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所谓的“特别军事法庭”，以“妄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为由，仓促宣判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极刑，当日即在京师看守所执行。李大钊第一个昂首走上绞刑台，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与他一起殉难的烈士中，姚彦、邓文辉两位是我们湘西人。

    第五位走上绞刑架的是共产党员姚彦。他是保靖县舍那村红岩溪人。他出生在一个富有人家，少年时勤奋好学，考进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升入北京大学。1925年8月，姚彦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年底回到保靖后，一边走村串户宣传革命真理，一边动员大哥姚伯春将自家的田地分给佃农耕种。春节后，他将刚满十岁的表侄女彭司琰带到桃源女师附小学习，1939年，彭司琰成为了中共保靖第一任女县委书记。

    1926年2月，姚彦回到北京，当选为中共北方区委执行委员，他在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我党在北方区的组织、宣传等工作。3月18日，他们组织北京各界集会，发对日本侵略中国。当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遭到段祺瑞血腥屠杀时，姚彦不为反动势力的刀枪所吓倒，而是遵照李大钊的指示，秘密地开展抢救伤者、安葬烈士等善后事宜，他还乔装打扮，转送情报，散发传单。

    党组织考虑到当时的危急形势，曾决定派姚彦去苏联学习，他以“我情况熟，有利工作”为由，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坚持地下斗争。自“3.18”惨案至1927年2月，仅北京一地，共产党员就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1927年2月，姚彦当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候补执行委员、商民部长兼训练员，并以此公开身份为我党工作。3月下旬，姚彦一家4口被反动军阀逮捕。

    在狱中，姚彦始终坚定信念，没有透露我党的任何秘密。敌人给他纸笔逼他写交代材料，他写道：“方此国家多事之秋，危急存亡之际，我辈正应努力奋斗，预备将来出而用世，以救同胞于涂炭之中，护国家如磐石之安……”慷慨陈词，视死如归。他牺牲时，年仅24岁。

    另一个湘西英烈是邓文辉。他祖籍江西，民国初年随父母迁来沅陵县城居住。1921年，邓文辉从沅陵辰郡中学毕业，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班，后在北大物理系学习。民国1924年，邓文辉加入了国民党，日夜联络各界，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在街头巷尾，用生动的语言劝喻青年学生积极投身革命，使国民党进步势力蓬勃发展。

    翌年，国民党北京支部改为特别市党部，邓文辉被选为市党部执行委员、青年部长。他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全身心从事革命活动，促进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并及时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各种反动阴谋。

    “五卅”惨案发生后，邓文辉参与组织北京后援会，发动全市人民大力声援上海的爱国工人和学生，南北呼应以壮声势。1926年1月，邓文辉作为北京的正式代表，赴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3月18日，邓文辉带领北京市民游行请愿，反对侵略，反对霸权。一路上，他手执大旗立于队伍的最前头，高呼口号，指挥全局。当反动军队开枪镇压时，邓文辉头上的帽子被子弹击中，他仍毫不退缩，继续手执大旗稳定队伍，指挥疏散。事后，他又与陈毅同志一起，代表市党部前往吊唁“3.18”惨案中的牺牲者谭季缄，并送给谭家一笔治丧费。

    此时的陈毅，系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中共党团书记，并经我党批准也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工作，与姚彦、邓文辉等共同战斗。运动之后，陈毅被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派赴四川从事兵运工作，并参加泸顺起义的组织工作，然后参加南昌起义。

    1927年4月，北平反动势力开始疯狂镇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李大钊临危不乱，把革命指挥机构转移到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内。4月6日，军阀张作霖下令包围了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邓文辉、姚彦等20余名领导者、组织者逮捕。28日，李大钊与等同志被害于京师看守所，邓文辉是第三位走上绞刑架的烈士，时年24岁。

    在当时的形势下，姚彦、邓文辉两位革命者虽然属于不同的党派，但是他们都是革命进步力量的代表，都是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志士。他们不愧是李大钊的好学生、好战友、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