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红军时期、全国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高级将领，抗日名将、中国人民炮兵的主要奠基人朱瑞，1905年9月出生于江苏宿迁县，是解放战争时期身在前线壮烈牺牲的我军最高级别的军事将领。

    坚持国共合作，积极从事建立巩固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前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朱瑞，由于在和彭德怀对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取得显著成绩，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任命为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负责北方局的军事和统战工作。

    7月下旬，朱瑞来到太原，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代表、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等，分析、研究华北的抗战形势和我党的军事方针、具体措施后，立即到平汉路沿线向党的地方组织传达、布置北方局关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在河北保定停留期间，朱瑞拿着毛泽东签名的名片和介绍信，先后拜访了高树勋、孙殿英、孙蔚如、万福麟等国民党将领，向他们宣传、解释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希望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同共产党、八路军精诚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军。

    9月21日，朱瑞出席了在山西太原成成中学召开的联席会议，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少奇、贺龙、关向应、甘泗淇、杨尚昆、彭真讨论了发动群众、扩大八路军保卫太原等问题。会后，朱瑞受周恩来派遣，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去做统战工作。不过，朱瑞是红军著名将领，为减少对方疑虑，周恩来要他化名为关良。9月底，化名为关良的朱瑞前往战区政训处，被程潜委任为上校主任秘书。他和友军“密切配合，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离开战区政训处，他不再隐姓埋名，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1939年，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朱瑞在沂蒙山区。

    后来，朱瑞到达新乡，很快引起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的注意，被张聘请去主持豫北师管区军政干部训练班。北伐战争时张轸在程潜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团长，在党代表林伯渠影响下，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他想利用抗战机会，乘机发展个人势力。程潜也极力支持他，于是他就在新乡办起了“师管区军政干部训练班”，招收一批下级军官和流亡学生，培养军官。朱瑞则想利用训练班合法讲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培养抗日干部。他在训练班主要负责讲解政治教育和游击战课程，由于他既有系统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知识，又特别善于表达，有些课程讲得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不论是学生队还是军官队，都特别喜欢听他讲课。学员们对国民党打败仗本来就满腹牢骚，听了朱瑞讲课后，对国民党当局更加不满，政治觉悟迅速提高，表示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特别是青年学生，爱国热情高，听了朱瑞的课程后，“就像突然长大了似的，懂得了许多道理”。“在我们刚刚迈出学校门槛走向社会的时候，就遇上这么个好老师，真是太好了！”

    朱瑞还特别注意做张轸的工作。在张轸认可下，朱瑞还介绍了一些可靠的人到他的训练班工作。在朱瑞精心培育和艰苦经营下，训练班先后办了5期，共培养了2000多名学员。这些学员后来成为我党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由于朱瑞离开战区政训处后还和程潜保持联系，用电台先后向他发了几次八路军战况，程潜很满意，不久就委任朱瑞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处长。有了这个合法身份，朱瑞除继续在训练班讲课外，还在新乡等地进行广泛活动，开展统战工作。为贯彻周恩来要尽量团结争取友军留在黄河以北坚持抗日指示，朱瑞除继续做高树勋、张轸等上层将领统战工作外，还先后向他们部队派去了联络人员。这些部队在抗战初期同八路军保持良好关系，这与朱瑞的积极工作是分不开的。

    朱瑞在国民党部队做统战工作期间，继续以中共北方局委员身份，通过地下党秘密关系，先后恢复、整理了直南、豫北两个特委，帮助他们建立抗日武装，为我党在晋冀豫边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打下了良好基础。

◆1938年初，129师政治部在冀南和长治地区开展工作。（右起：宋任穷、朱瑞、张霖之、李菁玉）

    1938年3月5日，朱瑞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报告了准备在晋豫边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的部署。第二天，毛泽东电示朱瑞并转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五日电部署甚妥，晋豫边甚重要，望有计划的布置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之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随后，朱瑞又通过刘少奇和杨尚昆以北方局的名义，同刘伯承和邓小平等协商，从129师抽调了数十个战士组成了联络处警卫连，并以警卫连和自卫队为基础，建立了晋豫边支队，共约400余人。他虽然没有在支队担任任何职务，但整个支队的筹建规划、编制、干部配备、整训计划、扩军计划等等，都是在他的直接领导和主持下完成的。尽管当时物质条件很艰苦，部队情绪却很稳定，部队非但没有减员，反而继续扩大，后来很快发展为唐天际旅。这支部队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事领导骨干。与此同时，朱瑞还领导成立了晋豫边特委。

    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向山西东南部地区发动“九路围攻”。6月，中共晋冀豫省委召开会议，贯彻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在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后，如何使党的工作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坚持与巩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朱瑞代表北方局向会议作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朱瑞起草的《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决定。这标志着晋冀豫地区党组织领导全面抗战斗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会后，朱瑞同李雪峰等省委负责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以扩大民主、改善民生、改造政权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短短两个月内，晋冀豫所属抗日武装就由数百人发展到数千人以上。

