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海峰将军

首长·良师·慈兄——记高敬亭同志

万海峰

    高敬亭同志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最艰苦困难的时期，为坚持鄂豫皖红色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武装，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优秀红军将领。抗战初期，在新四军东进途中，他又为建立皖中、皖东敌后根据地开创了新局面。1934年，鄂豫皖边区红军主力向陕北转移。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的高敬亭，将分散坚持鄂豫皖边区斗争的红军武装集中整编，重建红二十八军，以仅千余人的微薄兵力，在得不到主力红军的支援，并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严峻形势下，与国民党的十余万“清剿”大军周旋。在三年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争中，他创造性地运用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坚决发动群众，坚定地依靠边区人民的支持，终于粉碎国民党重兵连续不断的围追堵截，将游击区由狭窄的五个县扩大到鄂豫皖边区数十个县；红二十八军也由重建时1300余人发展到3100余人，成为坚持敌后游击战的南方八省14个游击区中，唯一保留军、师番号、保存武装力量最多的一支红军部队。

    这么一位功勋卓著的红军将领，竟然于1939年抗战烽火方兴未艾的关键时刻，在错误路线影响下，含冤饮弹于革命队伍的枪口之下，迄今令人扼腕！

    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毛主席生前的批示，经过认真复查，于1977年4月，为高敬亭同志正式颁布了平反通知。

    我自1933年投身红军起，有幸长期跟随高敬亭同志的身边，直至他的遇难。

    一

    1933年初冬，我遇到了参加革命后第一次严峻的考验。

    是年7月，年方13岁的我，放下牧牛鞭，跟随二叔投身当地的红军地方武装光山县独立团。在反“清剿”斗争的恶劣环境下，二叔不幸身患重病。独立团领导指派我护送叔叔回家休养。11月，我们叔侄俩辗转颠沛于大别山区的荒山野岭之中。久病的二叔终因饥寒交迫，死于途中。我含泪掩埋了二叔，决心回头寻找部队。正当我走投无路，随时都可能落入漫山“清剿”的国民党军手里的危急时刻，巧遇率队坚持鄂豫皖边区斗争的高敬亭将军，将我收留在他身边当警卫员。

    有一天，高敬亭同志和我们几个警卫战士一起谈心。有位老警卫员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听，请首长帮助改个名。我想，自己从呱呱坠地之日起，由于父母目不识丁，加以家境清贫，花不起钱请人起个大号，一直沿用着“毛头”这个乳名。现在当了红军战士，总不能老叫“毛头”。于是，鼓起勇气，也请首长帮助起名。高敬亭沉思片刻，说：“我们红军，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这个战斗集体，像海洋一样大，像山峰一样高，部队和个人都有光辉灿烂的前程。大家看，毛头就改名叫海峰，好不好？”一番话，激起大家一片掌声，也使我兴奋不已。

    从此，我才有了正式的名字。我十分珍惜这个名字，时时用高敬亭同志的关怀和期望，激励自己努力上进。

    高敬亭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善于抓住各种时机，开导和教育部属的好老师。

    在三年敌后游击战争中，身为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的高敬亭，和普通战士一样，过着缺衣少食的艰难生活。我作为他的警卫员，清醒地意识到，高敬亭的健康和安全，直接关系着这支转战于敌人重兵包围圈里的红军队伍的安危存亡。于是，千方百计地为首长改善生活条件。看到他的衣服在长途跋涉中被荆棘刮得破损不堪，就细针密线地把每件衣物缝补得平整妥帖，洗叠得干干净净。在断粮时节，我就钻进荒山密林里选摘野果，采挖野菜，烹煮后，送给高敬亭前，总是自己先尝尝，预防中毒。高敬亭在受到这种照顾时总要说声“谢谢”，夸我“有本领”，使我感到挺不好意思。

    二

    高敬亭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没念过几年书。投身革命后，戎马倥偬，也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军政训练。他之所以能够锻炼成长为智勇双全、独当一面的优秀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基本的一条，是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红二十八军重建之初，国民党调集正规军9个师、一个独立团，加上12个保安团，总兵力达17万人，妄图通过连续“清剿”，一举扼杀这支千余人的红军队伍。开始，由于对敌人的兵力部署、作战规律不甚清楚，红二十八军也打了一些糊涂仗、消耗仗。高敬亭很快意识到，这支势孤力薄的红军武装，经不起与敌人的盲目拼搏。在那段时间里，他经常感慨地说：“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必须极其珍惜并保住这一千多‘革命火种’。国民党拿十个换我一个，我也不干!”他细心分析每次作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四打四不打”的作战原则。即：“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伤亡过大不打，缴获不多不打”；“敌情明，地形好，缴获多，伤亡少则打”。红二十八军在三年游击战中始终坚持了这些原则，达到了既能打击和削弱敌人，又能保存和发展自己的目的。

