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是全军当中出了名的暴脾气，部下有不少人挨过他的骂，因此他还被称为“雷公”。但是，他同样是典型的军人脾性，直来直往，不在背后搞小动作，自己犯了错也会爽快地承认。

    在长征中，时任红2师政委的刘亚楼听信战友一面之词，误以为参谋长熊伯涛有脱离队伍的想法，愤怒地对后者展开批判并开除党籍，导致熊伯涛有一段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后来事情得到澄清，刘亚楼懊悔不已，建国以后亲自带着两瓶茅台登门致歉，解开当初的隔阂。那么，两位开国将军之间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刘亚楼1910年出生于福建武平，幼年身世特别凄惨，母亲生下他不久便病亡，无力抚养孩子的父亲便将他过继给同姓好友刘德香，所以很早刘亚楼就离开了亲生父母。

    好在过继的父亲刘德香对他很好，虽然家境也不富裕，但仍咬牙供他读书，这让他眼界就较大部分革命者更为开阔。

    19岁那年，刘亚楼成功入党并参加红军，因为有文化基础，加上敢打敢拼，他职务晋升得非常快，不到4年就成为主力红二师的政委。也是在这个岗位上，他与熊伯涛有了长期接触。

    跟刘亚楼相比，熊伯涛没那么“根正苗红”，1904年出生于湖北黄陂的他，虽然1926年就已是党员，但从冯玉祥的军官学校毕业后，就进入西北军中任职，直到1931年宁都起义后才正式参加红军。

    宁都起义的26路军被改编为红五军团，熊伯涛担任麾下的41师作战科长，此后因战功屡有提升，1933年8月调为红一军团第二师参谋长，跟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搭成了指挥班子。

    最开始他们相处还比较愉快，但在长征之时却闹出了矛盾。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转移。

    一开始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沿途又遭到敌人的重大打击，部队士气就比较低落，这时政工干部和保卫干部权力就得到扩大，要重新把思想抓起来。

    红二师在一次行军时，有同志知道熊伯涛曾在西北军战斗过，就闲聊解闷，询问冯玉祥是个怎么样的人。

    熊伯涛实事求是地回答，客观地谈论了一些冯玉祥的优缺点，指出冯玉祥在西北还是点做了好事的，跟蒋介石不同。

    这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对话，但在特殊的环境下也引起了麻烦，有心之人将此事歪曲之后汇报给刘亚楼，说熊伯涛对冯玉祥念念不忘、意志不坚定。

    刘亚楼一听就非常警惕，客观来讲，红军内部当时对宁都起义过来的旧军官普遍存在戒备思想，许多指挥者被调离岗位，甚至在长征出发前还处理了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

    在这艰难的征途中，熊伯涛竟宣传冯玉祥的好？他想干什么？刘亚楼脑里只有这个念头，顾不得去甄别，立即就召开了支部会议，对熊伯涛进行批判。

    面对大家的指责，熊伯涛感觉很冤，自己只是做客观评价没说任何不当言论，更没有逃跑的念头。所以他为自己做了一些辩解，只要自己也有讲冯玉祥的缺点，至于称赞的内容也全部出于实事求是。

    然而，他的解释被大家认为是抗拒上级，环境比较艰难之时，大家的神经都有些紧绷，不允许出现任何影响军心的话。因此，支部最终做出决定，开除熊伯涛的党籍。

    没有了政治地位，职务被撤销也是短时间内的事，没多久，熊伯涛改任教导营教员，失去指挥部队的机会。

    或许有人疑惑，开除一个干部的党籍，难道不需要更高级别的领导批准吗？如果是正常程序当然要，可在战事严峻之际，那就是事急从权。

    这点有太多例子可以佐证，比如耿飚都曾险些被处理。在《耿飚回忆录》中讲述了这样一件往事：

    湘江血战中，时任红四团团长的耿飚疟疾发作，高烧使得他站立不稳神情恍惚，这时敌人正好发动了新一轮进攻，红四团的防线被突破。军情紧急，耿飚只能强撑着坐在地上部署，组织部队反击。

    还没等他下令，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带着枪走了过来，问他怎么回事。耿回答自己犯病了，一时不察丢掉阵地，正在准备夺回。罗瑞卿有些不信，问身边人情况，得知耿飚真的生病了，才脸色好转。

    罗瑞卿的儿子罗箭后来接受采访时也说过：

    “我父亲当时满脸怒气，提着枪，来到前方阵地。父亲问：‘怎么搞的？敌人都冲到我们指挥部去了。’耿飚回答说：‘我的部队刚展开，接上前边部队，可能中间有空隙，现在已经安全了。’

    当时还患着疟疾的耿飚披着毯子在各连阵地上检查工事。我父亲说，一个指挥员披个毯子像什么样子。耿飚身旁的警卫员将情况告知，说耿飚团长患上了疟疾。我父亲听后口气才缓和起来。”

    所以，如果动摇军心、影响战局，在那个环境下别说开除党籍，被枪毙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熊伯涛的遭遇有些冤枉，他根本没有别的心思，只是被人借题发挥了。

    调往教导营后，熊伯涛也郁闷过一段时间，不过他很快就振作起来，即便接触不到一线军队，依然饱含热情地工作。这种态度，上级是看在眼里的。

    1935年深秋，中央红军经过艰难跋涉，终于抵达甘肃哈达铺。这时生存环境有所好转，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谭政重新调查了熊伯涛的事，认为当初的处分过于草率，便为他平反、恢复党籍。

    这个决定让熊伯涛无比高兴，更加全心全意为革命奋斗，也让刘亚楼知晓自己当初的做法太冲动，一直想找熊伯涛说一说，奈何找不到机会。
抗战时期熊伯涛主要在华北作战，刘亚楼则基本都在苏联，两人没有过多来往，直到解放战争，他们才一起在东北战场作战。

    不过刘亚楼长期在野战军司令部任职，熊伯涛担任过松江军区参谋长、东野12纵副司令员，仍是相处不多。刘亚楼也有些担心上门道歉会引起风言风语，因此一直没有把话说开。

    还是建国以后，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熊伯涛担任公安部队副参谋长，两人之间没有工作上的交集，无需再刻意避嫌。刘亚楼便选择了一天，带着两瓶茅台酒登门致歉。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熊伯涛早就没了怨气，见刘亚楼能记挂至今，心里特别感动，两人把酒言欢，此后感情一直非常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