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心目中的王稼祥 |
2008-01-30 15:3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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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聂皖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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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是一个全党、全军熟悉的名字，也是令全党、全军崇敬和骄傲的名字！1981年7月1日，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中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党的卓越领导人时，就列入了王稼祥的名字。
翻开党的史册，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伟人毛泽东和王稼祥的名字，经常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王稼祥；中国革命每每处在紧急关头，都有王稼祥发挥的重大作用。
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来临之际。毛泽东想到了王稼祥，恳切地对王稼祥说请你写篇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吧！
王稼祥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和研究，这在党内是出了名的。毛泽东了解王稼祥。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王稼祥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很深的政治家，熟悉党的历史，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看问题，有他自己独特的视觉；分析问题，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判断问题，有他自己深邃而卓越的思想。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来临之际，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了王稼祥，他要王稼祥亲自执笔写一篇纪念党的生日的大文章。
1943年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特意来到延安枣园王稼祥的住处看望，警卫员张志赶忙搬了两把椅子让他们坐下交谈。毛泽东对王稼祥说，党诞生22周年的日子快到了，是不是请你写篇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王稼祥询问应该从那些方面写，并谦虚地说：“我还没个准备哩！”这时毛泽东说，22年来的历史你都知道，就从总结经验教训，再针对目前党内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写吧！王稼祥说：“好，让我想想看 。”
王稼祥不辜负毛泽东的期望，接受任务后，很快进入写作状态。警卫员张志回忆王稼祥撰写文章的经过和情景时说：“他接受主席的建议之后，就开始忙着翻阅书刊，查找资料。这段时间差不多每晚都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有时直到天已大亮才休息。那时延安生活条件很艰苦，一盏小煤油灯若明若暗，时间一长，窑洞里烟雾弥漫；加上他在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腹部受的重伤一直未愈，伤痛隐隐发作，经常一边捂住肚子上的伤口，一边伏案疾书。”
7月5日，文章写成。王稼祥把写好的文章交给张志， 请张志送给毛泽东审阅。第二天，毛泽东就批给报社立即发表。过了两天，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载了王稼祥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
王稼祥在这篇文章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被载入中国共产党和近代中国的史册。王稼祥写道：“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王稼祥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同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后便积极的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二十二年如一日，其中参加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最近六年来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便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毛泽东思想也是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生长起来成熟起来的。”文章还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和成熟过程中的规律性，指出：“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和中国民族解放的敌人的斗争中生长起来，并且是在和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累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难能可贵的是，王稼祥在文章中，同时指出了“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充分体现了作者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的。
1943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中，把《解放日报》7月6日刊载的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和7月8日刊载的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列为干部和群众学习的参考文件。在这之后，《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逐渐为中共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和使用。在党内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等概念的情况，逐渐多起来了。到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正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下来，并且写进了党章。
