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卓，浙江永康前黄村人1892年11月4日出生（1930年8月28日牺牲)，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同盟会下属组织“龙华会”会员；五四运动后开办“洋火厂”失败，是最早“办厂”的“永康人”；于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由中共杭州地委指派参加“夏超起义”走上战场；回永后是永康最早的七个党员之一。

    “二五减租”时亲自发动组织前黄村、下徐店村农会，成为义和区、永康县农会领袖，带领农民进城请愿，参与对国民党县政府的谈判，在白色恐怖中坚持为减租书写多篇“呈文”因而作为农民协会代表，被选为“永康最高佃业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他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发展组织。创建下徐店村党支部和前黄村党支部；亲手发展早期党员超过一百多人，间接发展无以计数；直接发展的党员中担任过地、师级（包括中心县委常委）的著名人物如徐英湖、应焕贤、李立倚、徐阿宝、徐积福，程兴瑶、陈宝朝等人。1928年10月11日“儒塘头暴动”失败后李立卓坚持斗争，被选为中共永康县委委员，成为永康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9年10月担任永康中心县委常委期间参与整顿永康的大批党支部，并组织发动“黄余田暴动”。1929年12月开始担任永康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年关暴动，之后从无到有亲手组建起红十三军第三团（师），并兼任政委；红军队伍仅永康和缙云两地人数就达1500余人。

    面对这样一位革命先烈，在今年第三期的《永康春秋》有林某的一篇文章（以下简称林文），竟然这样提到：“令人遗憾的是今年春节期间，我在友人陪伴下，参观了古山前黄村文化礼堂，当我走到李立卓、李立倚烈士墓前时，赫然发现李立卓墓碑上镂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三团（师）政委”字样，显然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军史讹误，有人在为烈士争席位，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对烈士的不恭，对历史的亵渎。经组织确认，红三团（师）只有独一无二的一位政委，就是我邑舟山的楼其团同志，这是不容置疑的铁的事实。历史不是一位小姑娘，不能任人随意打扮拿捏。虔诚地期待市政府牵头、有关部门协调妥善处理，及时更正，尽快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否则误人子弟，成为笑柄。”

    作者认为，该刊发表此文，在对待地方党史方面失之偏颇，存在主观主义倾向，对李立卓烈士及烈士后裔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困惑。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6周年之际，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维护李立卓烈士的荣誉，作者将李立卓的光辉历史介绍给读者，并对林文的错误观点进行驳斥。

    红军时期浙江永康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由于年代久远及多数当事人牺牲等因素，很多活动轨迹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许多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得不到应有的肯定。所以，对李立卓烈士领导永康武装革命斗争的历史进行回顾，还是非常必要的。

    1930年1月11日（农历十二月十二日）永康共产党组织了“年关爆动”后，引来了国民党的疯狂镇压。永康党的活动虽然进入低潮，但在中心县委书记李立卓的领导下仍坚持斗争。李立卓率领王振康、应焕贤以及徐英湖等积极恢复党的各级组织，团结地方农民武装，从敌人手里夺取枪支，在省委的指示下建立起中国工农红军红十三军第三团（师）的武装队伍，并兼任政委。后人评价李立卓建立红三团的过程，开国少将（原浙江省省委书记）张文碧，在2000年1月29日，写《李立卓烈士纪念文集尘封的辉煌》序言中，对此作出肯定：“红十三军第三团（师）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李立卓烈士的事迹十分突出，牺牲也十分壮烈，我老伴看了十分感动，眼圈都湿了”。

    1930年7月，浙南特委召开了整军会议。会议任命和批准了红十三军的三个团各自的整军负责人。红一团由军委委员（浙南特委军事委员会）委员陈文杰负责；红二团由军委宣传部部长赵胜负责；红三团由当地党委（永康中心县委书记李立卓）负责。7月整军会议不仅任命了红一团、红二团、红三团三个团的整军和政治责任人，还明确了军队整顿的具体方法和要求：1、整顿军风纪。2、官兵一律平等。3、红军给养取之地主。4、枪弹必须从敌人手中夺取。5、军、师、团配政委，营、连、排派党代表。6、军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7、红三团整扩编后向松、宣、遂发展。8、兵源由各地区党组织保送。9、收编各地区农民自发武装以扩充我军[注 见《应焕贤回忆录》。]。

