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闯新路、结合实际谋发展。党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也就是“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前后首先系统提出和创立的。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期，就自觉不自觉地走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道路。在以后领导红军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各地波澜壮阔的农村土地革命的兴起，使他的这种认识不断加强。1928年下半年，他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岗山的斗争》等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建设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其光明的发展前途，并提出了著名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到1929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雏形已形成，并显示旺盛的生命力时，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更加坚定了，并最终在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上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古田会议决议回答了中国革命在农村中建党建军的必然性问题，回答了党和红军在长期农村游击环境里应该并且能够无产阶级化的问题，回答了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共产党完全能够领导农民游击战争的问题，冲破了苏联模式、共产国际教条、“城市中心论”的严重束缚，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后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为毛泽东同志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古田会议结束不到一星期，毛泽东在古田赖坊协成店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光辉篇章，这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初步形成。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正是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因循守旧，不束缚于条条框框，才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我们更加需要开拓创新，勇闯新路的豪迈勇气。

    ──敢于胜利，星星之火可燎原。自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之后，党内和红军内部不少人仍然对革命前途表示出悲观情绪，一部分同志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到了1929年年底，这种悲观情绪依然在党内和军内弥漫。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1930年1月5日，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光辉文献中，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从长远的角度分析了战争的规律。在信中，毛泽东指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文章谈到：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保留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中不断壮大革命队伍，只要革命的火种不灭，火势不断。革命战争就会最终取得胜利。经过近20年的艰苦斗争，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终于星火燎原，解放了全中国。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我们同样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但我们的事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只要坚定信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我们就一定会星火燎原，实现中华民族壮丽宏伟的伟大复兴！

    古田精神的内涵“突出核心、党的建设是关键，党管武装、人民军队忠于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摸实情，勇闯新路、结合实际谋发展，敢于胜利、星星之火可燎原”，是辩证统一，相互联系，互为整体的。其中加强党的建设是根本，是我们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有一支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军队，确保国家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保证；深入基层，了解具体情况是做好每项工作的基础；因地制宜，开拓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事业取得新业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前提；敢于胜利，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满必胜的信心是事业成功的源泉和不竭动力。7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社会各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古田精神依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古田精神的深刻内涵依然有着重要和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