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向东：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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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向东：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信仰

2015-08-20 15:03:59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缪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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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毛泽东是一个润泽东方的人，是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代伟人，他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华优秀文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影响形成至关重要。毛泽东是一个具有中华文化自信的人，中国当前正需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能够提升而成为信仰。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应既是要继承中华文明的龙脉，也在于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发扬、普及与传播，是继承发扬先祖圣贤们的道德与文明。历来中国人的信仰成分中就有“祖宗信仰”，我们信奉自己的先民们所创造的文化，而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是动态的，它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生活里。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说，中国的信仰就一定不是固定的、呆板的、神秘化的、空中楼阁式的，是建立在深厚文化基础上，具有活泼泼生命力的现实意义的信仰。信仰的力量，将为全国人民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丰厚的道德滋养不断地前进，最终实现中国梦。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信仰文化自信中国梦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逝世五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的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毛泽东思想是优秀的中华儿女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毛泽东的信仰是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毛泽东的心念是天下大同。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毛泽东是一个润泽东方的人。他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他是一个沐浴润泽了东方文化阳光雨露的东方之子，也是一个以自己的智慧润泽东方的人。润之二字出自《易经》乾坤两卦，有“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而乾坤却是《易》之门，其核心意义是中华民族“龙马精神”。非常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两位是相互理解的）蒋中正，字介石，介石二字也是出自《易经》，是第十六卦豫卦之象解。
    其实，信仰就是一种文化自信。正如孔子的三十而立，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信仰。在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档案馆，藏有毛泽东学籍档案，翻开档案，第一页第一行就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学第一线的任课教员花名册”，至第三页止，共有四十六名教师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担任“修身（当时的毛泽东经常洗冷水澡、游泳、跑步、登山）、国文（毛泽东曾钻研过《易经》）兼讲经（毛泽东看完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教育兼实习、心理、伦理、国文、习字、英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农业博物、物理、经济、图画手工、图画、几何画、乐歌、体操、拳术”等二十一门课程的教学任务。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名字。杨昌济就是杨开慧的父亲，他的志向是“欲栽长木柱青天”，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们“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古今，融合中西”，而且自己要有分析与批判之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光明正大的人。徐特立是毛泽东主席一生最敬重的老师，当时他是“教育兼实习”课程教员。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活动家方维夏，时任第一师范“农业博物”课程教员。当时毛泽东的同学有蔡和森、李维汉、周世钊、萧三、萧瑜等，还有本已是秀才，比毛泽东大十七岁的何叔衡，还有一些早年参加革命的烈士。他们都是杰出人物，与毛泽东学问相辅、人格相成。
    酷爱学习又勤于实践的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我们已经无法统计，就现保存下来的藏书种类繁多，有一万余种，近十万多册。他不但书破万卷，更善于读天地社会的无字之书。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一位既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又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东西方智慧于一体的人。还如《易经》乾坤两卦蕴涵的龙马精神，既有飞龙翱翔于九天的博大思想，又有骏马脚踏实地的精神与作风。所以，他能够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在艰难困苦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路是走出来的，真理来自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真理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理论。真理是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
    真理是客观存在着的，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来自于生活实践，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真理是相对的，它具有对当时、当地及特定事物的普遍性正确意义，但随着时空的迁移与事物的改变，它也必须有所发展，以适应新环境、解决新问题。所以，真理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对立统一。在实践中运用真理的同时发展真理，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的传统。中华优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历代祖先们，在生活劳动实践中不断地体悟总结而获得的真理。
    中华优秀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影响至关重要。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了。老子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天底下的人一般都喜欢做老大，自高自大，自称大王，睿智的老子可不像这种人。《楚书》上说：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老子是楚国人，他说，我有三样法宝，慈爱；俭约；谦让。他将善的内涵发挥运用，认为慈爱，俭约，不争霸于世界，是善政的法宝。
    从而，历史上朱元璋的智囊团也为他出谋划策，制定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定国之策。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也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思想，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基本国策。
    有意思的是，道家的老子有三宝，佛门也有三宝：佛、法、僧。佛是觉，知觉者名佛菩萨，不知觉者名凡夫，众僧念佛，一心是觉。法即正，觉悟而心正、行正、有正气、走正道，严持戒律以正法战胜群魔。和合为僧，群众一心清净而团（僧团）结向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从佛祖那里借来了三大法宝改为：党的领导、人民的军队、统一战线。党是中心，人民一心向党。军队是正法宝，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佛教则有严格的戒律）的正气歌，进行正义的战争。统一战线，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信仰、为理想而奋斗。