    1938年8月24日，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电示朱瑞并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指出：“摆在冀晋豫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创建冀晋豫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及地方游击队”，并指令朱瑞要“准备留在冀晋豫边区负总责，如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据此，朱瑞于9月把晋冀豫军区的基干武装由原来的数千人编组扩大发展到2万余人，提高为游击兵团，全区自卫队员发展到12万多人，在晋冀豫地区形成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和人民武装空前发展的大好局面。此外，朱瑞还和邓小平、李雪峰等详细讨论、研究如何巩固、发展太行抗日根据地问题，亲自到陵川地区为129师进行扩军工作。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8月下旬开始，朱瑞和彭德怀代表中共和八路军同鹿钟麟谈判，“共同商讨合作的办法，以及武装政权民众的统一组织方式等，以尽可能使他们接受我们所提出的办法。”朱瑞和彭德怀在《关于与鹿钟麟谈判的结果和加强河北工作问题致中央电》中表示：我们须用一切努力加强河北工作，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须认真的掌握武装，加强部队中的党的领导，应派好的党员做政府工作与军队工作，以便切切实实掌握政权与武装。”9月，在河北南宫县，朱瑞和徐向前代表北方局和第129师及冀南军区主持召开了冀鲁两省联防会议（又称冀鲁军政联席会议）。冀南、鲁西北地区的党、政、军负责人及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省党部主任韩振声、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鲁西北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等出席。首先，“朱瑞同志对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抗日政策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对范筑先（国民党左派）坚决抗战精神表示钦佩，一直讲了三个小时”。他多次热情赞扬范筑先为“抗战的老英雄”，“给范很大鼓舞。接着，范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坚决同共产党合作抗战的决心”，称赞“朱瑞、徐向前真伟大，共产党真有办法”。随后，朱瑞对鹿钟麟、沈鸿烈等关于限制人民抗日武装等言论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

    与此同时，根据党中央指示，朱瑞和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等积极做石友三、高树勋工作，使他们在我们和鹿钟麟的斗争中保持中立。朱瑞作为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代表，同鹿钟麟联络、谈判达半年之久。“基本上是斗争的，是有条件的让步”，实现了彭德怀“坚持阵地，准备让步”的斗争方针。至1939年5月，朱瑞在华北参与领导抗战工作22个月。

    坚持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

    1939年5月，全国抗战进入残酷的战略相持阶段。由于山东是我华北、华中根据地的联结纽带，其敌后抗战成败，对我党领导的整个敌后抗战的局势将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致电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为“形成中心领导”，提议“徐（向前）朱（瑞）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名义统一指挥张黎、陈罗、萧华及雪枫部队”。根据中央书记处决定，5月4日，北方局发出通知：“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所有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及萧华区各正规部队及各游击部队，以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

◆1939年，朱瑞（左五）、赵镈（左四）、李菁玉（左三）等在鲁南。

    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领受任务的朱瑞，着手第一纵队组建工作。他挑选了100多名干部于5月5日出发，6月7日在馆陶与徐向前会合，“传达了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派、争取中间派、打击顽固派的指示，使大家明确了当前的形势、任务和行动方针。”8月9日，北方局电示：“同意建立山东军政委员会，以朱瑞、向前、洪涛、荣桓、黎玉为委员，朱瑞兼书记，以军政委员会为统一这一地区党政军民工作领导机关，定期讨论和检查当地党政军民工作的总方针，其决定由党政军民各方负责执行。”10日、18日，朱瑞和徐向前两次在山东《大众日报》刊登就职通电。“苏鲁一带八路军闻徐、朱来鲁消息，无不引领盼望，自两公莅台后，士气大振，军民欢腾。”徐向前回忆，这样“一方面是要造成声势，显示八路军的抗战决心；另一方面有个正式头衔，好同国民党人物打交道、开谈判。”根据实际情况，他们把领导重心放在山东纵队。不久，山东分局由朱瑞、徐向前、罗荣桓等组成，朱瑞兼分局代理书记。山东党政军开始有了初步领导核心。

    在对敌作战方面，从1939年6月至1940年8月，山东我军先后粉碎了敌人二三十次的“扫荡”，先后开辟、扩大了鲁南等10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40年6月到1941年5月底的一年中，山东我军就与日军大小战斗6000多次，毙伤日军26000多人，伪军34600多人；俘虏日军近百人，伪军27400多人。

