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江战役后，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率红一军团北上，向宁都集中。
    毛泽东设想，向闽西发展，向东发展。苏区中央局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
    4月3日，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分别由长汀、信丰出发，向龙岩、漳州前进。4月10日，攻占龙岩城，歼灭国民党军约一个多团，俘680多人，缴枪900多支。
    4月20日，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攻克漳州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1647人，缴获各种枪2100余支、各种炮6门、子弹13万发、炮弹4900发、无线电台一部，还缴获飞机两架，其中一架能飞，红军曾用它飞到厦门上空散发传单。这次胜利影响很大。
    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误的？打漳州是正确的？这引起王稼祥深深的思考。他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符合实际情况，因而取得胜利；而临时中央的指示完全脱离实际，只能到处碰壁。
    当时的红一军团政委、经历过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对此做过精辟的分析：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争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

    东路军回师后，红军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3个军团，朱德兼总司令，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并未担任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行动。
    7月21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鉴于中央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等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

    8月初，王稼祥、周恩来等领导人参加了中央局召开的兴国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北上消灭乐安、宜黄、永丰之敌，并对红军进行整编。8月8日，决定在前方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同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出通令，宣布：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

    红一方面军接到中革委命令后，佯作向西行动，主力却隐蔽急行北上。王稼祥随军行动。红军连续行军一星期，于8月15日开抵同敌军相对的拓携、东韶一线时，对方还毫未察觉。第二天，红军出敌不意，突然发起攻击。17日攻占乐安。20日攻克宜黄。23日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是在周、毛、朱、王指挥下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战役。这一仗，行动隐蔽，速战速决，各个击破，一周内连克三城，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虏5000多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支和一批军用物资。南昌、抚州大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