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周玉（1912年12月——2015年6月20日），湖南省平江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曾任过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解放军装甲兵顾问。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候补委员。

    一、绥蒙公安、情报机关在丰镇组建

    抗战时期，裴周玉在晋绥边区做八路军的情报工作多年。1946年2月，设在丰镇的“晋绥前线指挥部”，给时任雁门保安处长的裴周玉发去电报，要求他即日赴丰镇汇报工作并接受新的任务。2月7日，裴周玉带领警卫员兰树云，从左云城来到丰镇“野战前线指挥部”。裴见到李井泉政委、张宗逊副司令员后，向他们汇报了工作。二位首长向裴详细介绍了绥蒙形势与丰镇、集宁治安状况，并命裴赴张家口面见贺龙司令员汇报工作并接受新的任务。

    裴周玉从丰镇带领了五位同志，于2月9日出发，2月10日赶到晋察冀边区政府与军区驻地张家口，很快见到了贺龙司令。

    贺龙司令热情地接待了他，之后告诉他，让他来张家口的目的，是调他另有重任，并令他到边区公安局找许建国（即杜理卿）了解、学习一些管理城市工作的经验。

    第二天，裴即乘车去边区公安局见到了许建国。许建国在红军时代就是裴周玉的上司，即红三军团保安局侦察部部长，那时裴周玉是检查科科长。老战友见面，都很高兴。在二人相互介绍了工作情况后，许即找来分管情报、治安的几位同志向裴介绍了工作经验。另有，驻在张家口的“平津情报站”站长冯基平，还向他介绍了半年来的工作进展和经验教训。之后，许建国同志还抽时间亲自陪同裴周玉游览了张家口市容，并参观了两个派出所。

    几天后，贺龙司令员派人接裴到他的驻地，并向他介绍了当前的政治形势：蒋介石正在利用国共合作来欺骗人民，准备发动新的内战，而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具体到绥蒙地区，就是要加强丰镇和集宁这两个城市的管理工作……并告诉他：“现在决定你从雁门公安处调到绥蒙任公安局长，重点要抓好丰镇和集宁的城市治安与反特工作，以取得经验为我们今后接管归绥、包头、大同等城市作借鉴，并利用城市的有利条件开展归绥、包头、北平、天津等城市情报工作……”接受任务后，裴周玉于2月24日从张家口返回丰镇。

    回到丰镇后，裴周玉向李井泉政委、张宗逊副司令员、区党委书记高克林汇报了贺龙司令员的指示，他们都表示赞成，并决定裴周玉留在丰镇，没必要再回左云县城。由“前指”发电报，向雁门党委和行署领导传达贺龙司令员的指示，要求雁门保安处的机关人员都来丰镇和集宁的绥蒙公安处合并，成立绥蒙公安局。

    1946年3月19日，原雁门公安处包括保卫队与电台的工作人员，共100多人，从左云城来到丰镇。3月20日原绥蒙公安处包括处长刘子仪和科长韓继恩，从集宁乘车来到丰镇。3月21日，雁门公安处和绥蒙公安处合并，在丰镇正式成立了绥蒙公安局。在成立会上，裴周玉和刘子仪分别作了讲话。新成立的绥蒙公安局，局长为裴周玉，公安局副局长为冯基平。原绥蒙公安处处长刘子仪调往它处，另有任用。

    二、加强绥蒙地区公安、情报的组织机构

    绥蒙公安局在丰镇成立后，首先加强了绥蒙各地的公安机关的布局和力量，强化社会治安。

    1、将各县的“公安科”全部改为“公安局”。

    2、调整下属公安机关的领导力量。将原绥北公安分处长葛向明调任丰镇公安局长；将原绥西公安分处长董弼臣调任平绥铁路集宁段的警务科长；原绥南公安分处长高仰先继续留任……

    3、在丰镇与集宁，由原有的一个派出所，各增加三个派出所；每个派出所工作人员定为六至七人。进一步加强丰镇和集宁的户籍管理和治安工作。

    三、开创绥蒙情报工作的新局面

    根据贺龙司令员对绥蒙公安、情报工作的指示，裴周玉在主持绥蒙公安局的任务后，特别注重了绥蒙的情报工作。

    1、加强本局机关和各县公安机构的建设。原来绥蒙公安处干部短缺，全处属干部身份仅有7人，不仅未设情报站，更没有专职的情报干部。所以，绥蒙公安局从一成立起，就着手加强工作站的建设。将原设在张家口的“平津情报工作站”的领导权划归绥蒙公安局。由公安副局长馮基平兼任该站站长，干部有王维勤、杨春旭、李建奎，并配有电台一部，继续在张家口向北平、天津开展情报工作。

