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纪念日，谨以此文缅怀革命先烈——

    1921年春，郭声镛考入了河南安阳省立十一中。1925年在省立十一中军事训练时，受到共产党员教师罗任一进步思想的教育，结识了军事教官徐向前，徐向前很快和参加军训的学生打成一片，并且成为好朋友。他们经常在安阳大坡村聚会，在徐向前进步思想教育下。郭声镛和大坡村的史忠信，郭子斌，郭天叙，还有附近村庄的马载，刘慧俭，陈辑五等二十多名安阳藉青年学生投奔了黄埔军校。是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武汉国共合作破裂后，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改编为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在团长叶剑英率领下，9月到达广州。

    根据《广州起义综述》一书记载；1927年武汉国共合作破裂后，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改编为第四军军官教导团，进步势力占绝对优势，基本上为我党所掌握。在团长叶剑英率领下，9月到达广州。该团有几百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多数军官是拥护共产党的，只有朱勉芳等少数军官是反动的。党为发动教导团参加起义做了许多工作，送《红旗》及《工农小报》给教导团的进步官兵阅读，新吸收了120多个党员，秘密召开党员会议讨论起义问题。起义前夕，中共广东省委在黄花岗召集教导团和其他革命武装的叶镛，袁裕、郭声镛、游曦等两百多积极分子开会。他们听了省委书记张太雷的报告后，一致拥护省委举行广州起义的号召。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一致同意在十二月十三日举行武装起义。不料敌人发现了掩藏武器的米店，被抓去的老板叛变了，决定参加起义的教导团内部也有反动军官告密。因此广州反动当局宣布了特别戒严令，日夜不停地检查户口，并且要调回驻韶关的军队来镇压。此外，军阀张发奎还准备下令解散教导团。经过军事训练，革命武装共5000余人，除革命士兵和教导团外，工农队伍的武器严重不足，且缺少训练。由于敌人已部署镇压行动，危险迫在眉睫，情况很紧急，为了争取时间，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中共广东省委在这种紧急形势下，决定将原定12月12日的起义日期提前到11日。由于起义部队的力量不足，以攻击市区为主,其他外围地区暂时进行防御。将决定报告党中央后，“行动委员会”当机立断，把起义时间提前到11日。

    12月11日凌晨2时许，广州市马路上万籁俱寂，路灯发出淡黄色的光亮。张太雷等人来到北较场四标营教导团驻地，部署起义工作。将原教导团分为三个营。任命李云鹏为团长，叶镛为第一营营长，郭声镛任一营一连连长。一营主要负责解决市内反动据点。团长李云鹏率领二营和炮兵连直奔沙河，消灭步兵团，接着东进燕塘，消灭炮兵团。李云鹏留少数部队守沙河后，率部回师参加市区的战斗。三营到永汉北路担任警戒。

    教导团处决了反动的代理团长朱勉芳，并逮捕各营连反动军官几十人。3时30分全团集合誓师，张太雷、叶挺作了起义的动员，宣布了“暴动”和“夺取政权”的口令，枪毙了15名反动军官。教导团从四标营打响了第一枪，子弹划破了白色恐怖笼罩了八个月的长空，广州工农兵起义开始了！

    郭声镛和每一个参加起义的战士都感到无比激动，心里像燃烧着一团炽烈的火焰。按照上级命令，一连负责攻打敌十三军留守处。郭声镛带领全连战士，悄悄离开四标营驻地，向敌十三军留守处快步前进。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低声下达命令：“静！快！”一连很快来到敌十三军留守处，并迅速隐蔽下来。为了摸清敌情，连长郭声镛派战士谢拙民、朱道南前去侦察。二人接到命令后，悄悄来到一堵墙边隐蔽下来，仔细地察看了周围的情况和动静。留守处门前有两个高大的砖台，几个大电灯把门口照得通亮。两个站岗的卫兵荷枪实弹，在门前走来走去，营房里的敌人都在酣睡。二人仔细侦察后，按原路返回，把情况向郭声镛作了报告。郭声镛心中有了数，便和大家一起等待着总攻的信号。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凌晨3点35分，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嘹亮的声音和红色的烟雾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郭声镛和战友们一跃而起，飞步冲至大门前，没等敌人反应过来，便一刀刺向其中一个哨兵。另一个也很快被谢拙民、朱道南解决了。顿时，全城枪声大作，像是炸开了锅。在郭声镛的带领下，全连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留守处。睡梦中的敌人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就乖乖地当了俘虏。

    紧接着，几十辆卡车开进了敌十三军留守处。上千名颈系红飘带的工人赤卫队员，赶来帮助打扫战场、看押俘虏。郭声镛把俘虏交给工人赤卫队队长后，便又带领战友们一起攻打敌广州市公安局。