1991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作了认定。指出：“在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论述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王稼祥于1943年7月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
二、王稼祥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落选了，毛泽东在向全体代表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中专门对王稼祥的落选问题“要说几句话”。
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王稼祥因负伤而引起的疾病复发。1943年2月间，他的带伤性肠胃病发作加重，到了不能再带病工作的地步。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作出决定：王稼祥因病休息3个月。
1943年春季，王稼祥的住处由杨家岭搬到枣园，同毛泽东、陈云的住处同在一排窑洞，左右为邻。王稼祥在病休期间，仍不间断地阅读文件、电报和各种报刊，有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还前来商谈问题。不过，繁重的工作可以不做，很多会议可以不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4年9月7日至10月6日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标志着中央政治局的整风进入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王稼祥因病未能参加这次会议。
1944年春，王稼祥的病又犯了，炎症发作，进食困难。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的任务有两项，即准备七大和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王稼祥因病亦未能参加这次会议。
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王稼祥，更没有忘记征求王稼祥对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的第三稿的意见。毛泽东于3月29日，函告七大副秘书长李富春：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今日印50本，“给参加七中全会的每人一本，叫他们收到即看，附白纸一张，请他们再写意见，于31日开会时带交。给陈绍禹、冈野进、王稼祥各发一本”。
王稼祥收到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后，认真阅看、思考。接着，于4月15日又收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修改稿，在3天内他连续看了两遍。看完这些征求意见稿后，王稼祥于七大召开前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表明自己对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七大政治报告的态度和具体意见，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待自己缺点错误的反省精神和反省方法。
王稼祥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是1945年4月17日写的。信中说：“七大政治报告是救国建国的纲领，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史的大纲。这两个文件，我都完全同意。”信中着重指出：“对于我，对于一切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这个文件是一剂诊治思想疾病的良药，既有特效，又无副作用”，应当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与党的批评。又说：“我因连年犯病，不能参加过去的与现在的讨论，不能很好地检讨过去自己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补偿过去的错误，这对于我是一件遗憾的事，但也莫可奈何的。假若将来身体能够恢复健康时，再去补做这个工作吧。”王稼祥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是1945年4月22日写的。信中着重谈了检讨自己错误的一点经验，作为对前一封信的补述。“上次信中说到对党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应采取严肃的态度。”“严肃的态度就是先抛开一切荣誉、责任与舆论，先抛开自己的主观，来看问题的本质，来看客观。即：自己在一定时期一定地点所主张所实行的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是否有利于革命。”信中说：“对自己检讨之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过程，是我在病中长期回忆的一点经验，这对犯原则错误的同志去想问题，或者会有一点帮助。这对党检阅任何一个政策的经过，或者会有一点参考价值。”“党严肃地检讨过去历史问题，每个个人也应严肃地对待自己。”毛泽东接读王稼祥的这两封信后，甚为重视，于5月2日作出批示：“此两件请富春同志印发到会代表。”
但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落选了。七大在进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议程后，经各代表团的提名、酝酿、讨论和预选，王稼祥由七大主席团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七大代表总共实到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无表决权）。6月9日，七大举行第十九次会议，选举正式中央委员，王稼祥得204票，不足半数。
王稼祥的落选，无疑与他因病未能参加完延安整风运动的全过程，也未能参加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党的七大有关。代表们在讨论中央委员候选人时，有相当多的代表对他缺乏了解，也有的代表对他写的两封信不满意，认为写得太简单，对他产生了误解。当然了解王稼祥的人也不少的，如陈毅当时在华中代表团讲到遵义会议时，把王稼祥比作楚汉之争中的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也就是起了这样的作用，他那“一票”是举足轻重的。王稼祥没有当选，这使毛泽东感到意外，心里很不安！
