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方志学者郁有满编著的《无锡近代史稿》出版

    祝贺中国当代方志学者郁有满先生编著的《无锡近代史稿》（分三册共计257.5万字）由方志出版社在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现发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志学博士生导师巴兆祥和无锡市档案馆原馆长、研究馆员汤可可写的序一序二。欢迎文友们阅读！

    序一

    2019年6月初，接到郁有满先生的短信，并收到他寄来的即将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无锡近代史稿》，希望我能为该书审核并作序。审核实在不敢当，因为我对无锡历史毫无研究，甚至连一些掌故也不甚了解。但学长大作问世，可喜可贺，作序一事，我欣然允诺。

    记得还是1983年的时候，复旦大学历史系为支持全国新方志编修工作的开展，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委托举办为期一年的方志学进修班，黄苇教授负责授课，郁有满是其中的学员之一。我当时大学三年级，开始跟随黄苇教授学习方志学。由于方志班的课程比较系统，我也偶尔去蹭蹭课，这样我们就相识了。复旦大学方志学进修班结业后，有满学长在地方志、年鉴领域干得风生水起，成为《无锡市志》业务骨干，《无锡市志（1986—2005）》副主编，《无锡年鉴》执行主编，编纂《无锡运河志》《无锡帮会志》《江苏帮会志》等，《江苏地方志》等杂志上也常见他的论文。2007年《郁有满方志年鉴文集》出版，荟萃了他在方志、年鉴方面的研究心得，就新方志体例设计、各种类型志书的篇目安排、传记等体裁的运用，军事志等专志的编纂方法、新方志质量观、续志编纂、年鉴条目设置法等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大大丰富了方志学科建设。

    地方志被誉为“地方百科全书”，以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而著称。方志工作者理所当然是地情方面的行家里手，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兴修以来，即有不少方志工作者在编纂新方志的同时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发挥方志工作的独特优势，郁有满便属于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利用生长于无锡、熟悉无锡史志资料的优势，刻苦钻研，孜孜不倦地探讨无锡地方历史文化的相关问题，参与编写了《崇安街巷》《无锡水文化史话》，独立撰写《吴地藏书家》《无锡地名》《郁有满地方史研究文集》。这部《无锡近代史稿》就是他这方面的最新成果。

    《无锡近代史稿》3卷，260余万字，可谓皇皇巨著。该书设《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1911年辛亥革命至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卷38章以及卷尾《无锡近代发展的人文因素、与若干城市的比较及联系》等，按照历史分期全面论述无锡近代历史发展进程，探讨了无锡近代历史的发展规律。读罢该书，觉得有如下特点。一是有述有论。从宏观层面上看，前三卷属于述，卷尾为论；从微观层面分析，多数章均以述为主，并在必要的场合插入适当的简要评论。二是既系统全面又突出重点。在各个历史时期内，有关无锡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均有阐述，又对其间发生的典型事件或重大变化予以集中探讨。如第一卷第三章论述维新变法给无锡带来的新气象；第二卷第十、十一、十三章记载工业总况、商业金融业、实业家与资本集团等，用较大篇幅着重记述了百年工商、教育兴盛，使无锡崛起的史实。三是突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无锡的革命斗争史，展现无锡爱国主义传统。四采用地方志体裁，在卷首“导论”中概述无锡自古代以来的发展总貌，卷末“大事记”揭示近代无锡变迁大要。全书体系完整，资料丰富，以一人之力撰写如此之鸿篇巨制，实在不易。有满学长对学术的挚爱、刻苦钻研的精神令人钦佩，值得方志同人学习。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要重视地方史编纂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将地方史编写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目前有不少地方已经开展了地方史编纂，然大多为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所著，地方志系统亦当有所作为。有满编纂《无锡近代史稿》是个有益的尝试。值此佳作出版之际，谨为序，以志庆贺。

    巴兆祥

    2019年12月

    (序一作者系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中国方志学会学术委员、方志学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志学博士生导师)

    序 二

    郁有满先生送来由他独力编纂的《无锡近代史稿》，整整三大册，嘱我提意见，并做一篇序。我答应了，但却迟迟未敢动笔。这是因为，这部史著虽然只是一个地方的一部断代史，但体量巨大，内容丰满，并且是全方位记述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的历史变迁，需要认真阅读，才能梳理出一个头绪来。

    有满从事地方史志工作40年，在承担前后两部《无锡市志》编纂任务，指导县区志、专业志编纂的同时，注意系统搜集资料，编织思路，为编纂《无锡近代史稿》作准备，尔后利用工作之余和退休以后的时间，发奋撰写成稿。这部260万字的书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如春燕衔泥般地”一字一字书写并录入电脑的。

    书稿尽管还存在若干瑕疵，还有需要修订、补充之处，但就整体而言，呈现在面前的这三册《无锡近代史稿》格局宏大，全书3卷加卷尾共40章，记述无锡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110年间的史事，历史大变局之中一座江南名城的惊风密雨、浩歌长叹尽收笔底。内容全面，全书记叙从政治运动到地方治理运作，从工商经济加速发展到社会结构深层变迁，从各项社会事业举办到社团组织兴起、历史人物作为，无不放到社会大背景下加以观照；史料翔实，以上所说各个方面内容都依据扎实、可信的资料记写入书，所采用的资料除了官私史志和地方文史资料外，还引用到报章记载、研究论著、私人笔述、馆藏档案等，从而能够深刻准确、具体而微地揭示诸多历史真相和历史细节；立意鲜明，史著的编撰通常要求描述宏观背景，探寻史事的前因后果，同时也涉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褒贬臧否，对此本书的立论正当而中肯，对于历史上多有争议的一些问题，著者也有理有据地作出应有的说明。可以说，《无锡近代史稿》是一部结构完整、内容厚实的地方史书，吸收近半个世纪来无锡地方史研究的成果，堪称以综合、集成为特征的扛鼎之作。

