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方面军电台是党中央派人组建，苏区培养的红军挑大梁：

    现在很多人不了解红军的电台，10号座谈会会场上就听见有媒体的人说，我军的电台工作都是由国民党解放人员担任的。四方面军的电台是党中央上海特科派人来组建，学员大多是红军和革命队伍中选派的，我父亲就是1931年从游击队长入选来的第一期学员。一、四方面军电台合并前，四方面军5个电台的台长，除了2个是上海党中央派来的，其他都是从苏区红军里培养出来的。

    现代战争打的是科技战、电子战，其实32年2月四方面军第一部电台就在河南新县诞生了，他一面抄收国民党中央社新闻，一面联络上了其他根据地，并通过中央根据地电台与上海党中央转报。分割的根据地能互应、互通、政一、配合作战意义重大。后来逐步发展到长征中每个军差不多都配了电台。可以说，电台的通信、情报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红军时期电台的通信、情报工作作用也是非凡的。红军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到川陕根据地，从一万多人打成八万人，电台情报功不可没，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是与几倍于我军的敌人作战，一个情报的截获，就灭敌三万多。中央红军在长征危难中，四方面军电台及时传递破获的敌情，使其转危为安……

    三、红军电台工作红小鬼担当重任：

    我父亲是四方面军第一部电台的党支部书记，四方面军到西路军之前办过4期无线电训练班，他也是这4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党支部书记，他在1982年《通信兵部关于红军时期四方面军电台、通信工作录音》中提到过身边电台红小鬼的事。

    由于电台报务技术的特殊性，选调学员除了政治可靠、有点文化基础外，年纪一般要十几岁。这些13,4岁，15,6岁的小兵，他们有前方战士，还有许多是首长的警卫员、勤务兵，经过技术学习、淘汰和战争历练，不少人成长为电台技术骨干，台长，有的后来成为开国将军和电子工业战线大梁。他们是红军时代电子战的精英。

    电台工作非常辛苦，没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上不了机，上去了也顶不下来，机器经常24小时工作，有时晚上值班，白天还要行军，到宿营地，别人休息，电台要架线工作。军情繁忙时几天几夜不睡觉是常有的事。听四方面军第一部电台机务员王清生叔叔说，“你爸爸爬到房子墙上去架线，一会儿没动静了，原来在墙头上睡着了。”部队战士作战是中弹牺牲，而电台人员许多是累死的，上海党中央派来组建电台、搞破译立过大功的蔡威同志，就是长征途中疲劳过度又营养不良得病去世，80年代初我父亲写过纪念他的诗。1933年9月在四川通江办的第3期学员中，原陈昌浩警卫员郑天杏、原李先念勤务兵詹小宝都因劳累得病，一个死于过草地前的丹巴，一个死在查理寺草地边上。这些是红军中非常宝贵的技术人员，我父亲录音里痛心地说：“这两个人都很可惜，这都是满好的小伙子！”

    残酷的战争中，这些手里没枪的青少年学员往往要面对残酷的现实，1932年3月在鄂豫皖新集办的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共有30来个学员，开学不到4个月，国民党以多于红军40多倍兵力围剿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了，学校转移在过安徽挥旗山时打散，最后只剩下4人。

    残酷的战争中，这些小鬼又是幸运的，因为只要环境允许，电台从台领导到党组织对报务员小鬼是呵护的。第二期剩下学员中有个叫徐明德的叔叔，河南新集人，13,4岁当兵，原是黄超的勤务兵，个子很小，身体很弱，经常得病，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陕根据地4-5千里地的路上，我父亲说行军过河经常背着他，到宿营地给他弄热水烫脚、搞干粮。晚上睡觉电台的两个女报务员就把烧的迷迷糊糊的徐叔叔夹在中间。1935年4月在四川中坝徐明德任四方面军电务处电台第5台台长，后来是海军参谋长，开国少将。1934年4月四川通江办的第4期学员唐士吉，四川人，是这期学员中的业务尖子，西路军过黄河时他是我父亲电台8台报务员，后来是四机部第十研究院副院长，今年刚去世。去年我去看他，唐叔叔得过两次脑梗话都说不清了，但他动情地说：“不知道局长宋侃夫的墓地在哪儿？我要去看看他，不是他我活不到今天。”西路军石窝分兵后，15，6岁的唐叔叔从马背上摔下来胳膊断了，三局局长宋侃夫用自己的马驮着他走出祁连山，最后到达新疆星星峡。我们知道，在祁连山零下40度的天气里，西路军战士没吃没喝没穿没子弹，我问唐叔叔冷吗？饿吗？他比划着说没觉得，穿翻毛羊皮，有牛羊肉吃。我认为是局长台长们在尽力照顾小鬼们。他说:“我是沾了岁数小的光了，不是30军在前面打着开路，局长在前后顶着，你爸爸他们在后面打游击掩护，我们根本走不出来祁连山！”

    四、红军电台器材奇缺，报务员训练条件艰苦

    红军初期，在苏区根据地组建电台和培训报务员条件困难，完整的电台要靠缴获敌人的，修配用电讯器材和培训器材奇缺， 1931年2月电台成立，我父亲在黄陂县北的苏区镇子河口购买了电台急需的铅笔、纸、电键、电线、干电池、电话机；4月我父亲参加了军委特务队，化妆到汉口，通过商贩和地下党采购到电子管、元件、蓄电池、电动发电机和一部50瓦电台的全套元器件，还有训练用耳机、插件等几批电台需要的电子器材和培训材料，直到1932年8月第四次反围剿四方面军撤离新集后才回到电台。

    战争年代，红军电台报务员培训条件很艰苦，四方面军1934年4月在四川通江办的第4期电台报务员训练班30多人，这时是反敌人六路围攻，红军天天行军打仗，这批学生转移到万源县洪口山沟子里，我父亲说看见他们训练一个班只有一个电键，没有蜂鸣器用风琴代替，向西转移行军就抬着大风琴。后来有了个蜂鸣器声音不够大，就用大脸盆扣起来增音。这么困难的训练条件下，这批精干的小伙子后来许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我知道的有刘澄清叔叔是邮电部副部长，胡正先叔叔是总参三部副部长，邓国军叔叔是电子部司长，唐士吉叔叔、胡时全叔叔各是原四机部研究院院长、六机部研究所所长……