    在与担任“清剿”的国民党各部正规军、杂牌军长期周旋过程中，高敬亭发现，敌人虽号称十余万，但各部队战斗力的强弱不同，装备好坏不等，“剿共”的积极性也不同。高敬亭决心针对各部敌军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战术，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于是，对全军提出了“拖垮二十五路军；等机打击十一路军；找保安团要补充”的方针。

    红二十八军重建之初，高敬亭考虑到自身兵力单薄，为了更有效地打击进剿的敌军，他将这支千余人的队伍经常保持相对集中的状态。这样做，固然有利于歼击分散活动的小部敌军，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敌军的“围剿”网越收越紧，红军活动的地区日益缩小，大部队行动的各种保障也愈加困难。而且，由大部队行动的目标大，也容易招致敌重兵集团的跟踪追击。针对这种情况，高敬亭决定，红二十八军在平时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当国民党军主力深入边区山地进行重点“清剿”时，红二十八军各部大胆举行外线出击，插入敌人后方平原地区机动作战，以奔袭手段歼击孤立分散的国民党军小部队和保安团薄弱据点。当出现重大战机时，才将主力作必要的集中。他将这种战术概括为“三结合”，即：“红军主力与便衣队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山区作战与平原作战相结合”。这种“三结合”战术的灵活运用，使处于绝对劣势的二十八军得以随时摆脱被动，处处立足于主动。战士们编了顺口溜称赞高敬亭的战术：“敌集中，我分散；敌上山，我下山；回过头来再把炮楼端。”

    三

    与高敬亭同志接触不深的人，往往只感到他是一位举止严肃、治军严格的军事首长。但是，与他相处久了，就会发现，他其实还是一位很能体贴、关怀别人，待部属如同胞手足的慈爱的兄长。

    1934年初冬，高敬亭率刚刚重建的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交界的熊家河地区与“围剿”之敌激战三天，突破国民党军两个师又一个旅的包围，转移到小南盆的一座荒山上。此时，我才14岁，经历连续多天行军、作战，实在疲惫不堪，一头倒在山坡上睡着了。战士们七倒八歪地躺满山坡。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寒风袭人。而红二十八军部队还都穿着单衣。高敬亭怕战士们入睡后易受凉得病，便招呼大家挨在一起取暖御寒。看着最幼小的我睡得正香，不忍心喊醒我，就让一位老警卫员取来他的大衣给我盖上。当我一觉醒来，发现身上多了件大衣，惊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听了战友们的介绍，我深受感动，不由得暗下决心：“再苦，再险，也要坚持到底。决不离开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1935年2月，红二十八军在霍山地区遭到国民党重兵围截，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英勇牺牲，全军面临覆灭的险境。高敬亭果断地决定，以小部队阻击敌人，自己率部取道霍山主峰白马尖，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白马尖海拔1700米，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崎岖陡峭的羊肠山道，连樵夫、药农都不敢问津。我这个生长在平原地带的放牛娃，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高的山。爬到半山腰，就气喘嘘嘘，一步一趔趄，在冰雪山径间不断打跌。走在前面的高敬亭虽然自己也已挥汗如雨，十分疲劳，却仍不时回过头来，亲切地招呼我：“毛头，翻过白马尖就是胜利！”边说，边伸出他那温暖的大手牵住我：“让我们拉着手走吧。”一股暖流驱走了我全身的疲惫。我挺起胸膛，高声回答：“首长，我自己能走。只要有一口气，一定要翻过山去！”就这样，在高敬亭的关怀和鼓励下，我完成了生平第一次山区急行军。

    在高敬亭身边，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他那爱护、体贴士兵疾苦的动人事迹：

    盛夏季节，部队在急行军、强行军途中，看到路边的一眼泉水，就一拥而上，想饱饮止渴。高敬亭立即上前制止：“用凉水润润喉可以，但敞开肚子喝是不行的，易得病。要喝水，到前面村庄给大家烧开水喝。”

    入夜宿营，战士们经过一天奔走，都想倒头睡觉。同样疲劳的高敬亭，却挨家挨户地巡回检查，督促战士们用热水洗脚，甚至用手扳着战士们的脚掌，察看有没有遗漏未挑的水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