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围二十八天的榆林，市容呈现着两载然不同的景象。在居民区仍然安然元恙，间有破坏，是守军拆毁的。在战区则破瓦頽垣，沙袋土包，到处皆是。伤员遍布城内大街小巷，六千名守军，伤亡达四千多。榆围虽解，余悸未已，犹解放军重来，宁榆两军一再协商，共谋守榆林之策。这时蒋介石、胡宗南、邓宝珊、左协中主张马部屯兵榆林，以观后变，马家父子则要求马部立即回师宁夏，而在马家父子之间也有矛盾，马敦静为了保持所谓援榆的“大功”，借机取宠于蒋胡炫耀自己，妄想在得到蒋胡邓左的同意后，再班师回宁；但马鸿逵由于防守三边的宁夏保安第二纵队司令马宝琳一再告急，又加宁夏老巢空虚，则坚令马敦静立即兼程回军，以保老巢。马敦厚也对弟马敦静说：“我不当忠臣，也得做孝子，你若听蒋胡命令不走，我就带上骑兵离榆。”连日来为此问题，电讯频繁，吵吵不休。这时榆林粮草及缺，许多老百性都在城外沙滩上争拾空投时掉下的豆子过活。邓左为了防止马部擅自回宁，便以控发给养为手段，顿吃顿发——马部了为多搞些粮草，备作行军之用，则硬夺硬拿，因而曾在飞机场演出了抢夺空运粮草的丑剧。马鸿逵在宁夏着急了，用报话机对马敦静说：“你要是我的儿子，就马上返宁，他们不发给养也要走，沿路可以宰骆驼吃，宰羊吃，征蒙民的牛羊吃，我这边即派马承贤骑兵队驮送粮食接你们。如果父命不受，咱们从此断绝关系，我再不管你们了。”马敦静只得下下达回宁命令。

    窜回宁夏

    马部进驻榆林的第四天，马敦静依照父命，每兵只带黑豆半斤，并把从宁夏带去的骆驼宰杀掉，取道二马路，向宁夏老巢回窜。沿途蒙民的牛羊皆被杀劫一空，受害群众叫苦连天，有些蒙民骑着的马跟着部队哭索牲畜。士兵因吃半生不熟的肉，又喝生水，都水泻起肚来，甚至连路都走不成了，平静的草原上一片呻吟声和叫骂声。还有一些昧尽天良的官趁火打劫，把吃不了的牛羊和骆驼赶回宁夏，归为已有。很多蒙民写信和跟到宁夏，向马鸿逵要牲畜。马鸿逵自己觉得太不像话，一面口头 答应赔偿，一面把保六团一个营长颜成德，因他抢了蒙民的两P马、四头毛驴和一些牛羊皮，在灵武枪毙了，遮遮羞。其实马鸿逵枪毙颜成德的主要原因，是他的队伍在元大滩跑散了，只剩颜成德和几个士兵回来。由此可见“刮民党”，“马匪军“”的称号，绝对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他们为非作名副其实的称号。

    饥寒交迫怨声载道地走了三四天，第四天宿营时，忽然从蒙民口中传来发现解放军来的消息，马部又慌了起来。马敦静从电话上哭声向各旅、团长嘱托加强戒备。指挥中在一夜之间曾三次移驻地。过后了解，乃是当地蒙民因不堪匪军的骚扰，以恫吓的办法转移目标，使马部只顾活命而不顾上抢劫牛羊。第五天中午，在路上迎着马鸿逵派来的送粮队，同时胡宗难“雨后送伞”派来飞机送食粮，大批锅饼包，洋面袋向炸弹一样从空中落在行军的行列里，砸死不少官兵，驻一六八旅五三团就有两个官和五个兵死于大饼之下，旅部炮兵营副也做了饼下之鬼。第六天返抵定边，据报在靖边、宁条梁一带出现了 解放军两个旅，又一度紧张起来。部队在定边休息了三天后，除留暂九旅驻定边、一六八旅驻盐池防守外，其余部队都撤回宁夏原防地。

    马鸿逵父子吹嘘的并得到蒋胡“嘉奖”的元大滩“胜利”的真相，个人所知，就是这样。元大滩战役给宁夏人民带来了空前惨痛的灾难。当部队回宁夏后，阴险毒辣的马鸿逵，除了在灵武收容了一些跑回来的官兵，拼凑成马春德的保六团以外，对于阵亡、病死和被俘官兵的家属，不但没有什么表示，反而故加罪名说：“这些官兵都投了共产党”，下令不分是逃是俘，甚至对个别死亡者，都实行“一官罚五兵，一兵罚三兵”的史无前例的暴政，株连祸结，由家及族，由族及亲，由亲及友，祸遍乡邻。宁夏人民遭此浩劫，更更陷入了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惨苦境地。由于马鸿逵在宁百夏多次强征壮丁，这次罚来的兵多不合格，其中老的有五十多岁以上的，小的有将足十岁的，滥芋充数地 凑起了一个团，这就是当时传遍宁夏的“讹兵团” ，也有叫“冤枉团”的。尔后听说陕北解放军为了挽救马部被俘官兵家庭受的苦难，曾把已获解放了的官兵遣放回宁，而毫无人性的马鸿逵，竞说回来一个只能换回一个。还有些死亡的士兵，因为部队官兵证明无效，其家属就不远千里跑到榆林和元大滩一带，寻找他们阵亡的士兵，搬回宁夏作证，但马鸿逵硬说  尸首是假的。对一些因伤病掉队回到家中又被地方政府绑送回营的士兵，则大加杀戮，仅暂九旅、一六八旅在定边、盐池一次就毙数十人。马鸿逵听到人民背地里痛骂的时候，他无耻地说：“我的法比马步芳轻呢。马步芳的兵一人投敌，则杀其全家，我只不过多罚几个兵而已。”

    （作者系马鸿逵部骑十旅参谋长）   (选自《榆林记忆》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