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战略主动地位，中国共产党决心进军东北。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先期进入东北的部队在进驻沈阳时，因为军衔问题经历了一番波折。为此，中央政治局特地为派遣赴东北工作的彭真、陈云等人授予了相应的军衔。这次授衔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军衔制度的一次有益探索。

    中共抢占先机进军东北。经历了长达14年常年累月的抗战，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道，都在热切期盼国内和平局面的到来。然而，国民党当局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一面要求在华日军向国民党军队缴械，一面进军江南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挑起内战的企图昭然若揭。

    在东北，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斗争赢得了东北人民的信任。国民党军队主要部署在南方，一时难以进到东北，而冀热辽解放区与东北相连，胶东解放区与之隔海相望，这就使中共进军东北占据了地理上和时间上的双重优势。另外，东北地区有着较好的经济实力和工农业基础，又紧邻着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中共能够在此建立根据地，那么将会改变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的局面，获得谋划长期发展的广阔空间。为此，中共在召开七大时就提出了争夺东北的战略设想。

    1945年8月，苏军入境东北后迅速控制东北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盘踞在东北长达20余年的日本关东军全部被解除武装。苏军的到来为中共争夺东北带来良好契机。就在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命令，要求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等部向辽宁、吉林、热河、察哈尔等地进发。一场东北争夺战就此拉开大幕。曾克林、唐凯率东路第十六军分区部队先后扫清山海关外围残余日军，在苏军炮火的有力配合下，于8月30日攻克山海关，随后乘火车北上接管锦州并抵达沈阳。

    曾克林随苏军延安请命。八路军部队进入东北却面临不少麻烦。到达沈阳后，就在战士们欣喜之际，一队全副武装的苏军将列车团团围住，不准他们下车。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随即前往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交涉。苏联红军入境东北后，日本战败投降，苏军在东北地区各主要城市实行管制，苏军军官负有领导职权。当苏军卡夫通少将看到曾克林等人没有佩戴臂章，也没有任何军衔时，认为八路军不是正规部队，便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为借口不准我军下车。

    曾克林据理力争，两次找卡夫通交涉，但都以失败告终，双方僵持不下，谈判陷入胶着。第三次找卡夫通交涉时，双方的情绪越发激动，同去的唐凯把自己的袄袖子卷起来，露出了他1930年在湖北参加红军时臂膀上刺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苏维埃标志，高声说：“共产党！毛泽东！”看到这些，卡夫通似乎明白了这支军队的属性，通过交谈他接受了曾克林的建议，找来一位苏军政工干部格拉钦克一起谈判。最终，苏军虽然勉强同意八路军部队下车，但仍要求他们驻到离沈阳30公里以外的苏家屯去。

    为了顺畅中共与苏联方面在东北的关系，随苏军返回东北的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向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建议派飞机去延安同中共中央直接联系。不久，苏军总司令部指派了一名懂中文的上校卫斯别夫和曾克林于1945年9月14日乘苏联军用飞机飞赴延安。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尚不清楚日本投降后东北的详细情况，曾克林和卫斯别夫的到来解决了难题。当天下午直至晚上，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听取了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

    授衔配合中苏协作。在详细了解到东北的形势以及苏军的态度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下决心全力挺进东北，并当即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东北中央局（习惯上称为“东北局”）。中央政治局决定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等人去东北工作，要求他们立即同卫斯别夫乘苏联飞机一起出发。考虑到与苏军的接洽事宜，临行前中央政治局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为他们特别授予了军衔，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由当时的总参谋长叶剑英宣布了中央这个决定。

    派去东北的干部各有所长，中央政治局按照工作分工为他们颁授了相应军衔。彭真长期在华北地区从事革命工作，有着领导白区斗争的丰富经验。陈云早期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根据地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经验。他们同为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又一起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叶季壮专长经贸工作，在物资管理和经贸往来方面工作经验丰富。在新组建的东北局中，彭真任书记，陈云、叶季壮任东北局委员，三人被一同授予中将军衔。伍修权有一定外事工作经验，早期在苏联留学和工作，此次担任东北局委员，被授予少将军衔。段子俊长期从事党的通讯工作，此次担任东北联络局局长。莫春和主要负责译电工作，此次担任东北局机要处处长。段子俊和莫春和被授予上校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