    佛说：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毛泽东精研佛法提倡古为今用。他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群众走向一个个胜利，正是一切为了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我本身也是群众中的一员，说是来，无所从来啊；到群众中去，我们大家本身就是群众，说是去，亦无所去嘛。众生即佛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也即佛说：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如来佛祖可是法力无边，无所不备无事不办啊。
    《金刚经》里佛说：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佛的大弟子须菩提照佛的意思说，人身长大、即非长大、是名长大。有一次，毛泽东曾问佛教协会会长赵补初：说是赵朴初，非是赵朴初，是名赵朴初？当时赵朴初回答说：您这是双重肯定，双重否定。毛泽东非常推崇佛法，十分赞许禅宗六组慧能，认为他所代表的佛教性质有劳动人民阶级基础。毛泽东对禅宗的了解很是透彻，“自恣”（pavarana从字面上来说，是指邀请他人来训诫自己。)作为禅宗僧团内部一年一度的检讨反省大会，是后来中国共产党党员过组织生活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借鉴来由。再如，文革时期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其中就有《六祖坛经》的思想。但是，他晚年讲的话被人奉作语录了，被别有用心的人神化了（用佛教语言讲的话，就是着了祖师相。），“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其实，毛泽东本人是反对这种提法的，这反而阻碍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他的书中写道，孔子的书中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学生。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有三个基本的方面，足粮、足兵、为政信仰，也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信仰，其中又以政治信仰为首要。故而当有人问起，假如足粮、足兵、为政信仰这三者勉强去掉一个的话是哪一个？孔子说是足兵。如果说实在是没有办法还要再去掉一个的话，那就只能是足粮了。政治信仰是立国的保证，而政治的清明就在于取信于民，取信于天下，从而有利于民，有利于天下。这里，信仰是世界大同的理念；这里，信仰是一种人心向善的回归。站在历史的、世界性高度的毛泽东始终认为政治是第一位的，世界人民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这是他的政治信仰。
    中国古代兵家有不主动侵略（“不为主”），在反侵略战争中大踏步地退却（运动）的原则。老子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轻敌几丧吾宝。”大意失荆州，凡事都不能轻视。伟大的军事思想家毛泽东在讲到军事上退一步用兵时，以《水浒》中的洪教头与林冲比武来做比方。林冲的退让，使本来就骄傲的洪教头犯下了轻敌的大忌，被本来武艺相当的林冲一棒子打翻。
    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提出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精确阐明了作战中“打”与“走”的辩证关系。“打得赢就打”，主要体现为主动进攻性、防御性，就是在战役战斗中，不放弃任何歼敌时机，主动进攻或主动防御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打不赢就走”，则主要体现为主动灵活性，就是不固守一城一地，这里不好打就主动地寻找战机再打。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西北野战军正是由于运用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暂时地放弃了延安，从而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讨论如果美国以及西方进攻，当如何应对时说，应该退却，要大踏步地退却。结果，使所有在场的苏联军事家们大惑不解。这就象爱因斯坦第一次演讲相对论，使全场的科学家们大惑不解一样。以至于在当时的德国就出了一本《一百个科学家证明相对论是荒谬的》的书。当有朋友问起爱因斯坦对此有何感受时，他说，何必要一百个人来证明呢？要是说的正确的话，一个人就已经足够了。这是对真理认识的信仰，这正是文化自信。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四九年建国时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战火废墟上，有着共产主义信仰，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政府，带领中国人民努力奋斗，到了一九五二年，只短短的三年就将中国的工业生产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期间还进行了英勇壮烈，举世皆惊，意义远大，使中华民族树立了威信的抗美援朝战争，一场信念、信仰铸就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强大精神的胜利战争。
    建国以前，中国连个铁钉都还称“洋钉”， “洋火”、“洋机”（缝纫机）、“洋油”、“洋灯”（我们乡下叫美孚灯）、“洋布”等等，举不胜举不一而足。建国后不久，中国那些带“洋”字的产品都很快有了自己生产的“国产”货，有了系统的纺织、印染工业、机械机床制造工业（上海江南船厂造成万吨水压机）、品种繁多的化学工业（比如水泥、酸、硷、炼油、化纤、化肥、农药……）；生产出了自己的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火车（蒸汽、柴油、电动机车）、万吨轮船、飞机、电唱机、收音机、电视机，建立了品种齐全的医药工业，成功合成了胰岛素，转移核糖核酸（ｔＲＮＡ）……还勘探并成功地开采出了大庆、胜利油田的石油。当时，石油工人王进喜豪迈地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从1952年至1976年期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吨；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万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已经有能力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船舶。
    与此同时，中国还成为了世界上一个主要的核强国。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试验成功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将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发射进入了预定轨道，1975年发射成功了第一枚洲际导弹。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强大凝聚力，因为有着人生的信仰，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正需要大量的用人之际，不知有多少身居海外的优秀人才，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奔向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祖国。
    邓稼先，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至1950年，他在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国。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人合作，相继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中国核理论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钱学森，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钱学森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之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是新中国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他所选择的，既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也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音乐家）便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1950年，钱学森上港口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官员拦住，并将其关进监狱，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 个师的兵力。从此，钱学森在受到了美国政府迫害，同时也失去了宝贵的自由，他一个月内瘦了三十斤左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终于冲破重重阻挠回到中国。毛泽东评价：美国人把钱学森当成5个师，在我看来，对我们说来钱学森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一个有人民信仰的诗人，在新中国消灭血吸虫、消灭了麻风、天花、鼠疫、霍乱、人民的思想与体质健康水平极大提高的过程中，当毛泽东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欣慰地写下了《送瘟神》：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陀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1962年12月，当时正值中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稍稍有些恢复的迹象。原苏联领导人故意挑起中苏论战，中苏关系恶化，加上国际反动势力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压力，内忧外困，人民共和国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时，有着世界大同理想、“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心愿的诗人毛泽东，怀着他特有的自信写下了——《卜算子•咏梅》：
