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中共党史专家、社科院研究员杨奎松教授，在其《民国人物过眼录》一书中，记载了一起惊动了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苏两党高层的“江浙同乡会”政治事件，（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第333页，以下简称《民国人物过眼录》），该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苏联，事件当事人都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国共两党的学生，其中的十二名骨干分子除大名鼎鼎的蒋经国、左权外，竟还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江西莲花县人甘青山。只可惜“栋梁易伐，草莽易焚”，甘青山学成归国没几年，就牺牲在一场战斗中。近一个世纪过去了，由于缺乏相关史料，这位出生于湘赣边境罗霄山脉脚下偏僻小山村的有志青年，这位当年与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王明、博古一起赴苏留学的我党早期党员，他的生平经历，牺牲的经过，由于史料的稀缺，时至今日，连甘青山的亲属也说不清楚，也不知道他牺牲在哪片月光下。扼腕长叹，我们愧疚于英烈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一、破土凌云节节高——少年求学

    甘青山又名甘汝霖，1904年3月29日出生于江西省莲花县坊楼镇甘家村，甘青山的父亲辛苦劳作，白天下井挖煤，半夜杀猪和磨豆腐，勤俭节约积聚到第一桶金后，闯荡至长沙与武汉等大城市，成为见过江湖世面的成功小商人，他秉承着吉安庐陵儒家耕读世家的传统思想，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和他们品行的培养。甘青山从小生活在农村山区，目睹农民讨生活的艰辛，使他从小就储聚仁善、正义之心，同情贫苦工农，萌生革命思想。

    甘青山早年在莲花县复礼初等小学读书，因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成绩优秀，深得老师厚爱。约十五岁考入吉州十属公立阳明甲等商业学校，（1922年更名为吉州十属公立阳明中学）。当时，阳明甲等商业学校的校长是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吉水人谢式南,谢校长思想激进，追随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甘青山在谢式南等进步先生的教育影响下，积极地投身社会活动，广泛结识进步师生，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的进步书刊，思想日益进步，从此开始秘密学习革命理论，并与志同道合者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时，他还把《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籍带给甘步衢等家乡的青年阅读，传播革命的火种。1924年5月，甘青山加入青年团组织，是吉安地区第一批9人团员之一，（中央档案馆.江西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年—1926年），1986年出版，第201页），也是莲花县第一个团员，希冀凭借组织的力量来改造社会，挽救中国。1924年甘青山在吉安阳明中学毕业之际，面对当时中国政府腐败、军阀混战、列强入侵、生民涂炭、疮痍满目的现状，写下“当予卒业时，心中焚如涂，于是有快念，之粤入黄埔，免为名誉枯，免为利禄奴，钢刀斩流水，吾志已决矣……”，（中共莲花县委党史办公室编；《莲花英烈》，1987年6月出版，第5页，以下简称《莲花英烈》），决定弃笔从戎，报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后因为其它事因，此愿望没有实现。1925年春节后，甘青山克服重重困难、告别妻儿背着简便行囊离家来到上海，顺利考入“红色学府”——上海大学，当年上海大学聚集了众多共产党员，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的早期阵地，甘青山也不例外，怀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胸怀投入到革命的熔炉中，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甘青山离家时伤心难舍，因其妻生子未满百日，亲自为儿取名甘约翰，谁知这次与妻儿诀别便是天人永隔，他的妻子在坐月子期间，为情所困、爱恨交织、思夫心切、抑郁成疾突发产疯致亡。

    甘青山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经组织推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兼职，所得薪俸解决学习和生活之需，同时参加过五卅运动。1925年6月26日，甘青山代表江西省吉州地区参加了在上海小西门召开的第七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即当时称“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翟作君、蒋志彦；《中国学生运动史》，学林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126页），大会通过了反帝运动决议案。1925年10月，吉州党组织安排李松风、刘一峰率领吉安第七师范和阳明中学学生共20余人以考察江浙教育的名义前往上海。当时甘青山的组织关系仍在吉安特支委，吉安的党组织秘密带上宋大勋、郭化非、梁明哲、张一道、梁一清、甘青山等人青年团组织关系到上海。罗云冰、刘俊山、甘青山等吉安籍的上海同志热情安排他们学习参观上海的教育，同时介绍了上海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使他们对共产党组织有了更为具体的感性认识。这一批学生后来被南昌党支部秘密接收为中共党员，成为吉安最早的一批中共党员，甘青山是其中一员，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从此效奔走，冲上革命队，鞠躬之尽瘁，宿愿之已酬……”，（《莲花英烈》第5页），彰显了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献身革命之志。

