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代表作《历史研究》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红军长征，作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重要事件之一，无疑值得放到一个宏大的背景中去解读。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成为深入陕甘苏区采访的第一位西方记者。经过4个月的扎实采访后，斯诺回到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撰写了许多具有轰动效应的通讯报道。他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已有10多年奋斗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及诞生近9年的中国工农红军，似乎直到这时才被世界发现。

    习主席深刻指出：“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跨越时空，跨越民族，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90年来，世界范围内关于红军长征的研究和著述层出不穷，慕名前来寻访长征路的人络绎不绝。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透过曾经的那些世界目光，我们依然可以倾听到红军有力的脉搏与坚毅的足音。

    从世界目光中，我们看到红军“只要跟党走，就能得胜利”的坚定信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为理想活着的人，就是这种精神被高度唤起的人。”1984年，埃德加·斯诺的老友、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戴着心脏起搏器重走长征路，写下《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这部著作中他如此感慨：“在红军决定战略转移的事实公开之后，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去何方，没有人知道走到哪里才是尽头。很明显，能不能对党领导的决定强化认同和坚决执行，是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

    从世界目光中，我们看到红军“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的英勇不屈。“在我们走近大渡河时，曾经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1981年，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参观完大渡河后，在《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中描述道：“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之汹涌翻腾的旋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试想，这样一条平常状态下的河都让人不由得“打寒战”，更不用说对当时遭遇前后敌兵夹击、物资供给紧张的红军而言，跨过这道坎何其之难。

    从世界目光中，我们看到红军“烽火连天际，军民共死生”的鱼水情深。长征路上，红军一路战斗，一路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很大的力量来自沿途的普通群众，很大的力量来自深厚的军民鱼水情。正如意大利诗人瓜格里尼谈及长征时所描述的：“他们是些善良的，志气高、理想远大的人，交不起租税走投无路的农家子弟，逃自死亡线上的学徒、铁路工、烧瓷工，飞出牢笼的鸟儿——丫鬟、童养媳，有教养的将军，带枪的学者、诗人……就这样汇成一支浩荡的中国铁流，就这样一双草鞋一根土枪，踏上梦想的征程！”

    从世界目光中，我们看到红军“守纪坚如铁，居艰朴若初”的优良作风。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曾被红军当作“间谍”扣留，随同红六军团一起参加了长征。根据这段经历，他撰写了回忆录《神灵之手》，这本书比斯诺的《西行漫记》还要早一年出版。数十年后，在英国教堂的一次讲座里，曾有人问他：你认为红军不是土匪而是一支正规的军队，是否意味着他们纪律严明？他肯定地回答：“是的。他们的纪律非常严明，组织非常有序。他们不准吸食鸦片”“他们规定在穷人、教徒尤其是妇女面前，举止要得体。吃别人东西要付钱，借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