    1929年11至12月，永康党的中心县委改组时，李立卓当选为中心县委书记。1930年7月7日中心县委改组，李立卓仍连任中心县委书记。同时，李立卓在筹建红三团（师）时兼任政委。而此时，楼其团还未担任中共永康中心县委领导职务，所以，还没有被任命为红三团政委。 现有史料记载，楼其团刚开始时是担任红三团三营的党代表职务的。这也是符合浙南特委30年7月整军会议作出的第五条：“军、师、团配政委，营、连、排派党代表”的规定。该史料有力地佐证，楼其团先是担任红三团三营的党代表。这说明，在必定还有其他人担任团政委一职，这个团政委就是永康中心县委书记李立卓。这也说明楼其团后来虽然担任过红三团政委，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红三团团政委。     

    可是林文竟然说：“经组织确认，红三团（师）只有独一无二的一位政委，就是我邑舟山的楼其团同志，这是不容置疑的铁的事实。”  我们不知道林文为什么要排斥李立卓曾经担任过红三团政委？又为什么断言红三团只有独一无二的一位政委？ 林文这样做是出于什么目的，到底是林文在为烈士争席位，还是有人在为烈士争席位呢？这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1929年永康的农民武装，还有一支是吕思堂领导的工农军。当时，这支队伍虽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但是又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在当时党的组织原则看来是不够理想的。这从《永康中心县委报告》第二号、第三号，《永康中心县委关于组织、军事、反动的政治情况等给中央的报告》，《永康中心县委给浙南特委的信》[注 两个报告现存中央档案馆，《给特委的信》现存浙江档案馆。]等文件中可以看出端倪。

    对于工农军的独立性问题，在当时看显然是与上级党组织的要求有很大距离的。李立卓与中心县委的同志们，是不允许红三团出现闹独立的现象！从李立卓给中共中央、浙南特委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对红军队伍闹独立性的担忧。李立卓在纠正工农军的独立性问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红三团始终成为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

    李立卓对上级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加以落实。他对红三团的军风纪的整顿有文字的记载。李立卓为了落实兵源由党组织保送这一条，曾经召开了党委会，要求下面每个支部保送两个以上青年加入红三团。使得党领导的红三团（师）队伍迅速壮大。这些活动轨迹都是有据可查的史实。

    1930年8月25日正值盛夏。李立卓和妻子陈宝花，大儿子李昌豪一道在家乡的农田里收割稻谷，挥汗如雨。红三团团长程仁谟派人十万火急的赶到田头，向李立卓反映红三团所属各营部出现了分枪纠纷，急需协调解决。李立卓听了汇报以后，放下农活，匆匆往仙居红三团驻地赶去。据史料记载，当时分配枪支产生纠纷的原因是：铜山岭、泉井坑战斗前，为鼓舞士气，李立卓代表团部曾宣布一条规定，在战斗中“谁缴到枪，就归谁掌握”。可是这条规定也为此后的争枪风波增添了变数。为了在战斗中缴到枪，红军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战斗中也十分勇敢，打了大胜仗。可是没想到战后生出争枪风波。在红三团永康红军与仙居红军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战斗中打得最艰苦的缙云、仙居红军，他们在主战场泉井坑对阵敌军主力省防军，可是缴到的枪很少。仙居红军枪法好出力最大要求多分枪。而永康红军坚持说事先团部宣布“谁缴到归谁”。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仙居红军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团长程仁谟难以决断，所以紧急派人请求政委李立卓加以协调。

    李立卓面对红三团所属各营出现的分枪纠纷，感觉到责任重大，必须立即赶往仙居把这一问题协调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李立卓在往仙居的途中，不幸于8月26日被国民党保安团逮捕。李立卓被捕以后受尽酷刑，被敌人钉在木板，点上蜡烛，点天灯酷刑，于8月28 号英勇牺牲。就这样，李立卓在中共永康中心县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红十三军第三团（师）政委的岗位上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和青春。

    可是林文却说：“赫然发现李立卓墓碑上镂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三团（师）政委”字样，显然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军史讹误，有人在为烈士争席位，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对烈士的不恭，对历史的亵渎。”我们看到这里纷纷义愤填膺。李立卓烈士在革命的岗位上，抛妻别子，散尽家产，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前黄村党支部及革命人民群众在李立卓的墓碑上，刻上他生前的职务，难道就是为烈士争席位吗？就是对烈士的不恭吗？就是对历史的亵渎吗？我们真不知林文的作者是究竟是站在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台湾地区台独分子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我们不能忘记前苏联分裂的前几年就是从否认和诋毁苏联红军的光荣历史开始演变的。

    总之，红三团是在永康中心县委书记李立卓的领导下创建、发展、壮大起来的。红三团自始至终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都是在李立卓的直接领导下，直至牺牲。

