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念 |
2008-08-19 12:17: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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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戈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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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秋，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我们战地服务团在云岭村时，我被派到罗里村做群众工作，主要是组织妇女识字班，通过识字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发动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当时，工作并不很顺利，因为这一带原驻过川军，纪律不好，给当地老百姓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我们部队新到此地，乡亲们对我们不了解，所以要把妇女组织到识字班来是比较困难的。妇女们不敢接近我们，不敢出来，我们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挨家挨户动员。经过一段时间，发现了几位积极热心的人如朱荣香、董银花、张招弟、高桂英等等，她们积极地和我共同做动员工作，终于把妇女识字班组织起来了。不满廿人，有已婚妇女和孩子妈妈，其余是姑娘。我们开始讲课，就有老大爷、老奶奶、小孩子围着看，识字班的姐妹们不好意思，老低着头。后来时间长了，习惯了，能积极主动地参加学习了，还能主动地做些布鞋慰劳前方战士，后来，还动员自己的兄弟、丈夫参加新四军，很活跃。在这同时，我发现一位芜湖难民叫余来娣，在一家有钱人家帮工。她很想参加识字班学习，但她实在身不由己，出不来。因此我只好经常单独帮助她，有时我们谈到深夜，有时我们一起睡在厨房里。经过较长时间的接触了解，我知道她已结婚，丈夫叫小狗子，对她不好，她无父母，比我大四岁，当时廿二岁，已怀孕（当时我也怀孕在身）。她很担心今后的生活，我也很替也发愁，可想不出解决的办法来帮助她。将近年底，因形势紧张，团部决定将我送到后方留守处（麻岭抗）待产，这样我就要和识字班的姐妹分别了。临别时，姐妹们依依不舍，哭哭啼啼地将我送出村外。我也流泪了，我真不愿离开她们。
1939年3月21日，我在小河口后方医院生一男孩，取名海燕，奶名宝宝。产后23天，我爱人严致中（在军部图书馆工作）将我接回罗里村。乡亲们见我回村，十分高兴。识字班的姐妹们为我安排了住房，村里的老大娘们拿了鸡蛋来看我和孩子，姐妹们还为我端汤送饭，洗涤照顾。这一番深情厚意，永远都牢记在心。就在这时，我得知余来娣在我们军部南堡村医院住院，我立即去医院探望了她。一见面，她就哭着对我说：“马同志，如果没有你们新四军的马医生救我，我早死了，再也见不你了。”接着她诉说了以下的情况：在我离开罗里村不久，她被东家辞退了。她无家可归，只好住在远房舅舅牛路家中（云岭村北头山脚下的路边一座瓦房里。牛路也是芜湖难民，借住此房）。她就在这间房里分娩。是难产。我军南堡村医院医生马万芬（现在银川医院）路过这里，见门口围着一群人，议论纷纷。屋内有妇人大声呼叫。她进屋一看，是一难产妇女，已十分危急。她马上要乡亲们用门板将产妇抬往南堡村医院抢救，用剖腹手术取出一男婴。虽然孩子已死了感到可惜。她却说“我养不活他，所以也不可惜了。你有工作，不能带孩子，我愿意帮你带，但我要跟你们部队的，因为我没有家。”后经领导批准，让余来娣以临时随军家属身份帮我带孩子。从此，我和余姐象亲姐妹一样。她出院后，我俩带着孩子，都住在牛路家。我回团部去工作，余姐随我带孩子到二甲居住。1939年秋，情况紧急，组织上动员有孩子的同志最好将孩子送回老家去。可是我家在敌占区，我离家后养母惨死在日寇屠刀下，我爱人的母亲软弱受欺，自顾不暇，组织决定，我的孩子和余来娣到麻岭坑受后方留守处管理。
1940年春，我要出发去江南前线之际，先到麻岭坑受后方留守处管理。
1940年春，我要出发去江南前线之际，先到麻岭坑与余姐和孩子告别。孩子喂养得很好，已呀呀学语。4月4日，我们娘三人度过了最愉快的一天。晚上，余姐从床下取出一双新的雨鞋交给我，说：“这是我给你买的雨鞋。我看你下雨下雪总是赤脚穿草鞋，会生病的”。我非常感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默默地接过了鞋。我说：“你又要关心孩子，又要关心我，真不知怎样感谢你！”第二天一早，我离别他们回团部。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孩子，就这样同我的孩子永别了。
