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及王稼祥同志是对革命有功的人，“他是从教条宗派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在长征中，王稼祥是“遵义会议”的策划者和倡导者，在“黎平会议”上就与机会主义展开不懈的斗争，为确立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党内领导地位不断巩固，促成“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撤销李德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参与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以后，在苟坝会议上，作为中央最主要领导机构“三人团”，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指挥红军实现战略转移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

    【关键词】王稼祥“遵义会议”“三人团”“对革命有功的人”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1]

    在73年5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又说：王稼祥是“有功的人”,“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以后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博古等人的军权”。[2]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遵义会议”还是“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三人团”），王稼祥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王稼祥是“遵义会议”的策划者和倡导者

    1931年以来，作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参与领导和经历了第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喜悦，品尝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苦果，正反的经验教训，使王稼祥更加强烈的认识到，第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实行毛泽东同志“诱敌深入，先打弱敌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打他弱点，各个消灭敌人，达到全局胜利”[3]的战略战术思想指导的成果。第五次“反围剿”由于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据领导地位，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特别是1934年4月广昌战役之后， 使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史称二万五千里长征。“为策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4]当时中央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5]湘江之战，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部主任的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负伤，“他是中央领导同志中真正在战场上负伤最重的一位”，[6]是躺在担架上走完长征路的我党我军高级领导干部。伤痛的折磨，比不上对红军前途的担忧，王稼祥反复思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和对红军前途的担忧，与因病也坐担架的毛泽东同行，商讨红军前途的一些重大问题，王稼祥认为要挽救红军目前被动局面，必须重新审视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回到毛泽东同志正确军事路线上来，王稼祥的建议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认可，接着王稼祥又同张闻天同志交谈，取得一致意见，正如周恩来同志回忆时谈到“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张闻天）的支持，[7]时任红军第一团政委的聂荣臻同志因脚伤感染化脓坐担架与王稼祥同行，王稼祥说:他参加的“反围剿”战争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主要是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他认为应该让泽东出来领导。对李德博古十分不满，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王稼祥意见得到聂荣臻的支持和赞同，聂荣臻说“我完全赞同，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8]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历史的必然，人心所向，但是“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9]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同志回忆时说“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说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聂荣臻因脚伤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和朱德“这次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意见”。[10]

    二、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的王稼祥

    身受重伤的王稼祥不顾身体的伤痛，在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履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责，参加中央军委和政治局的一切会议，并在会议上坚持在“宁都会议”上的观点，明确提出要以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部署指挥红军战斗。

    1934年12月上旬，红军翻越老山界 ，中央领导内部发生矛盾，焦点是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造成的”，[11]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 ，在中央领导层，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这时，大家与博古、李德分歧越来越大。

    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在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同志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12]会议决定到遵义后，开会讨论第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

    接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局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改变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包办的状况”。[13]

    黎平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采纳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是王稼祥建议“开个总结会，把他们（李德、博古）轰下台”的前奏，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打下了基础。

    三、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关键一票

    红军攻下遵义城后，王稼祥和毛泽东、张闻天被安排住在遵义  城古寺苍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14]在居住地，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对即将召开会议的发言进行了探讨，并研定了发言提纲，因张闻天同志当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讲话有一定说服力，为此，张闻天同志综合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准备了发言提纲。在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张闻天（并代表毛泽东、王稼祥）作反“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15]在会上，王稼祥不顾伤痛作了简短发言，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上个人专制的恶劣作风，并且建议：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应参与军事指挥。[16]

    遵义会议历时三天，最后作出下列重要决定：

    1、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2、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
    3、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担任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根据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多数人发言中提出的意见，由张闻天同志整理，形成了《中共中央对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 总结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人民战争基本原则，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发展惩办主义，压制不同意见，粗暴恶劣作风，明确指出：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博古、李德“承担主要责任”。[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