6月10日，七大举行第二十次会议，当七大秘书长任弼时作关于正式中央委员选举开票经过的报告、副秘书长李富春作关于正式中央委员选举开票结果的报告后，毛泽东向全体代表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报告中专门有一个问题，是对王稼祥在正式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问题“要说几句话”。他说，王稼祥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但是他是有功劳的，并一件一件地列举了他的功劳。
毛泽东说，王稼祥的功劳主要有这样几件：第一，四中全会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3个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1939年巩固党的决定，1941年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党的领导一元化决定、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及建军的四号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
毛泽东说：“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他这次写给我的信，已发印给大家看了，有的同志说写得太简单，但是他的确是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恳切地对代表们说：“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原来不大了解王稼祥的代表了解了，使原来比较了解王稼祥的代表加深了了解。
毛泽东报告后，大会进行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6月11日，七大公布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结果，选出候补中央委员33人，按得票多少先后为序，王稼祥以名列第二当选。
4月中旬，由于七大正式中央委员落选，朱德、彭德怀、李富春、杨尚昆等先后来到王稼祥的住处看望，一方面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一方面怕他心中难过而来安慰。王稼祥笑着迎接大家，处之泰然，对杨尚昆说，没有选上没关系，我身体有病，选上了不做工作也不好。王稼祥能够如此平静地对待落选一事，这充分体现出他把党的利益、人民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的宽阔胸襟和高尚情操。
三、毛泽东对王稼祥的伤情和恢复健康一直牵挂于心，曾先后两次决定王稼祥去苏联治疗。
王稼祥于1933年4月27日，在江西省乐安县谷岗村，因国民党军队飞机轰炸，弹片打进腹部而负伤。当时，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庆祝胜利，进一步鼓舞部队的战斗情绪，总政治部在江西省乐安县谷岗村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政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都参加了会议。正当周恩来讲话时，突然飞来6架敌机，对作为全场的祠堂滥施轰炸。很多同志脱险了，王稼祥却不幸负了重伤，弹片打穿了他的肠子，耳膜也被震破。
王稼祥负伤后，经检查，发现他腹部有多块炸弹碎片。他忍着剧痛，让电动磁铁吸出弹片，而留在肌肤深处的碎片仍无法取出。后来，在瑞金后方医院照X光以后，“弄清了弹片在右肠骨窝上。当时，王稼祥同志已发生右下腹的局限性腹膜炎，右肠股脊内侧有脓肿。由于当时只切开引流，没有把弹片刮出来，腐骨为清除，一直流脓，只好每天换绷带”。由于战争环境和医疗条件的限制，王稼祥的伤未能根本治愈，带来了终身痛苦。
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王稼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当时担任中央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军的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在反“围剿”的战场上负重伤，这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实属罕见。正如著名红军医生王斌所说：“王稼祥是中央领导同志中真正在战场上负伤最重的一位，差一点牺牲了。”
王稼祥负伤时才28岁。以后40年，王稼祥在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不息的征途中，同时也坚韧、刚强地同伤痛和疾病作斗争。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对王稼祥伤病的恢复一直很关心，曾先后两次决定王稼祥去苏联治疗。
第一次决定王稼祥去苏联治伤，是在长征胜利结束后，党中央在陕北保安作出的。一年前，即1935年5月中央红军夺取泸定桥后，陈云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派往上海，去恢复党的秘密工作，不久又受中央委派于9月间由上海到达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陈云到达莫斯科后，汇报工作时讲到了王稼祥负伤的情况。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对此很关心。1936年7月3日，当共产国际接通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的第二天，中共代表团即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询问王稼祥的健康状况。7月11日，中央书记处复电说：“稼祥病非开刀取出子弹，不能根本解决。”
1936年12月上旬，毛泽东、周恩来派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王稼祥去苏联治伤。行前，毛泽东对贺诚说：“你的任务就是护送稼祥同志到莫斯科，送到之后就回来。”刘伯承、聂荣臻嘱咐贺诚要好好照顾王稼祥。
12月4日，中央再次致电共产国际和中央代表团：“此间军委及毛决请王稼祥同志为正式代表常驻你处并兼医伤”，并告知王稼祥已经到达西安。
王稼祥、贺诚等人离开保安前往西安后，几经辗转，历尽艰难险阻，方到达上海，然后从上海乘船去苏联。王稼祥是1937年7月初到达莫斯科的。这期间，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陈云对他的病情一直萦怀心头，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周密的安排。贺诚自始至终护送王稼祥到苏联，恪尽职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
王稼祥到莫斯科不久就被送进医院开刀。经过手术，拖了4年多的留在腹部的炸弹碎片和腐骨，终于被清除出来了。
