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中央，为了争取舆论的理解和支持，粉碎国民党的政治“抹黑”，让外界了解真实的红区情况，在党的历史上开创性地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党中央主动邀请或欢迎中外正直的人士来访问，就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斯诺是回应中共对外开放方针，应邀访问陕北红区的第一人。他的《西行漫记》等著作，向世人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和党的政策，起到了正视听、助革命的强大作用，一时名扬天下，这是党的对外开放方针的重大胜利。斯诺此访的意义在于，为外国人来访开了个好头，打破了敌人的封锁，改善了党的政治生态环境。但是，还有许多鲜为人知、饶有兴味的故事，他并未写入《西行漫记》中。本文择其要者，以飨读者。

    踏上“伟大的探险”之路

    斯诺1936年到陕北“探险”前，已在中国生活了7年。

    斯诺的祖父塞缪尔·斯诺，担任过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他少年时就听到过关于中国的故事。1928年，不满23岁的斯诺经夏威夷、日本到了上海，身份是周刊《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后来又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上海的特约通讯员。从1929年起，斯诺开始遍访中国内地的主要城市，以及东三省、内蒙古、两广、云南、台湾等地，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了一定了解，同情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斯诺曾以战地记者身份前往东北采访。返沪后，又经历了“一.二八”抗战。他根据见闻，在1932年底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颂扬东北和上海军民的英勇抗战。同时，在书中根据第二手材料，对江西苏区的情况作了报道。

    斯诺是怎样产生访问陕北动机的呢？这事与宋庆龄有关。他为撰写宋庆龄传记，1931年9月在上海拜见宋庆龄，进行了多次长谈。他被宋的伟大人格深深感染，并同她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关系。经宋庆龄的介绍，斯诺结识了鲁迅。在他们的影响下，斯诺“在对中国的现实认识上，来了一个飞跃”。后来，在鲁迅的具体指导下，斯诺编辑了英文的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

    1933年秋，斯诺离开上海到北平的燕京大学新闻系执教，并在这里结婚安家。在此期间，他同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来往密切，并且和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一起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正是从这些学生那里，他得到了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新闻记者的敏感，使他立刻萌生了要到陕北红区，亲眼“看一看蒋介石费了十年时间试图‘清剿’的究竟是些什么人”的念头。但怎样去呢？一时无策。1936年春，斯诺又去拜访宋庆龄，表达了这一愿望，宋表示赞同并愿帮助。时隔不久，宋庆龄接到有关人士转来的中共中央的电报，内容是请宋帮助邀请一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医生，到陕北访问。

◆1936年斯诺与毛泽东在保安。

    经宋庆龄介绍，斯诺与中共华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1936年6月，他带着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性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带着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和许多笔记本，登上了从北平驶往西安的火车，开始了他的被后人称作“伟大的探险”的旅程。

    受到苏区的热烈欢迎

    当时，驻扎在西安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已经同陕北红军达成了停战协议。这为斯诺进入红区提供了方便。

    7月初，斯诺乘东北军的卡车由西安到达肤施（即延安，当时为东北军控制），然后步行，于7月9日到达红军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刚一到达，他就受到一个蓄着浓密黑胡子，双目炯炯有神，态度温和的青年“军官”的接待。这位“军官”用流利的英语同他交谈，斯诺大感意外。谈话中他才知道，接待他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周恩来说：“我们欢迎来苏区访问的任何一个记者。阻碍记者来访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写出来，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了解苏区的情况。”斯诺没有想到，刚来到这个“神秘”之地，就受到热情接待，兴奋得彻夜未眠。

◆1936年，斯诺（右一）在陕北革命根据地。

    斯诺在安塞住了两天，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第三天，周恩来派人骑马护送他前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斯诺在这里受到更为隆重的接待，大半中共中央委员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同群众一起，热烈迎接第一位到访的外国人。群众打出的欢迎横幅上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在保安，斯诺开始了他对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正式访问。

