样的人。

    是年秋，霍玲也调到北京，任海军驻航天部三院 239 厂军代表。她每天要骑 50 分钟的自行车去上班，风雨无阻，毫无怨言。吃苦对于霍玲来讲，犹如闲庭信步。

    1986 年，上级把工作业绩突出的霍玲调进海军领导机关，历任海军装备技术部导弹部助理员、处长。1992 年，晋升为海军装备技术部兵器部副部长，五年后晋升为部长。火红的时代把她推上领导岗位，她无愧于时代的选择，在风浪中搏击向前。

    军队历来是男人的天下，与汪洋大海搏斗的海军尤甚。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霍玲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勇气，她从不服输，从不在困难面前犹豫徘徊。为落实中央军委“科技强军”战略， 霍玲胸怀大局，勤于思考，胆大心细，敢于担当，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去开拓创新。

    首先，她想方设法地为海军争取大型项目；其次，她跳出甲方、乙方的藩篱，一改军代表对军品只管检验的工作模式，经常深入工厂与部队，在厂商与部队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使两者得以密切地配合。她帮助院厂推行航天管理部门先进的“双五条质量管理标准”，特别是狠抓了“故障归零五条标准”。做到定位准确、机理清楚、试验验证、举一反三，不放过任何一点隐患，把事故消灭在萌芽之中。为了检验效果，她又不断地深入到试验部队，进行实兵试验，作到心中有数。并积极推广试验和训练相结合的好经验，为提高试验部队战斗力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有一次，参试部队只剩下一名执行过试验任务的领航员，显然，当时已经不具备试验条件了。是坐等试验条件，还是另想办法？霍玲选择了后者。在上级的领导下，经过周密计划，反复训练，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这次试验任务，并且培训出三个熟练机组和一个熟练技术保障队伍。这次试验的总结报告，被总部机关作为先进经验批转，更加激励了霍玲和她的战友们，以不等不靠，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努力完成任务的精神，拼搏奋进在海军装备建设的征途上。

    几十年来经霍玲负责接收的兵器，不下于十几个型号，为部队提供了大量可靠顶用的武器装备，节约了可观的军事装备费用。

    1993 年，针对导弹质量存在的问题，她提出狠抓试验工作，试验成功是装备建设的关键，最终三年打了个翻身仗。除了严格要求、严格把好质量关外，她还顺应市场经济的大潮，在海军坚持提出，军品也要货比三家，竞争订货，从而为海军装备的研制订货开辟了一条高质量、有活力的符合市场规律的道路。

    2000 年，霍玲由海军装备部兵器部部长的岗位上调到海军某试验基地任总工程师、技术委员会主任。

    渤海湾海天一色，潮起潮落，浪涌激荡，伴霍玲紧张工作；涛声入耳，为霍玲鼓劲加油。

霍玲在人民大会堂前的留影。

    在抓好军事试验技术基础工作的同时，霍玲充分利用基地实验设备完善、人才济济的有利条件，在科技工作中大胆地实践了两条创新思路：基地科技工作建设的院校化，装备试验管理理论和经验的学科化。她组织力量编著了《军事装备试验学》，使基地几十年来的试验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学科理论。她还为基地申办了国防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大型项目，使基地的各项科技工作建设跃上了一个新台阶。风风火火抓试验的霍玲，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她的部下们开玩笑说：“霍总的名字起得好——霍玲，霍玲，就是豁然灵光嘛！”

    她一忙起来就如永不知疲倦的海潮，一次在繁忙的工作中，不慎摔成粉碎性骨折，伤愈后雷厉风行，依然故我。

    2002 年 7 月 29 日，海军授予霍玲少将军衔，她以骄人的业绩成为中国海军历史上的女将军，也是继邓先群、杨俊生之后，哈军工学子里第三位女将军。

2002 年 7 月 29 日，霍玲在授衔仪式上。

    八、 大海女儿的侠骨柔肠

    1980 年秋，为了解决山西省在文革中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中央决定让父亲出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家刚搬到北京，母亲又2002 年 7 月 29 日，霍玲在授衔仪式上。

    身患癌症，全家人感到有些折腾不起了。从来不向组织提出个人要求的父亲破例向邓小平汇报，说自己已经七十二岁了，夫人病重，建议组织重新考虑对自己新的工作安排。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夫人有病也要去。于是，父亲在古稀之年，披挂上阵，又奔赴山西去完成中央赋予他拨乱反正，发展山西的历史使命。五年以后，父亲圆满完成主政山西的工作任务，回到北京，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6 年 4 月，在文革中长期受冲击，积忧成疾的母亲，身患癌症久治不愈，与世长辞。霍玲姊妹悲痛欲绝，作为长女，霍玲感到内疚，没有能日夜守候在母亲身边尽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中国海军的霍玲，不仅仅是父母的女儿，她更是大海的女儿，为了保卫祖国的万里海疆，她登军舰、下靶场、出国考察谈判，一年到头，两脚生风，她义无返顾地把自己交给了壮丽的海军事业。

    1992 年，父亲彻底退下来，开始过平静的晚年生活。霍玲和爱人包国强与老人同住，悉心照料老人的饮食起居，一家三代人共享天伦，其乐融融。每个周末，霍玲或包国强都陪老父亲到郊区走走、坐坐、散散心。霍玲着手为父亲整理回忆录，她利用陪父亲散步的机会，请爸爸讲述过去的故事，同时认真收集和积累珍贵的历史资料和照片。

    1996 年 11 月 17 日，87 岁的老父亲一病不起，在亲人的守护下，溘然长逝。

    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父亲的众多老战友与霍家亲人一起，为父亲送行。丧事过后，霍玲姐妹很快调整情绪，化悲痛为力量，以努力工作来告慰老人在天之灵。

    在霍玲和包国强的积极参与下，《霍士廉纪念文集》于 2001 年出版发行，一位可亲可敬的老革命家从字里行间朝我们颔首微笑。 回望霍玲这位大海的女儿走过的 40 余年的军旅生涯，职业军人豪爽刚毅、风火雷电形象的另一面，更多的是她那侠骨柔肠。

    霍玲秉承了父母正直为人的高尚品德，特别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她推功揽过，提携后进，甘为人梯。霍玲常常对部下们说：“你们好好干，有问题我顶着，有荣誉归你们。”在她手下工作的年轻同志无不心情舒畅，各得其所。当然，霍玲的直率敢言有时也会伤害到自己，但她在群众中的口碑则誉满军中。

    霍玲有乃父之风，古道热肠，宽厚待人，助人为乐。干部、战士无论有了什么思想问题或家里有了什么具体困难，都乐于到霍总那里去倾诉、求援。下了班的霍玲，经常让司机开着车，为转业干部、复员战士的工作安置问题，或是家属的就业问题，到地方政府去寻求帮助。只要是她力所能及的事，她决不推辞。这个时候，她俨然是一位老大姐、老大妈，在为自己的兄弟和孩子的事情焦急。即使是休假回到北京，她也难得和家人在一起团聚，多数的时间都用于为同志们解决问题去了。霍玲这种工作习惯，必然顾不上家庭，好在老包和女儿贝贝理解她、支持她，使得她无后顾之忧，得以放开手脚忙工作。在她的身上，也体现了哈军工学子那种敬业、奉献的执著精神。

    沧海无古今，喜看夕阳红。2005 年底，霍玲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退休后的霍玲仍任总装备部科技委兼职委员，相关的公益活动也少不了她，她还是那么热情洋溢，充满活力。

    霍玲之路，告诉人们，一位和平年代女将军的人生，曾付出何等的艰辛与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