第二天决定王稼祥去苏联治伤，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亲自作出安排的。其实，在抗战取得胜利之前1943年9月，毛泽东就考虑到让王稼祥再去苏联治病的问题。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给在重庆的董必武的电报中，要他在同国民党谈判时，“如有机会，你可顺带交涉王明、王稼祥等大小七人乘这次苏联来延飞机去苏联治病。此间亦经过联络参谋向国民党交涉。如得许可，苏机当可照办。”后来并没有实现这个方案。王稼祥在延安中央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仍回枣园住处治疗。
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王稼祥同朱仲丽、警卫员张志离开延安王家坪前往北平。按照中央的安排，他们这次是利用国共和谈的机会，到医疗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医院，好好检查一下病情，对症治疗。这次是以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顾问的名义，在延安乘坐美国军用飞机前往北平的。3月，在史书翰医生的陪同下，到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今北京人民医院）检查病情。经肠胃部位X光透视和拍片，结果显示为肠子狭窄，但不影响食物通过，只是蠕动不大正常，不需要动手术；在肠胃前骨髓上有一颗比豆粒小点儿的碎弹片，但也无碍健康。王稼祥后又感到腰部灼热、疼痛，难以忍受，在腰部杯口大的红肿处很快出现溃疡面，他再次到中和医院检查。经诊断，使X光三度烧伤。医生们认为，X光烧伤是肌肉和皮肤细胞被烧死，一时很难恢复生长能力，只有动手术，进行植皮。经请示中央同意后，他们决定转到解放了的张家口，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进行治疗。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安排王稼祥到张家口陆军医院（后改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治疗。毛泽东又从延安派著名外科医生周泽昭前来给王稼祥治病。
1946年4月11日，朱仲丽向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发电报告王稼祥病况。电文说：“稼祥近日病况无进步，因营养不能摄取，更形衰弱，又因疼痛之刺激过大，精神有些异常，自觉不久于人世。”
王稼祥此时的病况，更加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4月12日，毛泽东亲自拟电致聂荣臻转朱仲丽：“早向远方交涉尚未见复，现又再去交涉，俟得复即告你。”“请你代为问候稼祥，要他忍耐等候。”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转去朱仲丽电报，通报王稼祥病况，提出“去苏医治有无希望请交涉见复”。
4月13日，毛泽东收到周泽昭关于王稼祥病况的报告。4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转去周泽昭电报，再次提出：“请转告友方并交涉出国医治有无可能。”
5月16日，中共中央来电称，苏联已同意去彼处医病。电文如下：“聂转稼祥：远方已同意稼祥及妻赴彼处医病，并将派飞机到张垣来接，望作准备。飞机来张垣的确切日期另告，但飞机未到张垣前，应绝对保守秘密。请即将张垣机场方位及标记电告。”
5月18日，聂荣臻致电中央：“稼祥同志病势已逐渐好转，在极其紧张的形势下目前远方飞机似不宜来张，以免发生国内外的麻烦，请中央考虑并请电复。”
5月19日，毛泽东发出询问王稼祥是否乘飞机去苏联就医的电报：“聂并转稼祥同志：关于派机接稼祥赴苏治病，自我方交涉后，彼方考虑已久，初则顾虑国际环境，要稼祥夫妇去外蒙登机，但现在已无此种顾虑，决定派机直飞张家口。因此现在只有一个稼祥身体能否坐飞机的问题，请稼祥自己决定告我，即可告远方派机来接。我意只要身体勉强可以乘机，以去苏医治为上策。”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关心非常感激。他在5月21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说：“我现在可以勉强坐飞机了，决心去远方治。”
王稼祥夫妇从中蒙两国边界的机场坐直升飞机抵达乌兰巴托，第二天飞抵莫斯科。经苏方安排，王稼祥很快住进了皇宫医院。医术高明的苏联医生对王稼祥的X光烧伤溃疡做了切除手术，敷上了专门配制的药，效果很好，伤口很快长出了新肉。出院后，稼祥被安排到一所疗养所疗养。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王稼祥康复，脸庞上的肌肉丰满了，人也变得年轻了。1947年5月，王稼祥夫妇告别莫斯科，乘火车回国到达哈尔滨。根据中央的决定，他留在哈尔滨工作。随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领导哈尔滨市委工作。王稼祥由于健康状况大有好转，立即精神抖擞地投入工作。
四、“文革”中王稼祥落难，身心受到摧残和折磨，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出面保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他是有过功劳的人”。
毛泽东第一次出面保护王稼祥，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得知王稼祥遭受诬陷迫害得情况之后。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王稼祥就遭到康生等人的诬陷迫害。1966年6月中旬起，康生带着王力几次到中联部看大字报，向部机关干部作“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说中联部“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应该是批判斗争王稼祥，王稼祥是提出“三和一少”问题的代表人物，应该把他批倒批臭！他诬陷王稼祥是“定时炸弹”，说“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联部机关的造反派在康生的煽动指使下，大字报“万炮齐轰”，矛头对着王稼祥。他几次被架到中联部看大字报，接受批判，揪斗时又挂黑牌子又坐“喷气式”，使他从精神到身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折磨。
王稼祥遭受如此的摧残与折磨，毛泽东知道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很快出面予以保护。就在“万炮齐轰”王稼祥期间，伍修权参加中央的一个会议。休息时，周恩来把伍修权找到跟前，对他说：“毛主席有过指示，王稼祥同志是有过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周恩来接着对伍修权说：“修权同志，你是了解王稼祥同志的，也了解中央对他的态度，你应该出来替王稼祥同志讲讲话。”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伍修权回到中联部，很快召开了部机关17级以上干部大会，向大家介绍王稼祥对党的重大贡献，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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