    毛泽东正式接见斯诺前，7月13日晚有一个礼节性的看望。斯诺在窑洞里等待着，直到吃完饭时毛泽东才来。毛泽东用力同斯诺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要斯诺在同别的领导人谈过话后，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之后，他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7月14日，保安举行欢迎斯诺和马海德大会，毛泽东出席并即席讲话，对客人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7月15日，毛泽东正式会见了斯诺，主要谈中国抗日的世界性问题。此后，毛泽东与斯诺又有过几次谈话：7月16日，谈中国抗日的形势问题；18日、19日，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7月19日，张闻天接见斯诺，回答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阶段划分等问题；7月23日，毛泽东同斯诺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问题，第一次公开表述中共的独立自主立场。7月底至9月中旬，斯诺前往甘肃、宁夏，采访红军前线部队。返回保安后，9月24日，毛泽东同他谈联合战线问题；10月间，毛泽东应斯诺再三要求，同他连续几个晚上谈个人历史和关于红军长征的经过。对他人系统地谈个人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为慎重起见，毛泽东要求斯诺将这部分内容整理成文后，由黄华译成中文，交毛泽东仔细审阅修改。黄华照改英文稿后，再交给斯诺。谈话通常从晚上九点开始，持续到次日凌晨两点，吴亮平（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做翻译。这些谈话，马海德通常在场，但他只听不发言。

    《七律·长征》的传播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毛泽东觉得斯诺是一个真诚、可交、可信的人。于是，他平生第一次敞开心扉，对一个外国人谈了连贺子珍都未听说过的“个人历史”。

    在谈完长征的经历之后，他乘兴将所作《七律·长征》抄赠给斯诺，斯诺感到大喜过望。这首诗，是毛泽东1935年9月下旬长征抵达哈达铺时写成的。当时他确定了“陕北”这个长征的落脚点，“心情豁然开朗”，写下这首诗。9月29日晚，在通渭县文庙召开的部队干部大会上，毛泽东自告奋勇朗诵了它，此后便秘不示人。这时，主动抄赠斯诺，可见两人友谊之深。

    在吴亮平的帮助下，斯诺用英文意译了这首诗，写进他的采访日记中。1937年4月间，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出版了一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印了五千册，主要内容是斯诺上一年在陕北采访毛泽东的谈话。该书出版得到斯诺的大力帮助，书的首页刊有斯诺提供的《七律·长征》。后来，该书主编王福时陪同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海伦·斯诺的笔名，斯诺的第一位夫人）访问延安时，当面赠送给毛泽东一本。毛泽东平生第一次看到用铅字印成的自己的诗，笑着拿在手里把玩良久，表示感谢。

    后来，斯诺把这本书寄往英国。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个月里印行了5版；1938年1月，又在美国纽约出版，立即轰动世界，被称为“现代新闻的杰作之一”。该书第五编《长征》，就是以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作为结束语的。斯诺写道：“在此，我谨以毛泽东主席——这位既能领导征战，又能写诗的造反者所写的，关于这次六千英里长征的一首古体诗作为尾声。”（原诗略） 这是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最早在国外的传播。

    1938年2月，由胡愈之主持的上海复社，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为了掩护和便于在国统区发行，该书更名为《西行漫记》。这本书初版印了1千册，当年11月就印到第4版，其中也载有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使这首诗在国内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

    从现有史料看，斯诺是第一个看到毛泽东这首诗文本的人。他的《西行漫记》创下了同毛泽东诗词有关的三个“第一”：该书是第一个披露毛泽东《七律·长征》的公开出版物；该书所引录的《长征》诗，是毛诗中第一首被公开的诗作；该书第一次向国内外传播了毛泽东的诗，使人们知道毛泽东还是一位诗人。

    一张珍贵照片的拍摄

    人们打开《西行漫记》，都会看到毛泽东那张戴红军八角帽的照片，它是1936年斯诺访问保安时拍下的杰作。

    当年，由于斯诺与毛泽东交往中形成的友谊，他成为惟一能使年轻（43岁）的毛泽东戴帽子的人。平时，毛泽东总是光着头，蓄着长发。在交往中，斯诺用文字记录下了毛泽东的许多谈话，也拍过一些毛泽东和其他红军领导人的照片，但他觉得都不理想。他要拍摄一张很帅气的、足以体现毛泽东风采的“官方的”相片。