    二、寒驱三九领风骚——苏联留学

    1925年，苏联政府决定在莫斯科开办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向国共两党招生学员。中共招生学员比较隐蔽和低调，采用地方党组织推荐与考试相结合，不接受党员自己报名，必须是思想进步、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背景亦较简单的中共党员或青年团员，同时还令已经确定派送者严禁向其他同志透露，以免引发人心浮动。1925年10月，通过党组织考察推荐派出第一批赴俄留学深造学生，在南方各省选派的学生有：俞秀松、董亦湘、张闻天、孙冶方、王稼祥、吴亮平、张琴秋、伍修权、熊致远等，江西有：王经燕、袁赋秋、王弼、曾弘毅、甘青山、罗文炳等。

    1925年11月5日（农历9月19日），甘青山跟随首批留学生从黄浦江码头乘着月色坐船启程。领队是杨明斋和俞秀松，海上航行单调且颠簸，又遭遇了海上台风的袭击，为了躲避军阀的检查，留学生们都躲进船舱，好多内陆留学生第一次乘船出海适应不了，纷纷晕船呕吐。当船进入了日本海域时，学生进入较为安全地带，甘青山才从船舱里出来，长长的喘了口气，觉得进入了一个自由的世界，积压已久的革命热情与青春活力一下子迸发了出来，此刻思绪万千、心潮澎湃，即兴写下壮丽诗句：“九月十九之潮汐，黄浦滩头独击楫，一轮太阳东边出，南望之端不思别。舟行数日不见陆，云雾弥漫水连天，水面忽露一是矣，齐号日本快至矣。”（《莲花英烈》第5页），表达了自己“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的胸负救国志、远渡学真理的爱国情怀。11月7日恰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甘青山等留学生在船的甲板上激动地聆听了苏联船长为纪念十月革命的演讲，并尽情放声歌唱《国际歌》。在海参崴住了几天后，再坐火车达半月之久，穿过西伯利亚7400多公里，于11月下旬抵达莫斯科，甘青山欣然写道：“壮哉俄都之京城，伟哉列宁之墓地，数年梦寐之乐园，自由之邦今至矣。”
甘青山一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按照规定学校帮他们每人取一俄文名字，甘青山取名为卡鲁特斯基（《民国人物过眼录》第333页）。在大学里他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中，十分用功，刻苦钻研，每晚学习至深夜，强记俄语单词和语法，加之他敏而好学，有英文基础，几个月就突破俄语关，上课时能直接听懂教员的讲课内容，并能顺利地阅读俄文书籍。甘青山学习成绩优秀，在学习期间经常用中文和俄文给家里通信，把在苏联的所见所闻详细告诉亲友，还把在苏联读过的革命书刊寄回家中，其中有一本俄文版《列宁传略》，甘青山在书中加了评注，作了中文翻译并注明了学习要点，这些书籍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知识输送给了莲花家乡的同志亲友。

    1927年，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大肆屠杀革命者，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决定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可是，党在国内发动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军事行动都以军事指挥和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先后失败。这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还是普通党员都认识到革命武装和军事人才的重要性，加之共产国际东方部采纳了被武汉政府驱逐回国的鲍罗廷的建议，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表现好的左派青年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军事。甘青山与邓绍圣（邓斌，邓小平的叔叔）、王占京、何嗣昌、周乾彰、陈家齐、熊致远、裴光、滕功能等同学直接选拔到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接受正规的军事教育训练。（杨奎松；《军事历史》《1925年—1932年在苏联学校学习的中国学员调查表》（之一），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8期，第44页。）在军事工程学校里，学习了筑城学、军事交通学、电工学、大地测量学等实用课程，教官都是原沙皇军队有实战经验的军官，他们授课细致认真，旁征博引各种实战经验的战例，让急需学习军事真本领的中国留学生兴趣高涨，以俄为师，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军事和革命理论，希望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以自身拳拳之心投身到救国救民的实践之中。