    朱瑞和徐向前到达山东之初，各地打着抗日旗号的武装多达240余股，约20余万人，主要隶属于学忠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和沈鸿烈山东省政府两个系统。前者主要是东北军。朱瑞、徐向前等认为，于学忠所率东北军与我党我军在西安事变前后有友好历史关系。该部入鲁时沈鸿烈已经全面控制了山东国民党的党政财经大权。我们要争取、团结东北军。为此，朱瑞亲自负责和东北军统战工作，他通过分局电台，经常同于学忠及其司令部电报对话，还采取召开联席会议，交换代表等方式，同东北军保持联系，相互磋商对敌斗争问题，直接通报情报。在一次反“扫荡”中，一纵领导机关和鲁苏战区司令部正好在鲁中山区相遇，朱瑞和徐向前等同于学忠进行了亲切会谈，并共同制订突围方案。为取信于东北军，分局和朱瑞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先后从东北军中有计划地撤出了我党地下组织，以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朱瑞还不断通过原在东北军中各种关系，向东北军广大官兵指出蒋介石以及沈鸿烈等逼迫、排挤利害关系，送去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从政治上启发引导他们。

    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蒋介石对东北军双管齐下：一面施加压力，一面进行拉拢，朱瑞和徐向前及时派人到东北军解释说明，“坚持我党我军正确主张，说明磨擦问题本质、根源与坚持苏鲁敌后双方的关系，” “解释了一些误会，于颇受感动”，“表示息事宁人……不下令打八路军。”与此同时，我军在反“扫荡”中，也给他们以活动、作战、交通的便利，加深了双方的谅解和互助。从而在首次反共高潮中，东北军始终保持中立，不与我发生磨擦。

    为打击顽固势力，朱瑞和徐向前、黎玉、罗荣桓等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斗争。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25日，朱瑞代表分局主持召开山东党政军民最高领导机关负责人会议，愤怒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围攻新四军的罪行，发动了大规模自卫反击战。3月中旬开始，在胶东不到1个月的反对投降派自卫反击战中就歼灭顽军5000多人。许世友回忆：通过5个月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我军数倍增长，根据地成倍扩大，从根据地的面积，兵力对比，均超过了投降派。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从此以后，胶东的投降派再也无力向我们进攻了，胶东的抗日斗争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局面。”在朱瑞为首的分局统一部署下，冀鲁边、滨海等地区也都展开了自卫反击战。在上述反顽斗争中，朱瑞十分强调利用顽军内部矛盾，多做争取、分化、瓦解工作，尽可能不使其团结一致对我，并要求各部队按照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尽量不使危机扩大。通过一年多的反顽斗争，我党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坚持全国抗战，积极巩固和不断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

    关于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朱瑞等在组织人民武装，建设民主政权，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朱瑞和徐向前等遵照党中央关于“努力扩大、加强军政工作，使主力部队党军化、正规化”要求，联系山东部队具体情况，在已经进行两期整军基础上，继续组织领导了以提高部队素质为主的整训工作，提出了实现“主力部队正规化，地方部队基干化，游击部队组织化，全部武装党军化”的口号。

◆1939年8月，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前排左三）、政治委员朱瑞（前排左四）与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前排左二）等合影。

    在政治思想方面，朱瑞和徐向前等认为，整军要从思想教育入手，以提高广大指战员党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理论水平，要广泛进行阶级教育，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教育。在组织建设方面，要加强组织、制度建设；要健全党组织在连队中的支部工作；要确实建立政治委员制度；要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在军事方面，加强了对各级指挥员的培训，健全了参谋、后勤供给、卫生保障等各项制度。通过整军，山东部队增强了战斗力，为长期坚持山东敌后抗战奠定了基础。

    此外，在建设民主政权，加强党的建设方面，由于分局和朱瑞、徐向前、罗荣桓等正确地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939年下半年至1941年上半年，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占全省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人口占百分之五十，建立了90个县的民主政权，拥有武装12万，党员15万，从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毛泽东、王稼祥在给徐向前、朱瑞、黎玉等人的电报中曾经给予好评：“山东工作在同志们的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成绩，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单独已经创造出较有战斗力的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

    坚决粉碎敌人的铁壁、拉网合围。1940年8月至12月，日寇经我百团大战沉重打击后，为了巩固其“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华北，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并于11月初开始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大“扫荡”。在朱瑞、罗荣桓等领导下，经过两个阶段为期50多天的艰苦斗争，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冬季大“扫荡”。但由于敌人出动兵力多，持续时间长，多路进攻、反复清剿，使我军民也受到很大损失。山东分局妇委委员，省妇联常委、朱瑞爱人陈若克和她刚出生孩子也在这次“扫荡”中被敌人捉住。陈若克宁死不屈，给敌人的回答斩钉截铁：“我的丈夫是抗战的”，“我也是抗战的！”“问什么！快点枪毙好了！”“要杀就杀，要砍就砍!”敌人给她和孩子送来牛奶等食品，被她摔在地上，连同孩子一起绝食。最后，陈若克和怀中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惨死在敌人的刺刀下。