    斯诺觉得，毛泽东穿着随便，又光着头，看起来不够“正式”。可是毛泽东最不喜欢受拘束，也不愿意受人摆弄。随心所欲，自然无华是他的性格。这些，斯诺通过多次的交往是清楚的。但他还是想为毛泽东拍一张“正式”的照片。这个想法，他对同伴美国著名医生马海德谈了，马表示赞同。

    机会终于到来。一天，毛泽东来斯诺的窑洞看望。斯诺乘机要求为毛泽东拍照，毛泽东同意了。可是他依然光着头，斯诺又犹豫起来。此时，站在一旁的马海德，机灵地摘下斯诺头上的红军八角帽，戴在毛泽东头上。未及毛泽东反对时，只听“注意……”，咔嚓一声，这张历史性的著名照片便诞生了。

    现在我们从照片上还能够明显地看出，毛泽东戴的帽子有点小，头发也没有完全套进去。他本来有一顶量身定做的帽子，但平时不戴。当时警卫员说要回去为他取帽子，他阻止了，说那样太麻烦。斯诺说，窑洞光线太暗，要移到外面拍照，毛泽东服从了，并按照斯诺的“指挥”，站到指定位置。斯诺取景时，觉得站位距背景的窑洞太近，要求他向前移动几步，毛泽东也服从了。这一天他空前的配合。

    毛泽东这张侧面戴八角帽的相片，是当时拍下的最好的照片之一，这是斯诺事先未曾想到的，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摄影师。这张肖像摄影艺术杰作，1936年11月14日，首次刊登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很快流传于海内外。

    1937年5月，海伦·斯诺访问延安时，把这张照片拿给毛泽东看。他端详着照片，面带笑容地说：“没想到，我看起来还挺精神咧！”海伦说：“你的这张照片拍得真好！我丈夫说，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它在报刊上一发表，就吓坏了蒋介石，轰动了全世界。”毛泽东接着说：“哦，没想到我的照片会有这么大的威力。斯诺先生让世人看到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并不是红毛绿眼睛，杀人放火的‘土匪’，我们非常感谢他！”

    1965年，斯诺访问完后由北京回到美国，对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斯诺的第二位夫人）和孩子们说：“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十分壮观。后台天幕上出现了放得极大的毛泽东戴八角帽的像。我出神地看了很久，啊，那不是我1936年为主席拍的照片吗！我兴奋极了，没想到这张照片在那么大的空间，派那么大的用场。”

    斯诺十分珍惜那顶帽子。虽然它在毛泽东头上只戴过几分钟，但又是他自己与红军在一起时戴了几个月的，所以他一直把它珍藏着。他的两个孩子逐渐长大后，他时常取出这顶帽子，向子女们讲述当年在保安会见毛泽东和为毛泽东拍照的动人故事。全家人很高兴，都愿意在头上戴一会儿。他的两个孩子还戴着这顶帽子照过相。

    1972年斯诺逝世后，他的夫人和孩子们商量这顶帽子应该怎样处置。尽管他们心里难以割舍，最后还是认为它属于中国人民，应该把它送还中国。因为，那是当年红军送给斯诺戴的，是中国一段历史的见证，上面有中国革命的影子。所以，在洛伊斯·惠勒·斯诺访问中国时，亲手把这顶帽子交给了邓颖超。后来，转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永久珍藏。

    意外发现的一封书信

    斯诺离开陕北后，1937年初，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4—1950）访问延安。毛泽东3月1日，与她谈了当时的国内形势与中日关系问题。这个谈话，表露了当时中共的一些新政策。后来，经过整理，3月29日至4月3日刊登在延安的《新中华报》上，题目是《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毛泽东为了让好友斯诺及时了解党的新方针，于1937年3月10日给他写了一封热情的信，并附上这份谈话稿。信是这样的：

    斯洛（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

    我同史沫得列（即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带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