    三、不流斑竹多情泪——异乡蒙冤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国内革命形势异常严峻，中国共产国际代表团考虑到中国武装革命的需要大量军事人才和减少留俄党团员回国遭到被捕牺牲的损失，把甘青山、卢贻松、蒋经国等中山大学毕业生延迟毕业继续学习深造，都短期分配到野外营地进行实训。实训结束后，大家知道都要分配到不同的院校继续学习，彼此要分离。在分别之前，中山大学要好的同学朋友到孙治方处，自己动手做中国饭菜。当时孙治方既是学生又是带薪教学翻译职员。他与乌兰夫住在一个房间，那天去的同学江苏浙江的居多，也有湖南、江西等地的，主要有：蒋经国、俞秀松、卢贻松、董亦湘、左权、陈启科、甘青山等。因同学太多，乌兰夫识趣的让出房间到外面去了，宿舍里非常热闹，恰巧学生公社主席陆熙从窗台经过，听到一屋子都是江浙口音的同学聊天谈话，因此与别的同学说有好多人在孙治方的房间里聚会，像开“江浙同乡会”，由此“江浙同乡会”的组织名称很快在学校中传开。因分配到各个军事学校学生生活津贴不同，如莫斯科炮兵学校是按苏联士兵发放每月15卢布，而蒋经国、卢贻松分配到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生津贴有100卢布左右，这些同学间的信件中经常用一些“互助会”、“章程”等政治术语来谈论同学之间储金互助，改善读书生活的小事情。如1927年9月，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爱开玩笑的卢贻松写给黄仲美、张师、甘青山、朱茂臻等人的信内称：“储金互助会在莫斯科时已蒙你们登记，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我与经国商量，本月会费应当多少缴点......”，（《民国人物过眼录》第333页）。刘宜山、张师等人1927年9月17日给莫斯科步兵学校的胡堪杰、刘仁寿催缴吃中国饭的信内称：“他们的名誉会员已经缴纳会费了，何以我们现在还未说起......我们还未得到分文，实在焦灼得很。”而此时苏联政治处于肃清“托派”时期，对于这样的“会员、章程和会费”字词特别敏感，对党内外团体组织格外警惕，因而被苏联“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确定“江浙同乡会”为反革命组织，最终酿成骇人听闻且后果严重的政治事件，蒋经国、卢贻松、陈启科、左权、尤赤、胡世杰、刘仁寿、郭景纯、朱茂臻、周策、张师、甘青山等12人的党籍或团籍被开除，蒋经国、刘仁寿、朱茂臻和周策四名主要分子交由‘格别乌’扣押审查，左权、尤赤、甘青山等多人被停学，张师等人被遣送回国。通过这一事件，留学苏联的同学如履薄冰，领教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随着苏联党内斗争的激化和中共党内领导的“左”倾错误，留在苏联的学生继续受到政治迫害，有的流放，有的被杀害，回到国内的则成为王明错误路线的牺牲品，卢贻松、董亦湘等“江浙同乡会”主要成员，回国后因受苏联肃托清党影响相继被迫害致死。

    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许多当事人上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中山大学调查委员会提出申诉，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周恩来坚持要求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对“江浙同乡会”案件重新审理，联共（布）中央监察委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率领调查组调阅相关材料，重审事件相关联的学生后作出结论，完全否定了“江浙同乡会”的反动性质，并明确指出这些这些人的错误在于成立“互助会”而没有通知党部，至此这一子虚乌有的冤假错案得以厘清。

    四、甘为青山化雪涛——回国革命

    1929年10月，中国东路战事扩大，中共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熟悉军事的人才回国到东北去筹建军委及组织游击战争，开辟东北根据地。朱瑞、甘青山与他的同班同学陈家齐、滕功成等少数人受组织安排回国。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的规定，除了党中央委员外，一般从苏联回国是走远东线，即莫斯科——海参崴——上海线，可是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挑起了收回中东铁路经营权的战争（中东路战争），导致这条常规归国路线无法通行。他们这批留学生只好绕道欧洲回国，到德国柏林后为办理回国护照，又滞留了两个月。甘青山留学苏联五年之久，早已归心似箭，在柏林度日如年，忧心如焚，一拿到归国护照就立马启程，于1930年1月回到上海，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住进了先施公司的东亚酒楼等待党组织派人来接头，一连住了半个月都没有人前来联系，回国的路费所剩无几，他们很着急。当时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军警特务到处都是，于是只能化装分头行动，上街寻找革命同志，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1930年3月，朱瑞在街上偶然碰到邓颖超同志正陪着她母亲在散步，顿时欣喜若狂，立即跑上前去说明情况，中央组织部和周恩来很快就派方荣同他们接头，并把他们安置在中央军委招待机关暂住，这才回到中断半年的党组织怀抱中。

    1930年春，甘青山分配到中央军委（武汉）长江办事处工作，因为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军事计划暴露，武汉的斗争形势异常严峻，同年底，甘青山按照中央指示返回上海。1931 年 2月，中央任命原中共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朱瑞为中央军委兵运破坏科科长兼中国红军士兵委员会主任，在兵运破坏科下专门设立了一个兵运训练班，由甘青山任主任，负责兵运训练班工作，（朱瑞；《我的历史与思想》，王太岳、周继强主编；《红色聚焦见证实录卷》，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075页）。训练班设在上海二马路中国旅馆地下室和四马路振华旅馆内，培训课程分为政治和业务两方面内容，政治教育主要讲授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及时事政策，业务内容包括如何进行策反联络，一旦被捕如何应变以及器材使用、爆破等项目。目的是培训士兵运动的骨干分子，培训后派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开展士兵工作，发展地下党员，建立网络，等待时机发动“兵暴”。宁都兵暴就是甘青山在上海培训班的三名学员袁汉澄、王超和李肃策划国民党第26路军成功起义的。宁都起义是甘青山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下，举办训练班，直接指导培养兵运干部，为宁都暴动做出的重要贡献。