    郭声镛连队在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配合下，攻克公安局和保安大队部。公安局的火力很猛，异常难打，敌我双方都有死伤。根据老红军程子华回忆录记载：我所在的一营一连，任务是攻打公安局。当我们冲到公安局时,工人赤卫队已经把它包围了。他们枪枝、手榴弹极少，工人多用大刀、尖串和木棍。敌人出动了装甲车，向工人赤卫队反扑，我们立即以火力压住了敌人，炸毁了装甲车，并砸开了公安局的铁门，冲进大院。敌人据守着大楼负隅顽抗，我连很快地消灭了守在楼梯口的敌人，冲上大楼，敌人见大势已去，就投降了。公安局长朱晖日爬越后院围墙逃跑，保安大队长李作明被击毙。起义军民砸开公安局牢房，救出了八百多名共产党员和群众。黎明，我们在公安局的楼顶上升起了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起义军总指挥部也就设在了公安局。满街挂着红色横幅标语，“红带友”和教导团的同志们，匆匆忙忙地来回奔走着。路旁坐满了俘虏兵，摆满了缴获的迫击炮、大炮。公安局门前，原来那块老百姓望而生畏的招牌，已换上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大红木匾。从各处收缴来的武器堆放在广州苏维埃大院内，来领枪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群众络绎不绝，从早至晚发枪8000支。红军编导处对要求参加起义的群众及已觉悟的几百名俘虏，进行整编并派往战斗岗位。

    11日天亮前，珠江北岸市区除四军军部、中央银行、军械库等少数敌军据点外，都已为起义军占领。

    根据指挥部的命令，郭声镛又带领第一连战士前去攻克敌第四军司令部。这里是敌人的老巢，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打了一天也没打下来。

    黄昏，叶挺、聂荣臻在财政厅房顶观察战况，鉴于敌军已包围广州，建议指挥部组织撤退。晚上，徐光英在起义指挥部内主持军事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叶挺等军事指挥员没有参加。会议开始后，徐光英误信敌人已至小北十五分钟可到指挥部的消息，于是要求到会的非军事负责人迅速离开，起义军民在匆忙中退却。13日晨，黄埔军校特务营在王侃予领导下，赶往沙河，在瘦狗岭与民团激战，由崔庸健任连长的第二连在战斗中伤亡100多人。上午8时许，敌人四面包围了广州。国民党军队进入广州后，进行血腥大屠杀，尸骸遍地，血流成渠。殉难的起义军民5700多人。  

    游曦同志是教导团唯一的女班长，原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连的学生。因和总部失掉联系，没有得到撤退命令，她带着一个班坚守一条街道,与十倍、百倍的敌人搏斗，三天四夜水、米没沾牙。后来，子弹光了，刺刀弯了，只剩下负了伤的三五个同志还在继续战斗。这时游曦同志也身负重伤，她发出最后一道命令：“同志们，只要我们有一个人活着，我们一定要高高举起这面红旗!保卫着红旗!”后来，除了一个给上级送报告的通讯员外，全班都壮烈牺牲了。敌人将游曦同志的遗体截成散块，在天字码头一带“示众”。

    “到了夜里，我们还来不及在市内建立革命秩序，来不及扩编武装力量，更来不及把战线推到郊外，敌人已从三面围来了。从江门赶来的薛岳部，从韶关赶来的许志锐部，以及从石龙赶来的李汉魂部，很快又抢占了市内主要据点。处在四面包围中的起义部队，虽在各个战线上展开了顽强的还击反复争夺，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已无法挽救失败的局面。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经三昼夜英勇奋战的起义部队，不得不撤出了广州。”

    根据采访朱道南记要记载：郭声镛同志出来把跑散的各个连的部队组织起来，带着一部分工人，我们跑步到了观音山，缴获了敌人两尊大炮台，解决了它一个连。部队鏖战三天三夜，子弹打光了，伤亡很大。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记载：反革命正在那里大肆屠杀。广州市的街上布满了革命者的尸体。敌人就像得了“恐红病”，只要从哪家翻出了一条红布，一块红绸子，或者见到一个说北方话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抓来就杀掉；甚至连穿红衣服的新娘子，也被推到火里烧死了。但是，敌人的屠杀是吓不倒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活着的同志，决心继续战斗，不取得胜利誓不休止。

    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领导的一次英勇的革命行动。由于当时没有正确的战略指导，加之敌我力量相差太大，起义终于失败。但是，在战斗中受到考验和锻炼的一部分革命武装保存下来了，一千二百多人撤到了花县……

    叶剑英在回忆录中讲到：如果当时我们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主动地迅速向农村转移，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着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那么，起义将会取得很好的结果。

    广州起义后，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先后作出了纪念广州起义的决定。

    中共六大通过《确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正式决定广州暴动日(十二月十一日)为一个固定的纪念日，于每年十二月十一日党要纪念它，号召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纪念它。”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28年12月发出通告：“广州暴动日(十二月十一日)应作为全国工人阶级永久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