    林文称：“楼其团是独一无二的红三团政委，而不是李立卓”。其实这是错误的，没有史实根据的。逻辑上两个人先后担任红三团政委并不冲突。他在世的时候，担任永康中心县委的职务并不比红三团政委的职务低，绝不会为了个人利益争什么席位。李立卓牺牲后，他的后人更不会有什么动机为烈士争席位。难道，争了这个席位，李立卓烈士的后裔就能够多一分抚恤金吗，这真是对烈士及烈士后裔人格的极大地污蔑和侮辱。

    大量史料证明，在红三团攻打壶镇之时，（此时李立卓已牺牲）楼其团尚未担任红三团政委。现永康档案馆保留着一份在1930年11月份形成的档案《程宣麻亲笔供词》[ 《程宣麻供词》现存永康档案馆。]程宣麻原是共产党人，于1930年被捕，向国民党供述了当时的事实。我在此将其供词中有关的一段抄录于下：“七月初九日[ 1930年农历闰七月，攻打壶镇前夕是公历9月初.]，将大举破壶镇，我始随队伍到方丘，次日到方山口，夜间转移到方山寺内印士兵宣言二百份，那日即在方山寺正式建设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委会推宋炳然（即宋桓）为政委会主任[ 宋桓是黄余田暴动的骨干之一，红三团陷入困境之后随程人谟一起自首。政委会主任也可解释为“政治部主任”。]；成立宣经济部、金丁亥训练部、胡寿春（即闻惊）干事部、卢湛宣传部、黄锡畴秘书、程宣麻组织部；军委会程仁谟为军委主任、王贻生[ “王贻生”即王振康。]为副主任。”

    1930年的供词记录当年的事情应当是高度可信的。它证明了在李立卓牺牲之后的短时间内，特别在攻打壶镇战斗中楼其团仍未担任“政委”。这也证明在楼其团担任红三团政委之前还有两个人担任团政委。一位是李立卓，一位是宋炳然（即宋桓）。有力地佐证了“楼其团是独一无二的红三团政委”之说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李立卓烈士的儿子李昌毅，后改名李一心，他的青少年是在原永康中心县委常委李立倚、徐积福的抚育下成长的。李立倚是李立卓的胞弟，是永康著名的共产党人，对大哥李立卓的儿子自然是倍加呵护关怀。徐积福在李立卓牺牲后，为掩护坚持革命，仍在前黄村教书。他后来曾担任江苏茅山工委书记，领导苏南的革命工作。这两人都曾数次在教导李一心时说起：“你爹爹李立卓的职务是永康市中心县委书记兼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三团（师）政委。”少年的李一心对爹爹李立卓的革命斗争史是终身难忘的。李立倚和徐积福都在解放战争时期牺牲。但李一心对爹爹担任永康中心县委书记兼任红三团政委职务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李立卓烈士的家乡前黄村人民，在为李立卓烈士立碑时，将烈士生前的职务镂刻在墓碑上，完全是正确的革命义举。

    完全不是如林文诬称的那样“争席位”。试问林文的编者，有关部门在烈士的墓碑上镂刻其生前的职务的行为何罪之有？难道林文及编者是在企图泯灭烈士的丰功伟绩吗？你们即然称楼其团是独一无二的红三团政委，为什么没有把他担任红三团政委一职刻在楼其团烈士墓碑上？这难道不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军史讹误吗？根据永康春秋2023年第3期总第42期13页，作者黄传后著文《楼其团烈士碑文复正了》（以下简称黄文），文中称：“今年3月26日。以优质青石为材料，用市档案馆收藏的张爱萍将军真迹作版本电脑扫描而完成的楼其团烈士墓碑复正工作完成。”我们注意到复正后的墓碑是楼其团烈士之墓，上面并没有楼其团烈士生前的职务“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三团（师）政委”的字样。这样的墓碑有一个弊端，不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人民群众，看了墓碑只知道楼其团是烈士，却不知道他是哪年哪代的烈士。我们要问黄文的编者，你这是不是在篡改军史呢？你又有什么资格和依据要在楼其团的墓碑上泯灭其红三团（师）政委的历史遗迹呢？就算张爱萍当时为楼其团烈士题词时的原稿上没有写上他的职务，你们在复正墓碑时，为什么不用仿宋体把他生前的职务镂刻上呢？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烈士的生前职务关系到烈士的荣誉，任何组织和个人没有权利把他泯灭。这是不是有损楼其团烈士的英明呢？

    就以永康市烈士陵园刘英烈士墓的题词来说这件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