    2、设立情报工作站，情报工作站分别为：

    孤山情报联络站。

    为了保障丰镇首脑机关（前线指挥部的驻地）的安全，野战司令部首长决定由裴周玉负责军地统一领导的情报联络站。站址设在孤山火车站。人员由二旅侦察科范科长任站长，野战军司令部侦察科张科长、丰镇公安局长葛向明、晋察冀部队代表周全，以及总局派出的老侦察干部刘巨吉与胡开明参加该站工作。

    该站主要是统一领导军地派遣出的内线人员，以便统一掌握敌方的军事情报，防止敌人的武装袭击与敌方特务的骚扰。

    口泉情报站。

    以金龙苏（苏干成）为站长。该站原来向口泉、大同、怀仁开展情报工作。转归绥蒙公安局领导后，干部又增加了胡开明、赵国斌等，不久，该站很快发展为十多人的武装力量，后来对外改称“雁门武装工作第一队”。

    “归包”情报站。

    由绥蒙公安局的侦察科长王树楷兼任站长，干部有冀述楷、聂金生等。他们以旗下营和桌子山为据点，利用商人来往的各种关系，迅速建立、恢复“归包”的情报网，搜集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如归绥、包头的敌特与军事动态，敌军的防御部署与城防图等。许多重要的情报材料，都由内线关系，按要求及时派人送到野战军司令部，供领导人在谋略中参考。

    3、选调情报干部加以培训，派进城市做内线工作。

    1946年3月底，经区党委批准，绥蒙公安局在铁路职工和工厂中挑选出积极进步的知识青年，训练两个月后分配做公安、情报工作。在丰镇训练的第一期干部，即初级公安学校，学校的校长和主任由裴周玉兼任，学员共训练出60多人。从1946年的3月到9月将20多名受过培训的情报骨干人员，分期分批派往未解放的城市做内线工作。这些同志们，被派进敌人内部后，争取并利用一些有可利用价值的关系，使绥蒙的情报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

    4、绥蒙情报工作卓见成效。

    绥蒙公安局的情报工作，不仅抽调干部经过培训打入敌人内部，同时，十分注意利用敌人原有情报人员化敌为友，为我而用，让他们为我方做贡献。

    有一个叫王雁鸣（曾化名为方少水），原为我军干部，后因种种原因，离开部队逃跑。逃跑途中被日冦俘虏，被迫做了日寇的特务。叛逃四个月后，他不甘心当汉奸，又通过我地下工作人员杨元功与我党取得了联系，做我方的情报工作。

    日冦投降后，我方派他发展大同、口泉一带的内线情报，他接受任务后，先后发展了贺登之、陈六九、邹宗鲁、邹宗桥、马绍武、谭兴等内线情报人员。通过这些关系，我方得到了大同、口泉等地的敌方“城防图”、敌军编制、干部花名册以及手抄电报密码本等。

    进入1946年，王曾在大同召集20多个我方地下工作人员开会，结果被敌特侦知，使八个同志被捕。王雁鸣侥幸逃出大同，跑回丰镇，找到他的上级裴周玉。裴了解到情况后，又派他返回大同城，让他争取杨子俊。

    杨子俊是闫锡山的部下，在长城自卫军大同挺进纵队任少将司令。王雁鸣曾在杨的身边工作过，彼此都了解。王雁鸣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关系混进大同城，直接进入杨子俊住宅，见到杨子俊，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丰镇解放军前线总指挥贺龙司令员派来的代表，邀请你亲赴丰镇同贺面谈……”。杨子俊经过几天考虑后，由王雁鸣陪同来到丰镇。来丰后，张宗逊副司令员，孙志远副政委和裴周玉接见了杨子俊，并向他表明，解放军准备进攻大同，希望他能配合，杨表示愿意接受解放军的要求。之后，张宗逊知道他平时吸大烟，送给他50多两大烟，法币100万，手枪4枝等，然后派人护送他返回大同。只因当时解放大同，时机尚不成熟。我军放弃了攻城计划，但杨子俊继续为我党服务。绥蒙公安局还派出一个共产党员许剑葆潜伏在杨的身边任副官，许从而利用杨的身份做掩护，为我方提供许多重要情报。凡此事例，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