    1931年4至6月，上海党中央连续发生了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使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上海的处境岌岌可危，中央军委成员相继秘密离开上海。为了安全起见，中央决定将无法在上海立足的干部分期分批撤出。1931年10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派遣沈宗源、谭中余、周惠莲、韦克铎、李政、刘佰万等人去鄂豫边特委指导员工作，同时改组鄂豫边特委。这6人都是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干部，其中沈宗源、谭中余、韦克铎、李政是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精英。《中共襄阳人物》记载：“韦克铎，化名甘青山，生年及贯不详。1931 年11月初，受党中央派遣到鄂豫边区工作。先后担任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工科科长、红二十六师参谋长、特委政治保卫局负责人，红九军总参谋部参谋长等职,1932 年6月15日在枣阳南迎水寺壮烈牺牲”（孙久全主编；《中共襄阳人物》，武汉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第93页）。这里的韦克铎就是莲花县人甘青山。甘青山用韦克铎(Victor 英译胜利者)名字公开革命有四个原因：一是残酷的斗争工作环境，叛徒特务出没大街小巷到处搜捕革命者，地下机关秘密性是秘密工作的首要考虑因素，工作人员的隐蔽性是很有必要的，用别名便于开展地下秘密工作。当时党的地下工作者大多数使用别名，以至后来许多牺牲的烈士没有留下真实姓名，也不知道生年贯籍，成为无法归家的游魂。二是由于“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影响，甘青山知名度高，国共两党留学苏联的学生都知晓，为了不必要的麻烦而为之。三是甘青山娴熟掌握英文，取英文名字韦克铎（Victor），单词（victor）译文意义是“胜利者”，寓意着共产党的革命一定会成功，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四是甘青山有取英文的嗜好，1924年10月19日，他的儿子出生，甘青山高兴为儿子取名为甘约翰（John）,英文意为“上帝恩赐”，甘约翰一生用此名，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

    1931年11月26日，在河南省南阳区，沈宗源根据中央指示，改组了鄂豫边区特委，甘青山被选为特委委员兼军工科科长（桂保；《中共襄阳历史简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第132页。），干起了留学苏联时所学的专业工作，后来又担任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九军二十六师参谋长，红九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等职。

    1932年1 月，国民党军队对襄枣宜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中共鄂豫边区特委召开紧急会议，改组边区特委和革命委员会，成立鄂豫边区临时省委和鄂尔多斯豫边区临时省苏维埃，领导反围剿斗争。由于鄂豫边区临时省委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面对势力强大的敌人死守硬拼，致使襄枣宜革命根据地越守越小，红军越战越少。到6月15日，红九军总指挥部政委吴寿青率领部队300余人向钟祥进军，拟与程克绳所率的游击队会合时，不料在枣阳县迎水寺遭敌围攻，吴寿青和军参谋长甘青山、政治部主任马三光及大部分红军战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甘青山牺牲时年仅28岁。

    五、忠骨浩气贯长虹——千古流芳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舍生取义之士被人们遗忘，仿佛从未存在过，便消失在冥冥大千世界里，连英烈的故事也将在岁月里罡风中荒芜。1949年天下大定后，甘家开始四处寻找甘青山，多次写信投函寻觅他的踪影，直到1972年9月13日，甘青山烈士的家属才在中央组织部保管死亡人员档案中，得到一份1948年已牺牲的炮兵司令朱瑞为他写的简要证明材料：甘青山，男，1889年生（此处错误，1904年3月29日生），江西吉安人，大革命时期加入青年团和党，1925年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1927年入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于1930年回国，先后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被捕牺牲。廖廖数语记录证明了甘青山革命的一生。凭借着这张证明材料，甘青山被中央民政部评为革命烈士。如今甘家依然不懈地寻找甘青山的下落，希望他的亡灵能够回家。

    在土地革命时期，甘青山，甘明山和甘桥山三同胞兄弟为了信仰和理想，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英雄赞歌。甘青山家一门三烈士，他们对革命信念的坚定，对党的革命事业的追求，为革命壮烈牺牲之精神将永铭史册。他们三兄弟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生动地陈述了在那动荡不安、白色恐怖的年代，共产党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至今仍令人闻之动容，催人奋进。让我们永远铭记甘青山烈士的英名和壮举，传承他的革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