    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
    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梅花是中国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不绝的主题。这首诗却是写梅花的美丽坚贞，积极向上，具有新时代革命者的信念与傲骨。诗中出现了四个“春”，真可谓是处处是春，四季如春，充分地表现了有着崇高信仰的毛泽东的乐观大气。有一句话“梅花香自苦寒来”，是赞颂梅的品格，但人们有所不知，在她的眼里，他人的苦寒却正是她最好的时节啊。诗中紧接着出现的两个拟人的“俏”字，就好像两只眼睛，是“诗眼”。最后的“不争”、“只把春来报”、“她在丛中笑”，正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老子的“不争”；儒家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弥勒佛的开口常笑。
    也是“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这里，填词一首借以抒发对毛泽东——咏芝先生的深深敬意！
    《相见欢•咏兰》：
    佳人空谷正红，
    及时萌，
    笑看朝来春雨晚秋风。
   天地展，
   星河漫，
   她心同。
    与君一道纵浪大化中！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在汉语词义中，“乱”有时可以训作“治”。1966年，将要进入晚年却有着坚定信仰的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革命一词，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故“革命”一词的古义是变革天命，古代以天子受天命称帝，故凡朝代更替，君主改年号，称为革命。近代则指自然界、社会界或思想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深刻质变。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事物变为新事物而起到质的飞跃。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变革。
    日本人在德川幕府末期、民治维新时期借用汉字旧词“革命”意译西方术语“revolution”（彻底改变；旋转；运行；公转）后被流亡日本的中国政治家及留学生传回中国。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赋予“革命”以现代意义：“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
    孙中山的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提出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更是有着崇高理想的伟人，一个想要润泽东方、“环球同此凉热”的人。《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是要不断地革命，在人们的思想上永远地革命，觉悟上不断地提高，这也就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事实上，1973年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有许多老干部受冲击、没有工作，毛泽东说：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人遭罪，我是要烧一烧“官僚主义”可不要烧糊了。并随即作出要给干部们落实政策的指示（《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人民一个伟大的时代。当人们在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总会理智而又激情满怀地回应着“人民万岁”！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是一个有着伟大理想的时代，一个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时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历来就有自己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
    文化不仅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人类的。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他在第二次访问苏联期间说：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改革开放，毛泽东思想集体成员之一的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这块石头除了智慧和勇气就是外国的、别人的经验和力量。于是，就有了：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前往日本访问。这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是年8月，中日两国政府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为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当时是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指出：要有正确的政策，就是要善于学习，要以现在国际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在对日本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挤出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等三个大企业。乘坐新干线从东京去关西时，记者问他有何感想。他说：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他还说，这次访日，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
    邓小平访日之后，中国出现了“日本热”，大批考察团涌入日本，众多的日本专家、学者被邀请到中国讲课，中日政府成员会议相继举行，官方的、民间的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日趋活跃，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技术及投资合作迅速发展。在这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就以历史的战略眼光，用“乒乓外交”小球转大球，努力使中日关系正常化，当时周总理的指示是：田中内阁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毛主席说，应该采取积极度。日方能来中国谈就好，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
    1972年9月2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宣布首相田中角荣将要为日中邦交正常化访问中国。9月25日，田中角荣率领的庞大代表团抵达北京。在宴会上，田中角荣致答词，使用了“添麻烦”“深切反省”的措辞，但受到了周恩来的批评，认为不够真诚。田中角荣则解释说，从日文角度讲，“添麻烦”确有谢罪之意。经过会谈和磋商，最后在联合声明中表述为：“责任”“深刻的反省”。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两国邦交正常化。
    “乒乓外交”起于1971年3、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中断了两届后，中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世乒赛上回归。在此之前，中国队收到国际乒联和日本方面的多次邀请。当时的国际乒联主席罗伊• 埃文斯曾与周恩来接触，并对他说，中国需要通过体育运动形式的交流与世界联系。由于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参赛将牵涉到“五国六方”的国际关系，所以国内许多人主张中国还是不参赛为好。在这关键时刻，是周恩来总理果断地指出：这次不去，将为以后出去参加比赛增加更大的麻烦。因此他立即向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报告，阐述了我国参加世乒赛的政治策略。毛主席批示“照办”。中国乒乓球队终于在1971年3月21日赴日参赛。
    正是“乒乓外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中美建交打开了一扇大门。1971年7月8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秘密登上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抵北京。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7月16日，双方发表了会谈公告。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候访问中国。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这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20世纪70 年代末，邓小平抓住机遇，促成中美于1979年1 月1 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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