1940年4月10日左右，我随谢云晖副团长领导的一部份团员到了江南指挥部。我在江南曾多次给余姐写信，但一直未接到回信。1940年秋天，我听刚从皖南到江南的同志说，她们在路上见到余来娣抱着孩子，后面有人帮她挑着行李，正向云岭方向走。余来娣还对他们说：“我带宝宝暂住在我舅舅家，等宝宝他妈来接我们。你们如果见到他妈妈，让她给我捎个信来也行，只要有地址，我带了宝宝讨饭也会找去的。”我听了这些话，真是柔肠百结，但又没有一点办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她们娘俩的消息了。
皖南事变发生了，我的心都要碎了。当时我在苏北战场，我认为余姐和海燕很可能也已遭敌手，尽管思念和悲痛，但已断了能找到他们的念头。1949年，工随军过江到常州，在军分区遇到了一位在云岭参军的原服务力同志（姓范，名字忘了），我向他打听余姐的情况。他告诉我，余来娣和孩子还活着，因为余来娣经常带孩子躲进山里。他还告诉我这么一件事：余的丈夫小狗子要卖掉余，让余到指定地点去让买主看人。余只好带了孩子让人去看。当时在场有好些人，余也不知买主是谁。等余离开后，这些人中有人说：“她带的孩子是新四军留下的。”这句话被一位好心人听到后，当即去告诉了余来娣。余当天晚上带孩子逃跑了。那些国民党土匪当晚就到余来娣住处，找不着人就把住处放火烧了。余带了孩子讨饭度日，躲在外边。后来在南陵县讨饭时，总算找到一家要帮工的，又带了孩子去帮工。以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我听了很感动，内心十分不安，余姐为海燕受了这么多的苦难，我真不知怎样报答她。打从这天起，我又开始找寻她们了。我给南陵县公安局、云岭村组织、牛路家等等发了好些信，但无一封回信。直到文革后期，1972年，老同志杨绍临遭迫害随爱人回原籍安徽巢湖，临行前问我有没有事要他在安徽帮助办的。我将寻找余来娣和孩子多年无下落的情况细说了一遍，请他帮助打听。老杨同志为此事特地到芜湖公安局找了一位老战友，请他帮助和泾县公安局联系上后，老杨同志在泾县公安局的陈绍斌同志陪同下，到了云岭、罗里村，在六十岁以上老人中查访。绍斌同志认真负责地召开了云岭村、罗晨村老人座谈会。经过一番细致的工作，方得知余来娣住在中村沿河小队。老杨和绍斌同志找到余的家中。余姐伤心地告诉他们，孩子在五岁那年患急病身亡了。余姐向他们要了我的住址。事后，老杨和绍斌同志都给我写了信。我得知海燕早年夭折，当然是伤心的，但得知余姐的下落，又十分高兴。余姐冒了生命危险，吃尽千辛万将孩子拉扯到五岁，是多么不容易的事！1973年，我约余姐来北京。她定了到京日期，还寄来一张照片，让我持相片去车站接她。我到车站没有接着她，很着急。突然，一位交通警同志来家晨报信，让去交通大队领人。我知是余姐，十分高兴，孩子们争着要去接。余姐悲喜交集，老泪纵横。她坐了一会儿，便从她带来的麻袋里拿出了花生、芝麻，还有四双布鞋，她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带给你，花生、芝麻是自己地里种的，这几双布鞋是我做的，我知道你们在部队晨最要紧是鞋。”我被皖南亲人热爱部队的肺腑之言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想起了1940年4月她给我买的雨鞋，又想到我和她分别三十三年，她居然还能记住我穿多大的鞋，这那里是鞋，是余姐的情和意，是皖南人民的心意。我情绪十分激动，泪水将手中的鞋都沾湿了。
余姐在我家半年多。她将自己怎样担惊受怕到深山躲藏，怎样带孩子讨饭度日，孩子又怎样病死等等，直到自己重新成家以及在皖南事变后她不敢也不能找我了，认为我们夫妻都牺牲了等等述说了一遍。我们在这半年多的日日夜夜，总是谈不够。我的老战友过去到过皖南的也都纷纷来看她，向她慰问。对她说，“我们见了你尤如见到皖南所有乡亲，你回去代我们向乡亲们问好，我们思念他们。”
1985年9月，新四军军部旧址开馆典礼举行时，我被邀请到了皖南泾县，住在泾川宾馆。除了参加一切正常的大小会议外，我们还到云岭村、村村、新兴村、南堡村、茂林、石林坑、太平湖等处旧地重游，感慨万千。在罗里村，遇到那时识字班的姐妹高桂英等，她们也都已是两鬓斑白的老太太了。我们见了面，泪水代替了言语，连问声好都没有就失声痛哭了。从她们的哭声中，就知道乡亲们受苦了。历历往事随眼泪一起涌上心头，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久久不能平静。到了云岭村，我到服务团女同志住过的地方、我们的小图书室等到处，还到村北头路边的瓦房里，我和余姐带孩子住过的牛路家看看。这些房子全都在，只是主人更换了。村中间那条小溪晨的水仍然和过去一样静静地流淌着。四十七年前，我们服务团的男女青年同志每天早上都在这条小溪中刷牙、洗脸、洗衣服，但我们这些同志中很多已牺牲了，病故了，有的已行动困难了。四十七年后再看到这条小溪，怎不产生很多感触！第二天，大会组织者专派车派人送我到中村沿河小队，探望了余来娣姐姐全家。余姐喜出望外，全家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深感余姐全家生活艰难，内心很不安，我虽然给她留下了有限的一点钱，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确实感到心有余力不足，但愿当地组织能给她一点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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