    战友、亲人遇难，群众损失，使朱瑞在精神上受到强烈震动。他强忍悲痛，号召大家从悲痛中振作精神，“一直斗争到最后胜利！”老同志回忆：“那时处在敌后斗争环境，物质条件非常困难”，“朱瑞经常给我们讲形势、作报告，他每作一次报告，都给我们极大鼓舞，甚至激动半年。”

    后来，朱瑞向中共七大作关于山东敌后抗战的发言时提出：“山东是敌我斗争最激烈、复杂的一个地区，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组织即贯彻始终，以发动人民，联合友军，坚持抗战，解放山东为己责。经过八年轰轰烈烈的斗争，在山东绝大部分的土地上已建立起新民主主义解放区。它是华北战场后起之秀，富有战斗力而且仍然在蒸蒸日上的战区。”

    1943年8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朱瑞前往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中旬，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山西省左权县麻田。他向当时代理北方局书记的邓小平及其他同志“将山东五年工作总结作了概略的报告”，并把他从山东带来的一条鸭绒被送给邓小平。他在这里停留1个多月，根据北方局意见和自己同过往的晋察冀、冀鲁豫负责同志进行交流的体会，起草了《朱瑞致罗荣桓、萧华、黎玉诸同志并报中央电》，于11月29日发出。同年12月，抵达延安。

    1944年2月初，朱瑞被编入中央党校第六支部学习，由于学习刻苦，表现突出，很快就被大家推为学习干事。7月，朱瑞当选为支部书记。他参与领导了为本支部和第十四、特别支部同志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反特扩大化错案的甄别平反工作。莫文骅后来关于《朱瑞生平简介》有段批语：“他掌握实事求是的精神，排除干扰，从党的利益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对一些错案、冤案给予平反，这不仅对被迫害者作了公正的事，而且以革命长者的身份，教育青年，帮助同志看问题，加强党性，忠实于革命，作出示范。这种实践，影响和启发了其他甄别组的工作，对党作了一件了不起的好事。现在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当时是不容易的。”

    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党校整风学习小组在1945年5月给朱瑞的鉴定是：“在中央苏区工作有成绩，虽为教条主义者所提拔，而不在教条宗派之内。”但是，朱瑞却严格要求、剖析自己，认为被教条主义者所重用、提拔，除“有莫斯科留学生的标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做了许多工作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我的思想方法是教条的，颇合他们的口味”。他还从阶级出身、社会影响，斗争经历等方面，检查了自己产生主观教条主义的原因。

    毛泽东和朱德分别找朱瑞谈话，了解情况，他依旧多是检查自己，主动承担责任。在思想小结中，朱瑞把自己比作树林中的一棵杨树，质地尚好，但一向在树荫下，枝叶繁茂。一旦出人头地，便挡不住雨雪风霜。而刘少奇则称“这是一棵好树”。

◆延安炮兵学校大门。

    1945年4月23日，朱瑞出席了中共七大（1944年5月21日，朱瑞以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和中共七大山东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参与七大筹备工作，他参加“统一战线报告”准备委员会的工作），任山东代表团副团长(林彪任团长)。会议在酝酿七届中央委员会名单时，朱瑞提议万毅为候选人，称他为“不死的吉鸿昌”，得到了代表们热烈支持。

    6月中旬，周恩来约朱瑞谈话，首先肯定：“你在山东的四年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山东的斗争坚持下来了嘛！你在发言中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这说明你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你的历史问题中央是清楚的。有人说你是二十九个半中的人，现已查明不是二十九个半，而是二十八个半。你虽然在工作中也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不属于二十八个半，而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一个人犯点错误是难免的，谁能不犯错误呢”，“对错误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嘛，要变错误为革命的财富。”周恩来还安慰朱瑞：这次你没被选上中央委员，不等于说你不行，或者有什么大问题。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了解的，你有工作能力，肯动脑筋，也有魄力；工作是努力的，辛辛苦苦，主观上是要把工作搞好。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你的主要弱点是接触实际少，缺乏群众工作经验。今后要多注意这方面的锻炼。周恩来说，前两天毛主席和我谈起你的工作问题，中央想让你去协助彭德怀同志工作，做副总参谋长。主要任务是同美国人和国民党方面代表谈判。我们认为你来担任这个工作是合适的。中央军委在上海的时候，你就同国民党军队的上层人物搞过联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你和张学良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他们的统战工作做得很好嘛；抗日战争爆发后，你对程潜、张轸、高树勋、石友三及东北军的万福麟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也很有成绩嘛。

    朱瑞觉得自己胜任不了副总参谋长，认为从苏联回国后，就一直浮在上面做领导工作，现在还是想到基层去做一些实际工作为好，比如到炮兵学校当个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