    史书的记写与志书的编纂有所不同。后者要求全面、严谨、简明，以客观记载为主，具有资料书的特点。而前者重在阐述，通过对历史的叙述，揭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知，包含对历史现象的透视、评判和对历史走势的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国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最早确立的叙事框架，是以革命作为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1840年至1919年的80年，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及“八大事件”中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展开历史的研究和铺叙。1919年至1949年的30年，则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加抗日战争“四个阶段”，记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将中国近代史概括为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逐步加深、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逐步走向胜利的“两个过程”，构建起一个“革命史”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和思维方式的改变，研究者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体系中走出来，不再依据简单的两极对立的观念，用历史材料来诠释现实政治运动的合理性。对近代历史的认识和记述，转向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基本线索，由此构建起“现代化”的认知框架和叙事体系。这一框架体系主要依据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而实际的史学研究则丰富了这个框架并不断有所超越，其中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市场化，社会构造的民主化、法治化，人地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以及从贸易、投资到文化传播的国际化等，被作为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几条主线。

    有满在书的《导论》中提出“以文化自觉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书写历史”，他在写作中也做到了打通现代化和革命史两者的联系，在纵向、横向的贯通上展开研究，既显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延续性，又体现经济社会“各主要板块之间的有机互动与综合发展”(郑师渠语)。正因为此，在《无锡近代史稿》中，可以看到无锡近代工业的萌生、发展和它对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对跨地区乃至国际市场联系拓展的积极作用；可以看到近代教育等新事业的兴起，对县政变革、地方社团兴起，以及社会风气转变的深刻影响；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创建和活动，特别是它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起落进退，以及国共合作和决裂所带来的地方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的转折演变。因而可以这样说，这部史著突破了以往“革命史”的语境系统，摆脱“阶级斗争”和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的窠臼，以尊重历史的严谨态度，秉笔直书，客观记述，努力探寻和记录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真实轨迹。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无锡近代史稿》在分历史阶段记写近代无锡经济、社会、文化和地方行政沿革变迁之余，特地在《导论》中设立“鸦片战争前无锡历史简述”，以打通古代史与近代史的间隔，此部分列入新编《无锡市志（1988—2005）无锡历史概略》；设立“无锡近代发展的历史地理背景”，并设立一个卷尾——《无锡近代发展的人文因素、与若干城市的比较及联系》，分别从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的角度剖视无锡近代发展的内外条件；同时分别比较南通、常州、苏州与无锡的联系和差别，由此深入一步揭示相邻城市的个性特征，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各地发展迅速高下的情形和原因。虽然限于资料的挖掘和本书的结构体例，这方面的评述展开犹嫌不够，但其认识的启示意义还是不容忽略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是一个需要经历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曲折过程。一个城市的某一时期时至势会，可能获得加速乃至腾飞发展，另一时期又可能受到抑制，发展步履滞缓甚至停止、衰退。探索特定城市转型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分析其背负的传统包袱和遭遇的现实障碍，进而揭示实现转型所要求的资源集聚和动能跃迁的必要条件，这不仅构成一部城市史著作的丰富意蕴，而且能为正在推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经验的有益比照。

    有满是我钦佩的同龄学者之一，不仅因为有着曾经下乡务农的共同经历，眼界和情怀较为接近。而且因为在地方历史研究中有过不少交流和合作，他常给我以支持、帮助和鼓励。他前些年陆续出版的《无锡带会志》《无锡运河志》《无锡地名》等著作，分别填补无锡地方史志研究编纂的空白，虽然自称是用“边角料”编纂而成，属于“副产品”，但其资料搜集整理功夫之深，考订、写作用力之勤，完全可以从书的本身得到印证。可以预计的是，《无锡近代史稿》的出版，将会引起本地和市外更多人对无锡近代发展历程的关注，对其快速崛起的奥秘作进一步追踪探究。为此，我十分期待，有满和无锡地方史志研究的同道们，能够继续拓宽领域，深耕园地，在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民众生活史及教育、文学、艺术、公共治理、慈善公益、观念习俗等专题上有更深入的钻研，并向1949年后的现当代史研究延伸，产出更多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论述历史和历史学的本质时曾这样说：历史与社会本有着天然的联系，“纵着看人间的变迁，便是历史；横着看人间的现在，便是社会”。在他看来，“社会的历史观，修正了英雄的历史观”，社会的历史学就是要研究以经济为基础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历史。上世纪初，中国的史学随同整个社会启动了它的转型。从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到顾颉刚跳出“圣贤文化”主张建设“全民众的历史”，再到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讨论，李大钊作为参与者提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反映了中国历史学对象、内涵以及研究方法从古代到近现代的根本性转变。今天，继续沿着科学的方向，积极探索社会整体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特点，既不停留于史料的爬梳和史事的考订，也不满足于为某种理论作注脚，而是致力于还原真实的历史，并昭示现实社会的转型发展，这应该就是史学研究者的义务和责任所在。

    汤可可

    2017年起草 2020 年春定稿

    (序二作者系无锡市档案馆原馆长，研究馆员)

    作者简介

    郁有满，1951年11月生于无锡，早年就读于无锡市长安桥小学、市四中，插队苏北阜宁农村10年。后在江苏师院无锡语专班、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方志班就读，师从复旦大学历史系黄苇等教授。1981年1月入无锡市地方志办公室，长期从事史志工作。1997年西藏修志启动时，作为“修志使者”援藏指导。曾任无锡市方志年鉴学会会长，现任江南大学历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