    健康！

    毛泽东

    三月十日于延安

    斯诺收到这封信后，十分高兴。他通过文章，在中国和外国广泛传播中共的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新政策。从1937年起，在35年的辗转奔波和动荡生活中，他一直珍藏着这封信。

◆斯诺采访毛泽东的长文刊发在 1936 年11 月 14 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

    1972年，斯诺在日内瓦逝世。当时我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和夫人王静，应邀协助斯诺夫人整理斯诺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这封信。请示国内后，定为珍贵革命文物，要求立即将它影印下来。1982年，在斯诺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前夕，陈志方将它交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永久保存。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一封毛泽东写给斯诺的书信，弥足珍贵。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们都感谢你的。”其实，毛泽东对斯诺表示感谢不止这一次。1938年春，毛泽东对一位德国记者说：“当其他人谁也不来（陕北红区）的时候，斯诺来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公诸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

    1939年9月，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和陕北根据地时，毛泽东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把斯诺郑重介绍给大家。并指出：《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报道了我们情况，介绍了我党的政策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

    但是，当时延安也有一些人对斯诺心存误解和偏见，觉得他是美国人，不赞成在党报上发表他的文章。为此，1943年4月9日，《解放日报》以“编者”的名义发文，力挺斯诺，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斯诺：“虽然他是资产阶级记者，说话是站在美国立场上，但在现在国际反侵略反法西斯战争中，美国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一员，斯诺也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他写的文章只要有利于抗战，在我们党报上发表也是可以的”，“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不妥”。

    陕北归来著述多

    1936年10月底，斯诺秘密返回北平。他先在美国使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发布他苏区之行的重要消息。继而在其夫人的协助下，整理他在苏区的采访笔记。

    11月12日，距斯诺返回北平不到两周，他的《毛泽东访问记》开始在《密勒氏评论报》陆续刊出。随后《大美晚报》《亚洲》《美亚》《新共和》《星期六晚邮报》《生活》《每日先驱报》等英、美报刊接连发表了斯诺所写关于苏区的报道，以及斯诺在苏区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斯诺自己回忆说，他仅为《纽约太阳报》就写了30篇报道。在撰写文章的同时，斯诺还参加和召集了各种形式的报告会，介绍他的苏区之行。斯诺的报道文章和报告，在国内外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为了让中外更多的人了解苏区的真相，斯诺继续紧张地工作着。

    1937年初，斯诺在北平寓所，将刚完成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初稿）英文打字稿交给王福时（清华大学学生、斯诺的朋友）。王福时看了非常感动，立即约斯诺的秘书郭达和燕京大学学生李放合作，迅速编译成中文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东方快报》主编王卓然（王福时之父）的帮助下，在北平秘密印刷出版，用上海丁丑编译社的名义发行。该书收有：斯诺与毛泽东多次谈话的记录，在英文报刊上发表的关于苏区情况的13篇文章，在北平作的《红军与西北》的讲演稿，以及32张照片和10首红军歌曲等。《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是斯诺关于苏区介绍文章的第一次结集出版，也是斯诺关于红区报道的第一个中文本。斯诺认为，此书“向无数中国人第一次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妻子海伦则说：此书“对中国像一道闪电，它唤醒了人民”，它的出版“是一宗真正的中美合作”。

◆《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7月，斯诺在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中，修订了《红星照耀中国》。10月，它的英文本由英国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几星期就销售10万余册，10月底三次印刷，仍供不应求。至12月，连续出了5版。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发行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三星期内销售1万2千本，成为美国有关远东时局的最畅销书籍。此后，《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一版再版，先后被译成法、俄、德、意、西、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莱、塞尔维亚等多种语言文字，在世界广泛流传。1938年2月，胡愈之等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支持下，在上海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了第一个较全的中文本《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第一版发行后，顿时销售一空。以后接连数版，仅上海一地就印了5万册。各地又陆续出版了多种简译本、片段或译文小册子，尤以《毛泽东传》为多。据统计，斯诺有关其苏区之行报道的各种中译本多达五、六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